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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2013年春节仅剩2天时,已在家休假多日的辽宁大学某科室处长张建伟（化名）接到了一个长途.从北京打来,对方是他曾教过的一位学生.“母校有没有接到上面通知,在2014年秋季实行研究生全自费?”
“没有听说.”张建伟略感惊讶,放下后他仔细阅读了国务院刚刚发布的这一新政.张建伟所在的辽宁大学是一所省属高校,几年前刚刚评上“211”.在他的记忆里,国家曾在2005年、2009年先后传出过类似消息,当时学校老师也对此有所议论,但这一政策一直未在地方院校落地,“看来这次是来真的了.”
2013年2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决定从2014年秋季学期起,向所有纳入国家招生计划的新入学研究生收取学费,与之配套的是逐步完善研究生奖助政策体系.至此,持续了近20年的研究生收费机制改革完成了从试点到部委直属院校、再到地方高校的全盘布局.
布局多年
无论从研究生“非义务”教育的属性来讲,还是从国际高等教育的财政体制来看,研究生收费已是大势所趋.
值得注意的是,从2012年起,国家针对地方院校的研究生培养加大了财政补贴力度.在这一年,辽宁大学的公费研究生每月可领到补助260元,而往年这一数字则为200元.此外,部分优秀研究生一学年可获得三个不同等级的奖学金,硕士生最高2万元,博士生最高则可达到3万元.
辽宁大学学生处教师李琦（化名）认为,国家在2012年突然加大对地方院校研究生的补贴力度,这绝非偶然,很可能与国家布局研究生自费的策略有关.
目前我国研究生的培养方式分为计划招生、自筹经费、委托培养等多种模式.在教育经济学领域,研究生教育被视为学生的一项教育投资,尤其对于已经成年的考生来说,研究生培养已超出义务教育范畴.
长久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由于肩负一定的“国家使命”,一直由国家负担培养经费.有评论指出,这反映出我国早期对研究生批量化生产的迫切要求.
早在2005年前后,一则非渠道披露的研究生取消公费的消息就曾在各大高校及媒体引起轩然大波.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在于当年1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曾强调,推进研究生成本分担制度,深化研究生招生和选拔制度改革是当年教育部的重点工作之一.而研究生收费是个“很敏感的问题”,目的是要减少自费研究生收费的人数、钱数.
2006年,包括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内的三所高校率先成为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试点.2007年,试点学校扩大到17所.
2009年,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研究生培养机制试点工作的通知》.该通知已明文做出“于2009年将改革试点范围扩大至所有部（委）属培养研究生的高等学校”的决定.至此,部属院校研究生名义上于2009年全面取消公费.
新教育的不公
对于这项改革,储朝晖认为,教育部的决定是比较理性的,其最主要的作用是对目前虚高的研究生数量及学术贬值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抑制.在学校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如果导师的课题经费不足以对学生给予一定程度的补助,那么高额的学费势必会令一些学生望而却步.
储朝晖指出,扩招给研究生教育带来两大问题,首先是师资力量不足,其次是就业难.因一些学校师资力量不足已经不具备招收某专业研究生的条件,但在招生利益的驱动下,很多学校还是硬着头皮广收学生,“这是不理性的.”
从事学生辅导工作近20年的张建伟认为,研究生取消公费对于地方院校的招生工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一些优秀生源可能会因为地方高校取消公费名额而流失.地方大学原本在办学实力上较部委直属大学存在差距,如果取消公费,其吸引力会大打折扣.”
北京理工大学从事研究生培养工作的王雅丽（化名）却提出了不同看法.“研究生每年的报名比例不断增加,但录取人数却相差无几,因此竞争还是相对激烈的.考生的普遍心理是‘能读上研究生就已满足’,很少有人会因为学费问题重新考虑报考院校.”
李琦更关注的则是教育公平问题.“全部实行自费后,‘一考定终身’的陈规终将被打破,奖学金制将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如果奖学金覆盖率窄、补助力度不够,将引发新的教育公平问题,这在地方院校很有可能发生.”
以辽宁省的211院校为例,目前其部分运作经费可依靠省财政部门及省教委按照1比1的比例联合分期下拨,每五年一期.不在“985”或“211”之列的地方院校则享受不到此待遇.
地方大学经费紧张甚至负债累累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就此,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在新政发布不久后便指出,从已经试点的高校来看,由于建立有比较完善的奖学金和助学金制度,研究生求学的压力并没有随缴费制度的实行而增大.但是,随着所有高校都实行收费制度,这一问题就值得引起关注.
“需要注意的是,此前试点的高校都是‘985’高校,这些学校办学资源相对丰富,获得国家更多的投入,因此在设立研究生奖学金和助学金方面,不存在经费问题；而在招收研究生的非‘985’、‘211’高校,就可能因办学资源有限,导致奖学金、助学金的覆盖面低而增加学生的求学负担.”熊丙奇说.
