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阈下的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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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学的视闻中.人类医疗始终是多样性的,是多元文化的产物,西方生物医疗只是人类医疗中的一种.人类学把疾病与治疗的文化维度作为理论核心.为此不断探寻各种医疗模式及实现各自价值的规律.另外,还利用自身的研究成果使生物医疗与文化医疗展开积极对话.萨满文化医疗在人类学的研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因为在人类学所有关注的问题和主张中,萨满文化医疗能够提供重要的事实基础和理论思考依据.

关 键 词 ：萨满文化医疗 文化医疗 生物医疗

诞生于20世纪西方世界的西方医学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医疗体系——生物医疗体系.什么是疾病?根据西方医学的解释,疾病是一个生物过程.它发生在人体内,可能局限于某个器官,但是,由于所有器官互相关联,组成了生物整体,因此受影响的始终是整个生物体.西方医学把疾病和病理看作是生物体正常生理功能在细胞、生物化学、物理层面上的失常.到底有没有生病,可以通过实验室分析或其他生物或物理检查来界定和确定.西方医学的治疗,即生物医疗,就是运用可获取的最佳技术手段来诊断和应对病人的病况.治疗过程被认为是一个物理过程.其中,身体的功能失调经由某种有药效的物质或手术调整而得到纠正.医生及病人的主观性被认为是治疗实践中的妨碍因素.西方医学的生物治疗已经广泛渗透到发展中国家,影响到世界范围内不同民族的卫生与医疗实践.一般情况下,它与不属于西方医学范畴的“传统”的、“民间”的、“本土”的治疗方式并存,但地位更加显赫.

从生物医疗的角度看,萨满文化医疗方式可能是一种落后的迷信,不值得研究.人类学者则认为,不能简单地将某种文化治疗现象称作“迷信”和“骗人”的东西.作为观察者,不能站在与自己研究对象对立的立场上,让另一种文化知识直接地服从自己的知识判断.在人类学领域,研究者非常重视世界上各个民族在自身漫长的文化实践中发展出来的独特疾病观念和治疗系统.尽管无法以科学方法去研究其确切的治疗作用,但却不能忽视这些由来已久的文化医疗的意义.人类学把萨满医生及萨满治疗当做正当的研究对象.并给出积极深入的理解.

一、世界医疗的多元性

“对于健康和疾病,所有文化都有自己的知识与信仰,并且代代相传”.人类一直处在多样化信仰、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之下,每个社会群体对于疾病与治疗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与处理方法.人类学者不认为西方医学的生物治疗和医护标准是世界上唯一的医疗系统.各种本土的、地方性的关于疾病与治疗的文化系统,其立足点并非生物学基础,而是自身的文化系统.可以说,有多少种人,就有多少种民间医学.民间医学的根源来自家庭传统、社群传统、神秘主义和各种迷信.医学知识,不管是专职研究者的、临床医生的、城市社区卫生工作者的,还是西藏冥思治疗专家的、巴西印第安人萨满的,都是接受符号形式解释和实践调节的不同方面的知识.人类学观照的医疗体系多种多样.超越了西方医学之生物治疗的范畴.萨满文化医疗系统是多元医疗文化事实中的一种,成为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研究人类医学史的学者习惯从进化论立场看待人类医疗系统的发展,将萨满医疗看做“原始”的医学,或把萨满类型的文化医疗称作“拟人化医学”.在萨满文化中,“超自然”力量涉及疾病与治疗的所有方面.一切事物必定有可见的或不可见的原因,那些看不见明显原因的疾病必定是由于魔鬼、神灵、妖术、巫术或是因受害者丧失了某种灵魂、伦理道德造成的.由此,有了病就需要求助于那些有能力控制疾病、具备与超能力沟通的人们,如萨满、巫师、巫医、智者、占卜者、女巫、男巫、术士等.疾病的原因比症状更有意义,因为病因决定了治疗方式是用药草还是用驱魔咒语.诊断可能需要一些精神媒介来预知、占卜和卜卦.在做了一系列初步查验后,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复杂仪式,其中包括巫术、咒语和妖术,还有对可见物或不可见物的驱除,或夺取、归还病人失去的灵魂.为了驱除或迷惑鬼魂,巫师还可能为病人制造转嫁物或者给病人起一个新名字,以便提供一个吸引恶力的替代目标,或者给病人服用有毒的药物,以免他们再受鬼魂的“青睐”.这些宗教仪式性质的活动,目的在于激起超自然力的协助,这对于医者、病人、社会都是重要的.

