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医消逝:9亿农民的医疗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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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福建省南平地区建阳市麻沙镇长平村的郑明新村医,在自己家的农田里做农活,刚刚干了不到1O分钟,就听不远处有人喊叫他的名字,声音渐进,一个中年男人挥着手气喘吁吁地说,“快,郑医生,孩子他妈肚子疼得厉害,动也动不了,可能是要生了,你快去看看.”郑明新马上丢掉手里的农活,飞跑回他的卫生所拿问诊工具.

郑明新对记者回忆,“我从医30多年中,这样的情形已经遇到无数次了,因为给村民治病,我常常误了农时,不过我觉得值,行医就是行善.前两年我们卫生所的人比现在还多,但是上个月有两个年轻人已经离开去外面打工了.我们这行留不住人啊.”郑明新不由地笑笑.

“按规定我们乡村医生是不允许接生的,病人必须到乡一级医院去生,如果剖腹产,还要到县市甚至省一级的医院,这对于不常进城的村民来说,就非常麻烦了.必须提前住院,因为我们村离县域大概有45公里,坐车就要40分钟.”

郑明新的身份是农民,他的职业是医生,但是没有正式编制,更没有固定的工资.30多年来,郑明新不但为附近村民治疗农村常见病、多发病,还做着大量农村地区公共卫生工作,从儿童计划免疫、妇幼保健、计划生育等工作,到宣传健康知识和突发性事件的预防,无所不包.

但是,这些和九亿农民打交道的乡村医生现在却遇到了难题.

一千农业人口才摊一个医生

根据《2007中国卫生统训年鉴》,截止到2006年底,我国现有乡村医生总数为90.6万人,另有卫生员约5.1万人.平均每千农业人口乡村医生人数为1.04人,平均每行政村乡村医生数约为1.45人.而在2001年全国乡村医生总数却有129万人左右,整整比2006年底多30万人左右.

河北省武安市阳邑镇经济村的王海涛村医今年40多岁,他告诉记者,“像我这个年龄的已经算是年轻的乡村医生了.因为乡村医生的活不好干,所以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做乡村医生,很多年轻的乡村医生也都改了行.”

“我的一个同学,和我年龄相仿,我们是一起从事乡村医疗的,但是前些年他已经改行了,搞起了矿.”王海涛说.

很多乡村医生不堪重负

大城市的医院都是“以药养医”,但是在郑明新看来,村卫生所并非如此,相反是“以农养医”、“以家养所”.

“来我们这里看病的村民只需要付六毛钱的挂号费就可以看病了,其他的如听诊费、测血压等费用都不需要付.如需要吃药或者是打针,我们会从药品中提取10％～15％的费用,按理说,这个提成基本可以养活自己,但是村卫生所治疗的基本都是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而常见病和多发病本身用药就非常便宜.比如,我们常用的青霉素每支只要O.5元,而大医院用的先锋青霉素同样剂量要4元钱,退烧药我们也在用康奈进而不是不落红,康奈进只有几分钱一克,而不落红要0.9元一克.我们在药品中提取15％的利润,和公立医院的收入有着天壤之别.”而说到这其中的原因,郑明新说,并不是我们不想用好药,但考虑到农民收入问题,我们还是选择既便宜又实惠的药.

郑明新开始算起卫生所的收入,“我们的收入主要来自问诊费和药品的利润,这些加起来每个月大概收入600元-700元左右,而我所在的长坪村卫生所,还算是比较大的卫生所,共有7个乡村医生,所以我们的收入相对多些.而其他地方,有的小卫生所医生每个月收入只有300-400元左右,还不够维持卫生所的日常开支.卫生所的收入不够养家,很多乡村医生就还要务农,但这样两边跑牵扯精力,其实哪边也做不好.”

除此之外,很多地区还要对乡村卫生所收取一定的费用.如工商、税务、卫生、防疫等费用,2008年4月份,全国农村基层卫生现状论坛会上就有一些乡村医生反映,他们当地状况不好的卫生所每年要上交3000元左右的费用,情况好的大概每年要上交l万元左右.这让很多乡村医生不堪重负.

2003年7月,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通过《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并从2004年1月起施行.条例指出,取得执业医师资格的卫技人员才能被纳入乡镇卫生院统一管理,和公立医院医生一样领工资,缴“四金”,享受法定假期.

但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美好,郑明新告诉记者,“在福建省符合资格的乡村医生每个月可以得到政府的60元的补贴,我通过自学考取了助理执业医师资格,所以每个月有60元的补贴,但这一点补助简直就是杯水车薪.在我们福建省,被认为真正符合资格的乡村医生非常少,而且一个行政村只给两个名额,其余的无论符合还是不符合都不给补贴.不过这已经算是不错了,多少都有一些,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发放过这样的补贴,如湖南、江西、安徽等省市.”