他同时指出,在这次国务院确定的政策中,“财政对国家招生计划内的部门所属高校全日制研究生,安排生均综合定额拨款,并建立拨款标准动态调整机制,逐步提高拨款水平.”同时“设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每年奖励4.5万名研究生.”这两项政策,也都倾向于名校.
以部分院校为例,北京大学在实施奖学金制度后,无论硕、博研究生每年均可获得最低等同于学费的奖学金,而奖学金覆盖率几乎可达到百分之百.而地方省属“211”院校辽宁大学,目前其公自费比例约为7比3.除2012年新增的国家奖学金及生活补助外,该校学生几乎很难拿到导师给予的经费补贴.
曾在北京某著名理科院校就读材料专业研究生的黄明（化名）透露,在诸如北大等名校,某些课题的研究经费最多可达到上亿元,最普通的也可达到二三十万元.而在黄明就读本科的沈阳工业大学（非“985”、“211”地方高校）,其研究生连每月的基本生活补助都不能按时领取到,有时一拖就是半年.导师的决定权
伴随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而来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导师负责制.上述2009年教育部出台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指导教师应按照学校有关规定,以其科学研究工作为依托,或通过争取学校设立的专项资金,为所招收培养的研究生提供资助.”同时给予研究生导师一定的自主权.
自主权的下放,使导师意见在研究生奖学金的评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黄明于2009年考入其就读院校的材料专业,学制两年半.由于入学成绩靠后,黄明在第一学年并没有拿到奖学金.该校当时的奖学金仅设置一个等级,覆盖率在80%左右.获得奖学金的学生等同于减免学费,其余均自费,且每年依据学生的综合成绩不固定发放.
为了争取第二学年能够获得奖学金,黄明和同学开始了刻苦学习.令他没想到的是,导师在学年结束后,竟提出平均分配奖学金,结果引来同学的纷纷抱怨.再后来,奖学金分配又变回综合成绩考核,如此反复几次,黄明便对奖学金考评失去了耐性.
“此外,奖学金评定方法也过于简单,没有体现专业差别和所选课程的难易程度.”在黄明看来,缺少必要的评分系数,易导致奖学金发放的不公平.“如果研究生所修课程比较简单,考分就容易走高,学习成绩也自然较好,更有机会获得奖学金.这对于所选课程或研究方向较难的学生来讲,自然不公平.”
黄明坦言,在其就读期间,奖学金发放的主要依据,已经不是学生的学习成绩、科研成果等综合表现,而是演变成了学生与导师关系的远近,“导师说给谁就给谁.”而导师给予研究生的补助金额,也与导师获得项目经费的“实力”有很大关系.
除了导师负责制,还有一项令许多导师“深恶痛绝”的资助制.早在2008年就有媒体爆料,浙江大学等院校规定导师必须在录取研究生之前,将其招收研究生所需的全部资助经费一次性划入专设的导师账户.这对于科研经费较少的文史、社科专业老师来说,无疑“亚历山大”.
江小燕（化名）在2008年就读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生时,就曾亲眼目睹过该专业集体取消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事件.其原因就在于学校要求博士生导师提前预支学生的学费及研究经费.
“由于古代文学专业的特殊性,导师所获研究经费较少,根本无力满足学校的这一要求.”江小燕回忆,学校在第二年规定,每位导师培养一名研究生,经费由学校承担；超过此数额则由导师自筹,因此好多导师迫于经费压力,将招收名额缩减至一名.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根本
“收费并轨后,各高校其实面临的局部问题十分复杂.”储朝晖指出,诸如导师资助制出现的一些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部分高校在推行收费改革制度时行政化色彩过于明显,没有站在学术科研的角度看待问题.“不同学科之间存在较大差别,诸如文史、社科、师范专业,其研究经费的获取能力无法与理科专业相较；其毕业生在走向社会时,更多从事的也不是经济回报丰厚的工作,有些甚至强调‘社会奉献’.诸如这类专业,有必要保留一定公费名额,以减轻学生负担.”
而收费改革只是培养机制改革的一部分.熊丙奇指出,从2005年我国启动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以来,这一改革就被社会舆论解读为收费改革,这是因为除了收费改革,没有看到其它培养制度的改革.
“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根本在健全研究生导师制.导师资助制在我国高校却遭到不少导师的反对,原因在于国外高校实行以‘学术自治、教授治校’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大学制度,导师在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的配置过程中有话语权,而我国大学的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配置却是由行政力量主导的.”熊丙奇说.
“在高校管理过于行政化的现实条件下,研究生所上缴的学费是否全部用于学术提高,是要打问号的.”储朝晖说,对于一项涉及到学术研究、学生培养的教育问题,由国家的一个行政部门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一刀切”,这本身就有强烈的行政化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