萨满医疗也运用植物或自然物质作为药物,这些都是通过生活经验积累的医学成果.比如,借助某些草本植物来调节身体,使其保持舒适的感觉；用调味植物激起食欲；用含油植物排除消化不良；用麻醉植物减轻疼痛；用汁水丰富的叶片敷在身体某个发热的部位以降低该部位的体温.萨满医疗也使用很多为人们所认可的合理的治疗措施,比如按摩、发汗浴和放血.这些合理的治疗方法,是作为巫术仪式的一部分而得以应用的.一种药之所以起作用,并非因为它是药,而是因为给药时所行的那套巫术仪式.对药物所念的咒语,会赋予它治疗疾病、缓解痛苦的威力.

在一些国家、民族和宗教中,曾发展出一种“神祗医疗”.有学者认为,在氏族制度解体后的奴隶社会,疾病逐渐被解释为公正的神灵对人们所犯罪行的一种惩罚.古代所有的神祗都有治疗疾病的法力.宙斯是“救世主宙斯”,在罗德岛被奉为“医神宙斯”；赫拉是“女神赫拉”,在罗马被奉为“大救星朱诺”.人们认为灾难和不幸是诸神派来的,疾病亦如此.阿波罗的飞镖带来了瘟疫,蛇发复仇女神惩罚犯罪并带来胡言乱语的疯狂.所以有很多人根据宗教来解释疾病,到神庙里去寻求治疗.根据历史记载,当时的治病行为在距离神庙不远的一些长廊中进行.患者在经历一些预备仪式之后,便来到这些长廊里睡下来.在梦咀,神出现在他们面前.当醒来的时候,他们的病就被治好了——至少是其中有些人的病治好了,那些治好的病例被记录在案,失败的则通常不会被广而告之.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的埃皮达罗斯人的大量碑版记载了这种神奇的治疗方式.有一个名叫安布罗西亚的雅典女人,一只眼睛瞎了.她不相信仅凭做梦就可以治好瘸子和瞎子.但接下来,当她的治疗之夜到来的时候,神出现在她的梦里.神允诺治好她的病,但要她向神庙供奉一份还愿的祭品一头银猪,以纪念她的愚蠢.然后,神割开了她的眼睛,揉进了一些香油膏.当白天来临的时候,她那只瞎眼奇迹般地被治好了.阿格斯特拉图斯的头痛非常严重,以至于无法睡觉,也被治好了.另一位名叫哥吉亚斯的患者,胸部有一处箭伤正在溃烂,当他醒来的时候,伤处已经完好如初,箭头握在他的手里.巴比伦人的医学亦是一套紧密复杂的宗教医学.一切疾病皆来自神,神医的任务就是发现和解释神的意图,以便能安抚众神.巴比伦医学包括很多巫术因素,也包括很多经验的因素,但整体上是一套宗教医学体系.总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那些借助于超自然能力给人们治病的巫医逐渐被神职医生替代,神职医生的任务是通过祈祷、献祭和赎罪向“遭到冒犯的”神灵赔罪. 随着人类医疗的不断发展,在世界上的某些民族中还出现了与“拟人化医学”、“神祗医疗”不同的自然论医疗体系.这种文化医疗体系认为,身体内的元素,如热、寒、体液（dosha）、阴和阳等,按照人的年龄和身体状况达到了平衡,健康状态就是良好的.而一旦这种平衡被破坏,人体就会生病.在主要盛行自然论病因学的民族当中,一般不存在萨满和巫医.病人和医生通常对所患的疾病有一致的意见,问题在于确定使失去的平衡恢复正常所要采用的适当的治疗方法.在自然论医疗体系中,医治者一般是通过观察和实践学会医疗技能,不需要神介入的“医生”.

