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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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柜中作家赠书不少,但在扉页上题字签名后再加盖私章者不太多见,而高光先生却是其中一位,可见其对人之诚挚、谦恭.我这样说,丝毫没有可联系作另解之意,只是想到高光年长于我,资历又远非我所能比攀.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是《绍兴报》社年轻的小编辑,他已是《浙江日报》第一副总编；八十年代文学“新时期”,他历任浙江省文联党组书记、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而我才归队到绍兴文艺界不久.再远一些,他在抗日硝烟中和解放战争烽火里两次负伤、四次立功时,我还是个经常受到失学威胁的穷学生.所以在我看来,称他为革命和文学事业的老前辈并不为过,虽然我们年龄差距不是很大.

高光曾在1957年那场“完全正确”的运动中被清除出党和人民的队伍；1971年又被林彪党羽视为“危险分子”赶出杭州,来到绍兴一家医院充当中医大夫,干起与“危险分子”身份极不相称的治病救人的行当.那时,我常有去见他一次的念头,但身居山区上城不易,何况以前未尝一面.且夫“物以类聚”,也不能没有顾忌.

机会来了.那是个早春季节.某日,我被派外出办事一天,起了个大清早才挤上头班车,一进城就忘记要“斗私批修”,先办看病私事.在医院走廊,巧遇一位戴眼镜穿白大褂的中年人,凭直觉,我认为他“应该”是高光,因为医院才开门,远未到上班时间.我脱口叫了声“高医生”,对方立即回应“您早!”――果然是他,温文尔雅,没错.那时城里看病的人不像现在人山人海.“您早”是礼貌用语,却也是实情,大街上一批国营商店才早梦初醒未落排门呢!

不到求诊时间,高光的门诊室里已有半屋子人了,与相邻的门前冷落对照十分明显.我是较先几个求诊者之一.高光在病历本上知我来自农村,问我在哪单位工作,现在农村在抓什么?我听其意非问农事,是想知道农村在搞什么政治运动.我简单回答一二,他即开始其“望、闻、问、切”的中医程序,一边按脉,一边听我诉述：头晕、耳鸣、乏力,最痛苦的是长期失眠等

“失眠多长时间了?”

“二十年!”

“起因?”

我不便诉述,只轻轻地叹了口气.他似不经意地瞥了我一眼,沉默不再问话.“二十年”对“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人来说是个敏感的数字,不难听懂.他要我换手再按脉搏,接着量我的血压,看舌头.

“唔!”他作沉思状.约几秒钟后,他用手托了托眼镜架,向坐在他对面的未穿白大褂的年轻助手低声念道：“舌质红,苔白,脉弦细等肝阳上亢等治宜滋肾养阴等黄芪,枸杞等熟地,覆盆子等葛根等”那助手快速地在处方笺上纪录后,请他审阅并填每味中药的用量和疗程.

我与高光面对面就仅这么一次,用“相逢何必曾相识”这一名句并不切贴,也不妥当.与他的再次“相逢”是1984年10月7日,那是在绍兴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其时,市委书记、市长待他为上宾,与柯灵、黄源、楼适夷、袁一帆、方去疾、刘金、钱法成等京、沪、杭文艺界名人同坐在主席台首排,而我是出席大会三百余名代表中的一员,比第一次“相逢”遥远得多,会议间隙也无拜访机会,因为他由市长陪同,到白洋村去访问闻名全省的“鸭司令”沈宝昌了.

