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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5月,《衡报》发表了《贵州农民疾苦调查》；《黔民谣》则系杰出科学家丁文江在贵州从事地质科研期间的“见闻录”,写于1911年夏天.
1907年6月,刘师培等人在成立“社会主义讲习会”,《衡报》是清末宣传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机关报,由刘师培于1908年4月28日在创办.他们依据“直接行动”理论,认为要推翻腐朽的清政府,必须实行无政府革命,并从中国农民开始.“中国农民如果革命,则无政府革命成矣.故欲行无政府革命,必自农民革命始.”为此,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包括贵州在内的全国范围的农民调查,于是形成了《贵州农民疾苦调查》,发表在1908年5月8日和18日的《衡报》第二、第三号上.
《贵州农民疾苦调查》较为详实地记录了贵州各族农民的生活状况,“贵州人口七百万,以农民为最多,而农民之中又以佃农为最多.佃民对于田主,凡领一钩斗（约普通六斗六升）谷种者,需纳谷十一斛,故所余之谷无几等故农民居恒食荞麦蕨根稍杂米谷,斯为幸矣”,“每岁之中,乡村之间必有逃难之民”,“流徙他方以乞丐终”.
对贵州各族农民在辛亥革命前夕如此穷苦的民生状况,《贵州农民疾苦调查》还进行了分析,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繁重的苛捐杂税.“现今贵州因举行新政、或行串捐、或行谷捐,名为取之田主,实则田主受利而佃民受其病”.官吏借办学堂之名,增加农民赋税,“昔日等仅纳谷十一斛等增至十三斛.实者田主所纳者不及此数,不过借此名以加粮耳.”
造成农民贫苦的另一原因是地主与官吏互相勾结,贱买贵卖,共同盘剥农民.“彼等拥有多田之田主而官吏均与交道,往往所入之谷达于千石,而官税不完,粮差以之亦莫敢催促.”尤其在歉收之年,农民“倾家破产以偿者,亦有卖鬻儿女者.”
于是大声疾呼：“所谓公平者安在耶!”为贵州各族人民指出一条现实的反抗道路,即进行抗粮抗捐斗争.“故非行抗粮之策,则贵州农民之疾苦无或幸免之望矣.”
无独有偶,反映辛亥革命前夕贵州农民疾苦的《黔民谣》也在此时创作出来.
1911年初,24岁的丁文江留学英国7年后,满腔热血,东航回国.他从越南上岸,决心对西南作一次长途的徒步考察.
踌躇满志的丁文江由云南进入贵州,他手拿指南针,携着气压计,用双脚和心灵丈量西南大地.在贵州,看到的是荒芜的乡村和凋敝的民生,于是慨然写下《黔民谣》：
“黔民苦!黔民苦!无可奈何生瘠土!有煤无米不能炊,有米无柴不能煮.去年禁种婴粟花,今年十室九无家；改种粟黍三两亩,收来一半是泥沙.泥沙污恶不堪食,沟渎流离谁爱惜?那堪新政更频仍,酒税屠捐不得息.见说新官作吏忙,布将文告遍村坊：富国必先兴实业,尔民养牧且栽桑.可怜资本何从出,无蚕无畜空张皇.况复今春风雨异,天灾人祸一齐至：秧田飘没未能栽,山水忽来无处避.破屋疏离风雨侵,饥寒阴湿疾病临.无药无医胡不死,白骨贱于乌江水!吁嗟乎!君不见津沪恶少年,金钱十万腰中缠；饱食暖衣无所事,日向勾栏乞妓怜.
此余宣统三年夏游贵州时所作.录呈适之以为纪念.十八,二,廿二,文江.”
丁文江于1929年将《黔民谣》录赠胡适.
1936年元月,丁文江在湖南考察时,因煤气中毒,医治无效,不幸去世,胡适于同年将《黔民谣》发表以作纪念.
《黔民谣》描写了辛亥革命前夕贵州各族人民悲惨的民生状况,“新政”频仍、苛捐杂税、官吏贪腐、横行乡里、文告遍布、天灾人祸、十室九空等让人目不忍睹；揭露了清政府的种种弊政,对贵州人民寄予无限的同情,指出当局存在严重的危机.
《黔民谣》创作三个月后,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贵州也成为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之一.贵州各族人民共同奋斗,推翻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揭开了贵州发展的新篇章.（作者单位：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责任编辑/张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