在当今世界,尽管西方医学的发展突飞猛进,生物医疗的理性进步已经成为人们共同文化的一部分,但萨满类的巫术医学、神祗（或宗教）医学、自然论医学从来都没有消失.如果仅仅依靠“科学-迷信”这个简单的二元思维来看待这些不同的医疗体系,无疑会将这方面的研究空间严重压缩.就萨满医疗来说,撇开“迷信”与科学的对比,才可以自由地观察仪式过程中的各种参与者,包括神祗、巫师、家属、邻居等,了解他们与病人的关系与互动方式,分析治疗场所、时间安排的意义及其有关的器具、符号、语言指涉等.这些分析所透漏的信息,是用来了解身体疾病的重要资料.因此,在这方面,的确得依赖所谓医疗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我国,从传统社会知识系统获得关于疾病看法和治疗习惯的人群为数众多,除去中医系统、藏医系统、蒙医系统等外,在汉族地区和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存在程度不同的“民族病理学”和“民俗治疗学”、“地方巫术医疗”等.虽然在今天的科学医学看来,某些医疗形式对疾病的解释和治疗行为是不科学的,误导了人们的认知,耽误了对病人的诊疗,但是它们仍旧被许多人所认可、所采纳,被认为是有效的.这种情况在当今世界其他地区也非常普遍.难怪有学者发出这样的感叹：在任何时代,我们都可以发现不同的体系并肩而立,有时候和平竞争,有时候公开冲突.如果主流哲学是理性的,科学就会繁荣,宗教医学就会退居幕后,满足于少数人的神秘渴求,并给科学医学治不好的患者充当最后的庇护所.

二、疾病与治疗的文化维度

根据生物医学的观点,疾病是指生理机能的不畅.在生物医学模式里,如果用为数有限的生物学词汇来定义疾病,那么它仅仅是一种生物结构或生理功能的变异.疾病是一个客观化的实体,医生可以忽略患者个人的主观感受而对疾病本身进行诊治.就患者个人来说,具有文化性质的疾病患者并非纯物体,当用医学的科学技术解释疾病时.关于疾病的文化解读必然出现.就像医学人类学指出的,对承受痛苦的人来说,身体并不只是一种物质客体或生理状态,身体就是主体,是主观性或在世界中的体验的真正基础,作为“物质客体”的身体不能与“意识状态”截然分开,意识本身无法脱离有意识的身体.因此,患病的身体就不仅仅是认知和知识的对象,不仅仅是存在、精神状态及医学科学作品中的表达对象,同时也是不正常体验的能动者.因此,疾病并非对象化的、商品化的单纯的生物生理现象,它同样是人类创造的一个符号形式,它依据文化提供的形构原则中的各种选项来形成自身方面的各种现实.

生物医学强调“病”的客观性而忽视患者对于疾病的感受和诉说,由此引起的人类学批判和反思是强烈的.根据医学人类学解释学派一直追求的“主体间性”视角,疾病叙述是叙述者的个人经验与其所继承的文化理解的产物,是生理感觉与文化认知相互合作的结果.在人们生活的环境中业已形成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以及与此联系的社会关系,影响着人们如何理解和对待疾病.因此,疾病是生理过程、文化意义和社会关系相互衔接的网络中的事件.不仅要从生物学的角度,也要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来说明疾病.在医学人类学看来,生物医学的科学信念与非西方社会的观念一样,都是原则和实践构成的文化体系,植根于其关于世界是怎样的基本假设、知识如何获得的标准方法及什么才是有价值的目标和方法.社会互动和社会组织方式在治疗过程中与医学或手术措施一样起着重要作用.也就是说,一种文化现实的基本维度与遭遇、体验、解释、治疗疾病密切相关.

