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企合作障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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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内众多高校之中,青岛科技大学是在产学研合作方面探索较多、开展较成熟的学校,尤其是它孕育了青岛人的骄傲一软控,一直被津津乐道.

本刊记者专程走访了青岛科技大学,和来自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三位教授进行了交流碰撞,他们各自对“校企合作存在哪些阻碍”的话题发表了意见.

《商周刊》：您认为,目前阻碍产学研合作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王志义（青岛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最大的障碍就是国家政策引导的问题.按照目前考核机制,我们这些大学老师实际上是不适合于搞产学研的,因为职称的评价标准是论文的发表数量.

杜芳林（青岛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常务副院长）：我觉得,跟考核机制没有太大关系,关键还是要转变全民意识,尤其是企业家的意识.现在的企业家,赚了钱,不投在技术研究上.

王志义：这也不能光怨企业家.坦白说,我们这些大学老师,开展的科研项目有多少项是可以转化的?有多少是根据生产实际去立项的?这主要还是归因于政策指挥棒,如果它是以生产实际为中心,让大部分高校面向企业需求,那就好了.以青岛科技大学为例,从1995年到2005年,是科研成果最丰硕的时期,获得了许多科技奖项,当时在青岛市、甚至山东省都是一个典型.现在为什么退步了?就是因为从2005年以后,开始过于重视论文发表.现在,跟我们大学老师的利益直接挂钩的就是评职称,而评职称需要什么?论文.

其实,现在很多企业家都非常反感老师,甚至反感高校.因为他们认为,高校老师都是夸夸其谈,没有真材实料.

杜芳林：我不太认同,我认为,现在一些企业家的眼光还是比较短浅,他们太在意技术能不能立竿见影.实际上,在国外,十个项目中,有一个成功了,企业就能赚钱,就满意了,他们容忍失败,可是中国的企业是：你上―个,就必须盈利一个.科研本身就是必须容忍失败的,如果企业想要保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有这种意识：我投入的钱,有很大一部分是不打算收回的.虽然,我们一些老师由于跟企业接触少,做了一些对于企业来讲“没有用”的研究,但是反过来说,要求每个高校老师都跟企业保持密切联系,也不切合实际.基础性研究也是必须有人做的,它是国家科技发展的原动力,没有它就没有后劲.

王培山（青岛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书记）：现在,大学老师缺什么?第一,为了完成教学任务,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搞科研.第二,缺乏信息的收集,我要搞研发,必须得了解现在我所处的这个专业、我所从事的这个研究,有哪些企业需要它?没有针对性的研究,结果最后都是束之高阁.第三,老师们缺乏对接的途径,为什么我们经常组织各种形式的对接活动,包括跟校友（尤其是企业老板）建立联络?为什么我们学校层面,包括市科技局等部门也是有意识地打造平台,让科研人员和企业进行对接和交流?因为老师们不愿出去,也没有门路,搞产学研必须要走出校门,必须要进入企业,而且必须要走到企业的一线,到现场去跟一线的研发团队交流碰撞.

《商周刊》：产学研合作方式有哪几种?

杜芳林：一是与企业联合成立高新技术公司,第二是成果转让给企业,再一种是共同研发,专利共同所有,还有一种是共建,企业出钱建实验室和研发中心,我们来承担科研与转化.

《商周刊》：哪一种方式比较有效?

王志义：很难说.现在中国很多企业并不进行自主研发,它们有各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和战略,所以很难确定高校跟他们开展哪种产学研合作的方式更有效,要看具体情况.

杜芳林：实际上,中国有很多产学研项目是进行不下去的,因为有很多企业不讲信用.比如,你说你技术入股,最后,你可能一分钱也拿不到.

王志义：对!因为你不了解企业的财务运行情况,现在很多企业是两本账,特别是民营企业,你都不知道他们的收入是多少,你怎么分红?

《商周刊》：青岛缺乏中试机构,会不会也,给教师的科技成果转化带来很大不便?

王志义：对,中试机构很欠缺.

杜芳林：其实市内也有很多孵化基地,里面建有中试机构.

王志义：但是,这些孵化基地是这样的――如果你自主创业,注册公司,你可以进入孵化基地,但如果我做好了一个科研成果,不想成立公司,只想找个地方做中试,这就进不了孵化器.况且,现在青岛市区的孵化园区几乎都满了,原因是很多孵化基地缺乏退出机制,现在新创立的高新技术企业很多要跑到胶州等地孵化.

经过与三位青岛科技大学教授的碰撞流,记者感到,目前校企合作仍然是障碍多多,但主要问题集中于三个：首先,教育部确立的制度导向,并不足够有利于高校与企业展开合作,这是宏观根源.其次,校企双方的信任度还有待加强,克服磨合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最后,双方仍然缺乏“相亲”平台,需要学校、政府搭建更多对接交流会给予碰撞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