两个多月后,我有机缘参与《野草》杂志筹创工作,与刊物顾问高光的联系多起来了.值得一记的是,他曾应约为《野草》写过《医缘》一文.记不得我约稿信是怎么写的,但肯定有灵犀可通之语引起他对绍兴的感情波澜.我现在觉得,这是高光一篇很重要的散文.他无限感慨地叙述了他在政治上的困难时期,来绍兴行医七年,度过了两千五百五十五个夜夜,受到鲁迅故乡人民的同情、信任和保护.那事那情,作为这篇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和编者,当时给我心灵上的共鸣和震撼,至今犹难忘却.有一对知识分子夫妇,向素昧平生只闻其人品的高大夫倾诉他们的坎坷经历：在浙大读书时,女的在肃反运动中帮助男的推翻了“间谍嫌疑”案；男的在女的被戴上分子帽子的当天,宣布和她结婚.为此他俩受到更严厉的惩罚：男的发配去山西,女的劳动在绍兴,从此山遮水隔,天各一方等.高光写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便是旧相识.坎坷的命运,萍水相逢于乱世异乡,使得和病人的心骤然贴紧,互相都以兄弟姐妹视之.有一次造反派武斗,把中医门诊室的一角炸塌.老陆担心我出事,竟全然不顾病危之躯,不顾街上石块砖头乱飞、在头顶呼啸,由妻子搀扶着赶到医院来看望我.我们三双手紧握在一起,相对无言,各自落下酸热的泪水.”等

《医缘》后来收入高光《人间医话》一书.这是他生前编定的最后一部著作.高光以《生命的两翼》为首篇,因为“回顾七十年来经历的艳阳晴空和风雨泥泞,我不能不衷心感谢文学和医学这两位天使.正是她们,给我的生命平添了两只翅膀.”全书的第二篇就是《医缘》,高光补写了原稿上所未有的如下题记：“这生生死死之间难分难解之缘,我将终生引为骄傲,永志不忘.”可见他自己对此文的重视和喜爱.他随稿附信对我说：“从绍兴回杭,一晃十年了,许多细节已不太清楚.”这也难怪,高光在绍七年,诊治病人不下十万人次,他只能写上记得起有名有姓的,如绍剧《三打白骨精》导演包金火、饰白骨精的筱艳秋、饰沙僧的傅马潮等.还有一些癌症晚期病人竟被他治愈十年后仍健在的,如退休工人孟五四.

收有《医缘》一文的《人间医话》,与《玄灯医笺》一起,被世人称誉为高光的两部奇书.《人间医话》载,高光曾为文艺界朋友们当过保健顾问,为张光年、冯牧、陈学昭、杨沫、康濯、高晓声等作家开过药方,还应邀去北京为六十多位报社总编辑、名记者讲述保健知识和气功.高光“生命的两翼”飞翔得沉重而令人神往,遗憾的是他来不及看到《医话》一书出版就不幸离世.此书自序写于1998年3月,距去世的4月8日仅一个月或许只有几天.眼前我案头上的这部《人间医话》,扉页上再也见不到他的亲笔题字和亲盖的私章了.“多难识君迟”,能不令人叹惜!

高光离世前曾在浙江文艺界领导岗位上工作多年.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敢于以知识分子的良知说出真话,这就难免遇到麻烦.高光对此总是坦然处之.他说：“我尽自己的力量,为繁荣文学与出版事业而工作,至于闲言闲语,也算不了什么.”在那年报刊整顿中,我函告他《野草》获准国内外公开发行,成为省内十一家地市级文学期刊中允许存在的三家之一.他复信与人有所不同,未见“祝贺”、“高兴”之类措辞,却写道：“《野草》能未被停刊,还是幸运的.”又告诉我：“在不久前召开的省创作会议上,我们曾大声疾呼,要求各地、市被无端停刊的文学刊物迅速复刊.”还写道,他们“一方面批评庸俗文学泛滥,一方面却大砍纯文学刊物,何其矛盾!”――这“大声疾呼”的胆力,这“何其矛盾”的责难,使我看到了高光气质的另一方面.

高光作为大型文学期刊《江南》的首任主编,作为《野草》顾问,对办刊有坚定不移的思路.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刊物的根本任务是培育新人、繁荣创作,这一切都要靠正确的编辑方针、坚韧不拔地努力和无私的‘人梯’精神,除此而外,其他条件都不是决定性的.”他热情地祝愿《野草》“日益繁茂”,相信它“终有一日出现参天大树.”

今天,当我亲见《野草》萌新吐翠,蓄势竞发,想起了曾经关爱过她的许多人,也必然会想起高光,想起他留在我心中无法形成系统的点点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