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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日趋多元,随着读书人增多,知识阶层的出路也多样化.许多人走不通科举做官的老路,开始尝试别样生涯,“山人”即为一种.
“山人”不住山里,住在山里的叫隐士；只有那些不具政治身份但颇具社会影响、以一介平民而四处交接的人,才有资格称作山人.
早期的山人以自娱娱人为主,他们多才多艺,不但善诗能文,还会谈玄论虚,乃至丹青岐黄、医卜星相,都信手拈来.他们既可与上流社会分庭抗礼,又能博得一般大众赞赏膜拜.做得好可以结交公卿,名动天下,等而下之也可做清客、打抽丰,混口现成饭.
生活在弘治、成化年间的太白山人孙一元,就属于这类文化人.孙山人字太初,原是陕西人,曾流寓山东,郁郁不得志,后辗转来到江南,寓居支硎山南屏寺.江南人文化水平高,又多“好奇之士”,而孙一元长身玉立,长得高洁飘逸,飘飘然有神仙之概,谈吐娓娓可听,作诗也十分漂亮,很快成为吴越间文化界的著名人物.
根据李梦阳为其所作传记,太白山人还“善说时事”,虽在山林,心忧天下,是一位出色的时事评论家.他的拥护者除一大堆附庸风雅的市井小民,还包括一批关心政治八卦的忧国忧民者.孙一元谈论时事的态度相当激烈,经常切齿不平于天下事,诗也写得越来越激愤悲壮,越极端,越流行.
这让孙山人自我感觉很好,常与两三友好泛舟弄月,自诩举世无双.有位湖州举人很欣赏孙一元,又觉得他生活太不安定,于是把妹妹嫁给他,买了房、置了地,请山人安家,孙一元“欣然从之”.他从此返璞归真,跟当地几位文人结成文社,开始讲起“吾儒性命之学”,直到去世.
孙一元是山人的早期代表——彼时“山人”还是尊称.他看准时代潮流,投合大众好神仙、好议论、好猎奇的社会心理,有着敏锐的时代触觉；而且注重经营自我形象,不仅名利双收,还收获了幸福的家庭.不过后起的效仿者渐渐没有这么悠哉,他们每每染上政治色彩,成为权力斗争中的特殊存在.
嘉靖朝以后,内忧外患,时局紧张,朝中大佬为应对危机而乞灵于各式“高人”,吸引大量山人涌入北京,成为各级官僚的门下客和高级参谋,出现“相府山人”“内府山人”“帅府山人”.甚至连权力中枢的内阁和司礼监,都有山人参预其中,例如那位著名的狂生徐渭,就曾入胡宗宪幕中,参与抗倭军事,甚至还有山人专门投奔边境镇帅.他们无不冀以三寸舌换得百两金.
有的山人直接介入政务,进而影响政局.万历末到天启年间的山人汪文言,本是一介布衣,花钱买了个监生,活动能力却十分惊人.据说他联络、鼓动赵南星、杨涟等东林党人,策划“移宫”等案,还在京城刺探消息、离间政敌,一时云动风从,史书说他“以布衣之身操控天下”.到天启五年,魏忠贤罗织罪名,将汪文言逮捕,当年四月惨死狱中.阉党所作《东林点将录》将汪文言拟为“鼓上蚤时迁”,正说明汪氏以小搏大的特殊能量.
处士横议本是中国政治的优良传统,对朝廷也算一种无形的约束,怎奈山人头衔不像进士那样需要经过考试,而是人人得而用之,因而混入不少欺世盗名之徒.山人的形象也越来越负面,这是他们的先辈孙一元始料未及的.
“东林”与“阉党”的是非,历史学家还在持续争论,但夹杂其中的这些看似小人物、实则有大作用的山人,代表着政治上的一种新现象——在体制僵化之后,就会有身份暧昧、行动灵活的人物出来,起到润滑作用.
太白山人及其他诸多山人的经历,恰好可以代表这个群体在晚明的命运：他们游山玩水,自娱自乐,然后参禅修道,出入佛老,再后来议论时政,臧否人物,而其最终目的,统统不过是为谋得出路,图个现世安稳.
对这种体制外的不和谐因素,皇帝深恶痛绝,几次下诏要求缉事衙门随时驱逐访拿,连明亡之后反思历史的清初遗民,也把山人看成政治上的痼疾,深加挞伐.有不止一人写过辞让山人头衔的文章,表示不愿与那些“蜂还蚁往”、飞来飞去宰相家的所谓“山人”为伍.
晚明社会对山人现象的应对无能,淋漓揭示出那个时代在面对多元化社会时的不知所措.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