许多年来,在国内外民族志考察积累的大量材料中,萨满自传或萨满“领神疾病”口述史最为丰富.其中不难发现,萨满们并非从身体或行为受阻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疾病,什么是萨满病由处在其中的文化观念所决定.因此,萨满的疾病叙事呈现出一种文化控制模式,成为一个群体进行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的方式.对此,相关的群体成员会站在群体利益和关怀的角度去分担萨满候选人的痛苦,同情病人,化解病人的紧张、受辱的体验,以便病人脱离不同于常人的纠缠状态并转化成被人理解与支持的解脱状态.这个时候,家庭成员或其他社会群体成员会做各种必要的物质筹备（成为萨满所需要的服装、头饰、鼓等各种器具）和仪式（萨满出马）筹备,支持其取得萨满身份.与这种“萨满病”叙事一样,萨满文化中的疾病治疗经常涉及一个家族或村落的利益,疾病治疗的过程常常为一个家庭或群体提出问题、建议和方法,以便他们维持或改变某些继承的文化意义、价值和利益.可以看到,社会成员或家庭成员乐于加入对于患者的观察和讨论,参加为治疗病人所举行的各种仪式.因此,医学人类学同生物医学的主导_方向不同,它把文化断定为“人类病患反应的一个核心特征,一个很大程度上被医学行为科学所忽视的特征”.人类学者看到的是,尽管疾病的发生可能受到一些病原因素的促动,但解说病原的解释框架因文化而不同,非常丰富,且往往不是从生物学的角度而是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来说明.所以,疾病不应仅被看作客观的自然对象,还应被视为人们加以理解的事物.与疾病相关的生理过程并非外在于文化的范畴,而是内化于文化之中.疾病不仅是生理上的感受,它也是受文化影响的有意义的事件.

人们对世界的经验,常常由思想、认知结构及其诠释的文化模式作为中介,因此,人类医疗应该重视一个人的知识文化形式对于患者和治疗者双方的引导和束缚.在西方医学中,科学被当做临床医学的“金标准”,主要是因为它向医学允诺了一种可靠性、可重复性、客观性的希望,即在不确定的实践中所能获得的确定性的东西. 当医生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诊断和治疗时,其有限的实践知识限制了科学确定性的实现.换言之,人们都希望能够控制生命和疾病中的一切,事实上并不可能获得这种控制力.他们所遇到的障碍是临床实践的根本性的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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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医疗实践中,医生对疾病的诊断是一种综合性的描述,它是医学事件经过社会学构建后的病理生理学结果.这样一来,叙事就成为临床医学进行思考与认识的关键.尽管这种叙事有其特殊性,但它并不单单是个体的陈述,同时也是公共的、主体间的、暗中或公开协作的陈述,因此也是依赖于受众和社会传统的.诊断和治疗的抉择,在作出选择的那一刻,已不单纯是逻辑推理或病人偏好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加广泛的,依据情景背景制定的,与历史、身份、文化、个人价值、生命意义纠缠在一起的考量和权衡.

三、医疗自我实现的规律

任何一种医疗形式都有观念知识和治疗经验两大领域：一方面是人们普遍认可的有关疾病与治疗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是治疗实践.在人类漫长的疾病治疗历史中,不同医学文化的价值就是通过它们实现的.所以,医学人类学提出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理解异文化中种种疾病与治疗现象背后潜藏的观念、理论和价值”.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人类学者历经了一个多世纪的努力,提出了各种理论和方法.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这个领域中出现了几个有影响力的理论流派.

认知学派的人类学家提出了一种关于病患表达的理论.贯穿认知研究的一条朴实的主线是对疾病分类、对病患和治疗的民族理论及对病患叙事结构的兴趣.这种研究在实施中并非参照生物医疗范畴,而是一种针对当地人的疾病和诊断的纯粹“主位”理解.他们关注不同文化中民间医学知识的结构,注重对日常医学知识进行详细调查.迄至20世纪80年代早期,认知人类学家对文化知识的表达开始转向各种“图式”或“原型”模型.医学人类学和心理人类学在走向民间知识的更为宽广的理解过程中,所提出的“底本”、“原型”或“图式”的理论被证明是有用的.在本质上,文化被认为是提供了关于世界——文化客体、行为序列、命题关系——的简化表达.这些表达生产出个人所做的陈述、判断,以及把人组织在一起的行为和人生规划,成为搭建文化知识的砖石.

在这种研究中,萨满文化医疗帮助认知人类学者获得那种当地人对疾病范畴和诊断的一种纯粹“主位”的理解.在萨满文化中,有大量关于疾病的口述故事.这些有关疾病的叙述,作为思维的一种实践,是文化观念的应用.通过患者、家属及周围人群的叙述和解释,可以发现人们是从何种角度去思考伤害及困扰自己的事情的.需要发现信仰萨满教的不同民族所建构的疾病观念和治疗模式是什么,它们以怎样的方式与患者的感受和期待发生互动.

