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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起现在的高考,科举考试才是真正的鲤鱼跳龙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多少寒门子弟通过此途走向社会上层,享受富贵荣华.正因为科举考试有这样的功名诱惑,不少人企图通过科场来改写命运.
各种和防手段
古时手段无非三种：一是贿买主考官.此种弊情唐代尤甚,当时,权势家族无不行贿托请,甚至利用自己的权力,向主考官施加压力,关照自己的亲故、子弟.二是夹带经文,通过随身物品,如衣服鞋袜、文房四宝等,将经文夹带进考场,甚至直接将经文写在衣物、身体上,这个大家最熟悉,无须多说.三是请代考,古称“冒”或“倩代”,这在科场中并不少见.
科场上的之法也有三,一是传递,先将题目递于场外,由作答,再传于场内.二是直接让上场,这是最为惯用之法.三是龙门调卷,考生和都入场,答完后互相调换,或者草稿,考生抄写,前提是打通关节,取得两人号房相连的“联号”.
如何防范替呢?通用的、并非专门针对替的考场防备之法是：“锁院以防漏题,搜检以防夹带,监考以防偷看,糊名誊录以防关节,内外帘隔以防串通,场后复试以防冒名,考官回避以防徇私.”这有一定作用,但对替恐怕还得有专门之法.那就是类似于现在的比对准考证,那时候虽没有考生照片,但也要考生提供详细的体貌特征信息和履历资料,进考场前逐一盘问.但有经验的对此早有准备,也很难被发现破绽.
据齐如山在《中国的科名》中介绍,科场中防止的程序,远比想像中复杂.比如“实名担保制”,考前学政（省里主管教育的长官）点名,考生要大声应答,并走到学政前,大声说“某人保”.保人通常是考生花钱请来的廪生（通名生员,习称秀才）,也要接着应答“某人保”.以此通过结具连保的办法来杜绝.
各种身怀绝技的
明清两代科考管理更严,但请现象仍频频见诸史料.如《明史选举志》载：“贿买钻营,怀挟倩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节为甚.”
清代钟毓龙在《科场回忆录》中,详细地记录了雇主与的交易情形：“作替之人,不过欲得钱耳.癸卯科.余所闻之价格,为前三后三.未入场之前,先付银三百元,是谓之前.场后榜出,不中则已,中则更付三千元,是为后三.然中试之后,雇主爽约不付,则如何?事犯重罪,不能涉讼也,则有一法,令雇主先出立借据,上书‘某某科举人某某,因场后需用,向某某借到银三千元’云云.如此,则假使不中,则某某并非举人,不能执此以索诈,假使中式,则有借据为凭,雇主无从图赖.”
相对来说,童生试和乡试远不及会试严格,因此请代考尤为活跃.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福建汀州府童生试,童生曾宗正请上杭县生员张耕书做,结果还没入场就被发现.后来一查才知道,张耕书是个穷光蛋,给不少人做过――做居然还穷成这样,估计是个水货,因为无法让人中举,报酬不多.官府考虑到他“实无银钱贿嘱教官隐匿情弊”,枷号三个月,发配充军了事.
也有未被发现的,明代《泾林续记》中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案例,说是孙某某家里富裕多金,想贿赂主考官直接买个举人,考官就给他出了一个请代考的主意.结果代他考中,升官发财的孙某某对感激不尽,在做官的十余年里,给赠送了无数好处,这也算是知恩图报了.最值得一提的是,连考官都给考生出替的主意,可见当时代考何其疯狂.
还有做代考两次都没有被发现的,如同盟会元老,民国政坛重要人物胡汉民.他本身是举人,文笔好,有两个富二代找上门来,让胡汉民给他们当.胡汉民正想弄一笔钱去日本留学,于是满口答应.两次进乡试考场,两次家中举,一共获得了6000块大洋的报酬.胡汉民拿着这些钱东渡日本,实现夙愿.关于这段故事,同是同盟会元老的冯自由在《革命逸史》有记载：“（胡）某岁借卖文得售,获资万金,家道渐以丰裕.”
而史上最牛的当属与李商隐齐名的唐朝诗人温庭筠,他曾八次代人科考,堪称一绝.温才子还有一绝,人家当不过欲得钱耳,他当完全免费.在唐宣宗大中九年（855年）的那场考试,主考官礼部侍郎沈询听说过温才子的大名,特意将他排坐在前面,并与其他生隔出一段距离,便于监视.然而温庭筠何等功夫,愣是在考官眼皮底下,帮八个人完成了试卷.
科举考试虽然舞弊多多,但涉案舞弊者一经发现,后果相当严重,轻则发配处死,重则株连九族.譬如清朝从顺治到咸丰数代皇帝,严惩科场舞弊案,共处死37人,其中包括一品大员.以史观今,我们对高考舞弊的处罚不免轻了些,成本太低.
摘自《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