资格认证让乡村医生头痛

收入低成为大多数乡村医生的一块心病.而在《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实施后,乡村医生的资格认证问题也让他们头痛.

省卫生厅的学历证书和“乡村主治医师”的职称国家并不承认,因为根据《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规定,乡村医生晋升执业助理医师必须要有正规中专以上学历才能报考,但现在在岗的大多数乡村医生已年过40,大部分人根本没有上过正规中专,想参加国家成人大中专考试取得成教学历,但国家政策规定不准报考.

“国家一方面给我们处方权,让我们给农民治病,但是另一方面却不承认我们是一个起码的医生.”郑明新说道.

收入的不稳定和身份的模糊让乡村医生纷纷转行.在医疗资源原本就非常稀缺的农村,村民看病就更难了.

北京大学卫生管理学院博士崔斌,在2007年针对乡村医生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平均每行政村卫生室数分别为1.26个、1.32个和O.79个,尤其是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农村卫生服务还有很大欠缺.

“北京的一些远郊区县甚至已出现了‘有室无医’的情况.约66.67％的村卫生室只有1名村医,人数多于3人的村卫生室仅占约12.50％.”崔斌说,照这样发展,以后很多村镇的农民就找不到乡村医生为他们看病了.

“现在农村人看病太难了.头疼脑热的小毛病,很多村民就自己买些药扛过去.但是一旦得了大病,他们就要往城里跑.”郑明新说,全国各地的病人都汇集到城里的几家大医院,让医院的床位非常紧张.没有床位的病人和家属只能住在旅社.这些农民到城里看一次病,除了人生地不熟之外,有的还要花去他们几乎一年的收入,有些甚至要借钱看病.不少农民因为看不起病,索性不看了.

院士：“看病贵”是因为“百姓穷”

著名药理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告诉记者,“为什么现在看病这么难难就难在社区和农村医疗机构水平差、人员不足、诊疗技术有限.其实,‘看病难’‘看病 贵’一直是困扰中国医疗改革的问题,但是要解决问题不能只是‘纸上谈兵’,要抓住症结所在.”

在中国,可能没有哪项改革能像医改那样牵涉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新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布后,引起社会各界的激烈争论.

秦伯益说,北京市已正式向全国分三年招聘,但现缺基层全科医生6000名.北京尚且如此,全国缺口有多大

说到“看病贵”,秦伯益说,中国的医疗费并不贵,“看病贵”是因为“百姓穷”.政府现在希望通过医改以降低医药费用来解决群众“看病贵”的问题,无疑是“削足适履”,最后的结果可能会使中国现有的医疗水平从此滑坡.政府应该让普通人能感受到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秦伯益强调说,“这次医改《征求意见稿》是16个部委长期讨论协商、磨合和综合的结果,它涵盖很宽,设想很全面,但落实的措施和步骤不清晰,各方面利弊权衡不均,结果难以预期.将来肯定会有配套的文件出台,但配套措施的制定估计会有更大的矛盾和困难,16个部委是做了一些工作,但明显不足.各级医疗机构到底需要多少经费才够运转这不能凭个别‘专家’信口开河的估算,这要由全国各级医疗机构过去几年的开支和经费统计申报汇总决定.政府对不同医疗机构到底应该投入多少什么时候做到全额投人社会上有哪些可靠的其他投入途径它们能投入多少什么时候能到位《征求意见稿》都缺乏确切的表达,使人觉得只是开了一张‘空头支票’.”

秦伯益认为,16个部委的部际协调工作小组是议事机构,不是决策机构,更不是主管执行机构,主管执行机构应该是国家卫生部.卫生部在国务院内是个小部,需要得到国务院更多的支持,因为最后“问责”的是卫生部.权力分散,责任独担,是做不好工作的.卫生部应该对全国卫生工作负责,应该有开展工作的相应权力,并根据大部制的原则,目前力量还不足的部门归卫生部统一指挥.

秦伯益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发展很不平衡的历史时期,应该允许各地在保证国家对卫生工作的基本原则要求下发挥自己的优势,解决本地的特殊问题.应该鼓励条件好的省市为本地百姓多投人,多改善.国务院在卫生保障工作上可以向省市大胆放权.改革方案的好与不好,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实践一段时间后,当地政府会从当地人民群众和医务人员自己的评判中,看出优劣的.

(李坤／《北京科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