解释学派则认为,在这个研究系统中,疾病并非实体而是解释模型,这就是说文化模型和解释模型是不同的.“文化模型”即共享的文化理解；“解释模型”则是针对某给定情境或是对某病患事件的特定解释,主要是被个体用来进行构想、解释或理解的.一些研究表明,在各个社会间以相当不同的方式组织了病患经验和行为,这说明文化可能提供“最终共同的民族行为途径”,甚至建构独特伪病.文化不只是表达疾病的一种手段,它对疾病之被构造为某种人类现实也具有根本意义.解释学派把疾病作为文化构造起来的一种表达.一种文化对某一病患的解释,并非纯粹的认知表述,一种文化的历史和社会关系将经验和意义置于先于它的表达的地位.病患解释并非忽视病者体验,并非拒绝生物学反应的重要性,但它需要把这些与社会文化实践及其意义进行互动,所以研究者要把意义与经验的关系作为主体间性现象予以考察.可以说,民族志中有关病患苦痛经验的表达和叙事是与这个文化中的成员如何理解这种疾病经验密切相关.要在这种病患经验与当地文化的道德世界、信仰世界、社会世界的相互关系中去理解他们形塑的病患解释,理解当下问题的意义.总之,解释学派的文化医疗研究成为探讨生物学与文化的关系及文化形塑病患的基础,强调——病患经由解释活动得以构成、进而能被了解——这样一种建构主义的主张.

解释学派的人类学者非常关注“在不同文化群体中,人们如何创作自己的疾病故事,如何通过自己相信或能够想象的疾病理论来说明疾病,摆脱困扰,减少它所带来的威胁和损害”.在萨满文化中,人的生理疾病或人的身体是与人的精神、人的灵魂、自然、社会不可分割的.萨满文化所强调的疾病原因是分离,即个人与自然、社会、神灵、甚至与自己的分离.从萨满的观点看,上述各种分离是罪恶,因为它们打破了应有的关联,造成各种关系的失调.引起了灾难.萨满治愈观的核心就是结束这种分离,即直接接触超自然力量,修正错误,恢复秩序.显然,这种治疗策略对于那些来自个人怨恨、社会压迫、社会环境引起的疾病有心理学上的价值.有学者认为,萨满治疗的任务在于建构象征意义,通过萨满治疗仪式中的象征系统来创造并控制病人和仪式参与者的感觉经验.唤醒集体的情绪和感情,而人们渴望自己的良好愿望通过仪式象征获得支持的力量进而使病者向健康转化.多大（James Dow）构想了一个理解象征医疗的框架,其中包括四个步骤：其一是通过一个文化中的象征符号和神话来探讨疾病原因和疾病变化的观念,在患者、萨满和社区分享的世界观中寻找疾病的可能性来源；其二是倾听患者如何把文化对于疾病的理解应用到自己的案例,猜测患病的病因；其三是萨满向患者和社区承诺有能力调整病人的状况,让患者相信利用降神会或其他诊断方法能为其解决病患；其四是萨满通过表演神秘的治疗程序转变患者的情绪,利用象征交流中的符号引导对神秘力量、萨满行动的信任,帮助患者处理自己的困扰和焦虑,将情感、情绪转化为希望、安全、幸福.在他看来,仪式足以有力量去沟通神秘的文化象征以便构建从疾病到健康的再秩序化信心和事实,所以仪式的效用是明显的.萨满的诊断和治疗有很多方法,如神灵信仰、精神发泄、象征治疗、安慰表演等.很多学者强调,萨满在人类神经系统上使用的各种治疗,会明显影响病者态度向正面变化.进而导致其整个健康状况的改善.总之,古老的萨满文化医疗是由传统或习俗的象征实践所形塑的,它通过象征仪式治疗使病人依靠文化价值的引导来促使自己实现转变. 文化权力学派的理解也为文化医疗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一些学者认为,文化并不只是构成意义之网、意义体系,文化形式也支持了既定秩序和支配它的阶级利益.文化的主流意识逐渐被大众所内化,成为“常识”的组成部分.就这样,文化霸权微妙地维护了自身,导致了价值、态度、信仰、道德等一整套东西向市民社会渗透,在将现存社会关系表现为常识性的、自然的及日常现实的一部分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在这种理论方法下面,病患表达与当权者、社会的精英、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安排、医学职业抑或被赋有某种权力的人之间有因果关系.因此,在各种文化的“知识生产的社会环境”中可见各种话语形式的权力的作用.从这种视角来看,对病患表达的分析要求批判性地摘去支配性利益的面具,要求揭露这种利益受权威话语支持的机制,亦即弄清病患中的什么东西被错误表达了.可以说,权力视角研究的另一方面就是对“日常形式的反抗”研究,如何能在人类意识中认出社会和历史的存在,认出各种形式的自欺和歪曲,同时并不贬低对知识的地方性声称,这是人类学家所要面对的问题.

在医疗中,萨满的权力研究同样支持着文化权力研究者的主张.与生物医疗体系中培养医生的方式不同,萨满一医者的“医疗”能力来自于神秘力量,他们得到神秘力量的或社会的“医学”培养,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医者资格.在疾病治疗上,萨满是启示者、教导者,萨满的知识能力对群体非常重要,他们提供和维持的是一个文化的环境系统,一种群体的经验知识.对于萨满来说,他不得不是公众人物.由此使他的群体相信,他与精灵沟通对于群体有好处和建设性.通过引导大家一起来分享萨满经验,使人们相信他的精神引导的力量.萨满一医者主要是用宗教信仰、道德观念来理解和处理身体方面问题的专家,而不是生物医疗方面的专家.萨满一医者利用文化的解释、仪式和引发身体伤害的神秘力量信仰在精神世界和人类世界之间操作.萨满一医者深入到超自然的精神世界里,利用精神力量的渠道来减轻或增加人们的精神负担.萨满知道那些无意识的、习惯性的疾病信仰,懂得与病人的交流方式和适当的医疗行为模式.所以,在很多情况下,萨满不只是治病,他们还是社会和自然之间不良机能和不和谐的修复者,他们会积极地调动文化所具有的那种心理调适作用.

人类学提出的文化医疗实现规律同样适用于生物医疗.在西方医学教育的长期熏陶下,人们习惯地认为“医学是一门科学”,而科学向医学允诺了一种可靠性、可重复性、客观性的希望.然而医学本身并不是一门科学,尽管它依赖于深厚的科学知识的基础和科学技术的运用.它仍然是一种实践,即照料病人和预防疾病的实践.即使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能够归纳、临床难题,并提供解决方法,医生们仍然工作在一个充满了无法避免的不确定的环境中.临床因果思想不同于科学思想,它可能更接近、类似于社会科学中以叙事为主的调查研究.有学者反思道,在我们的文化里,成为一名科学家就代表着获得了权力和权威.但医生们却承受着这种傲慢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作为病人和公民,都希望医生应该远比医学实践或作为医学实践基础的生物学所能提供的担保更有确定性.由此可以说,源于许多医疗差错的诉讼并不是由于真正的医疗错误引起的,而是病人过高的期望未获满足、感受到了漠视而恼怒所致.至于医生在病人面前具有的权力或权威,它主要来自于病人生病之时的人性需要,而非科学的力量.症状和体征要在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中结合社会故事情节来理解,并要在特定的文化体系下解释.癌症肿块就在那儿,而问题是我们能做些什么?也就是说,那个肿块对于病人的重要性在于,肿块发现后所衍生的行动和措施,以及这些行动和措施对医患双方到底意味着什么,而所有这些都是具有社会性和文化性的事情.因此,如果理解“医学是一门专注于照料病人的实践”会更有益于患者和医生.

四、文化医疗与生物医疗的对话

人类学通过大量的研究成果,努力在生物医疗和文化医疗之间开展积极的对话.迄今为止,人类医疗依然夹在生物学、物理学层面的硬科学和人类文化层面软科学之间.那种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分离开来的认识方式显然不利于深入理解并改善生物医疗与文化医疗之间的微妙关系.所以,人类学者主张“形靼一种认识论上连贯的立场——它既能理解人类生物学和医学的主张,同时仍然承认在病患和苦痛之事上地方性知识的有效性——对医学人类学家来说非常关键”.

“医学人类学”是一种矛盾形容.“医学”一词通常表示一个理性和自然科学的领域,在这个领域,文化被看做是对科学的理解和理性的治疗学的一个侵扰.另一方面.“人类学”则指一种根本上属于历史主义的看法,它确信所有知识都是文化性地安置,与历史年代和视角相关.由自然科学和历史主义并置引起的问题在医学人类学中尤其尖锐.医学人类学希望广泛开展与生物医疗的对话,通过不断沟通生物医疗与文化医疗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医学信仰的理性主义和文化信仰的惯常知识方面之间去建构医学的“常识性”或经验主义范式.在人类学与生物学之间探讨有关疾病的诸多问题,不仅关注疾病的生物学作用对于文化解释的制约,也重视文化制约下的医疗解释和处理系统.萨满文化医疗的研究有助于培养一种常识,即人们必须认识到,疾病医疗与文化传统处于深深的相互关联之中.

人类学在疾病治疗方面关于文化维度的研究引起西方医学的强烈反思.有学者呼吁：“民族志、自传、历史、心理治疗——这些才是建立个人苦难经历的环境知识的正确方法.这些方法使我们可以透过简单的身体疼痛的和心理症状,理解病人复杂的内在语言所表达的伤害、绝望和道德苦楚（和胜利）.探求这种人文知识的正当性让我们对之肃然起敬,因为我们人类的内心深处存有嘤嘤相鸣的情感.在生物医学和行为科学中,什么才是测量人的生存质量的度量呢?缺乏这种理解,医学所创建的专业知识足以满足病人、家属以及医护人员的需要吗?”“作为对病人及其相关人群的挫折的回应,临床医生们只好努力地超越生物医学的限制,引进其他的理论模型,扩充他们的专业框架——比如,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或者与身心相关的医学模式——抑或,他们也同他们的患者一样,采取某种共通的道德观点,或者某种宗教观念来应对这方面问题”.乔治·恩格尔在划时代的文章《需要一个新的医学模式：生物医学而对的挑战》中指出,尽管生物医疗模式作出了许多贡献,但它有很多不足之处,并已成为了西方社会的一种教条.“如今我们面临着一种挑战和必需的要求”,“要在不牺牲生物医学的巨大益处的前提下,扩展看待疾病的视角,以将社会-心理因素包括进去”.恩格尔的模式囊括了心理-社会对感染疾病的可能性,疾病的绵延、严重程度和过程,以及病人的体验和对症状的描述的影响.恩格尔建议,医学应该把这些影响都考虑进去. 人类学的医疗研究提出了要将人们的文化理念、社会习俗、社会关怀、社会支持的互动方式纳入人类健康、疾病问题的解决之中.人类学更注重医学实践的社会性,而不单是私人性的治疗事件.萨满文化中的治疗活动为人类学者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证据,使得他们能够遵循人类学的经验主义路线来探讨文化与群体对于疾病的影响和控制能力.在印度尼西亚苏拉威

这是一篇关于生物学相关函授毕业论文范文,与人类学视阈下的医疗相关硕士毕业论文。是医学检验专业与生物学及生物医学及文化方面相关的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资料，可作为生物学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下载。

总之,社会群体对于病人的理解、关怀,以及治疗方式的选择是一种社会群体文化中的协商活动,这是一个集体文化与具体疾病事件的沟通过程.疾病的处理方式往往也是集体性的仪式,包括家庭治疗和公开的集体治疗仪式.这样的文化医疗设计,对现代人类医疗的建构来说,是值得借鉴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别、民族、宗教、疾病史,因此有代表自我身份的文化认知.在与别人沟通时,医生需要把自身认同的态度移情,从他者的角度理解有关疾病的思考方式,帮助他们进行医治方式和方案的选择.在疾病治疗上,医务工作者更需要发展多重文化认知,充分理解不同文化群落关于健康、治疗、疾病、医药的知识,关注健康与疾病信仰和实践的复杂性、差异性,提高理解异文化的能力,促进现代医学服务与文化多样性世界的适应.正如有学者提出的：“健康专业人员的一个有效的起点,就是训练他们检视自己的文化信仰和价值观,把它作为理解和欣赏其他文化的基础.”人类学者希望看到,生活在当代社会各种文化中的人们在文化学习和社会进步之间不断展现出高水平的人文智慧,在科学与文化联结、科学与社会联结的努力中,为人类的医疗事业提供更多、更好的认识方式和实践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