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职与制度之间的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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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新华社播发了关于上海交大讲师晏才宏的报道,引起强烈反响.这位上海交通大学的普通教师,今年3月12日死于肺癌.在他去世后的三天内,上海交大校园BBS上发表了千余篇学生悼念文章,学生还自发筹资为他出版纪念文集.晏才宏终年57岁,教学水平和师风师德广受赞扬,但由于没有论文,去世时还仅是个讲师.他的去世由此引发争议.一个学生在BBS上这样写道：“我不禁要问：究竟如何才是一位真正的好老师?”

晏才宏的职业身份是一名教师,但在他身上折射出的问题却具有跨越行业的普遍性,在我们医疗卫生领域,类似的发问就时有耳闻：医院究竟需要怎样的医生,好医生究竟该如何评价?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许多学历很高,论文数量可观的博士不会看病,而那些诊疗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喜爱的医生却因为论文数量不够而在晋升的路上屡屡受挫.一位老医生曾因此感叹：现在能发表论文的医生越来越多,而真正能把病看好的医生却越来越少!

对于一个医疗机构来说,理想的情形,当然是需要既能为患者看好病又能在科研上不断出成果的复合型医生,但如果将这种复合型要求落到每一位医生个体身上,就很难说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了.就如同有的教师的讲座可能座无虚席,有的教师可能不善言辞,但著作等身一样,医生群体里也是有的更善于望闻问切,辨证施治,有的更善于在实验室摸索钻研.本来,医疗机构对医生的考核体系是一种以医疗和科研并重的考核体系,实际上,这种体系逐渐演变成了单纯以发表论文和出书为指标的考核体系,这样一来,那些看病“很有两下子”的医生其优势就在无形中被排除在某种声称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之外了.

而另一方面,当所有的医生一窝蜂地去生产论文的时候,买卖版面,剽窃抄袭也就随之粉墨登场,一些原本是科普、综合性的刊物也看好论文这个“经济增长点”,在征稿信或广告中作虚假宣传,放“烟雾弹”,那些不明就里,急于晋升职称的基层医生纷纷落入“陷阱”,而那些本来是严肃学术性的刊物,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也自觉不自觉放松了刊登论文的尺度和标准,只要付钱就开绿灯放行,试问,这样推出论文,数量再多又有什么价值呢?

难道说,在现有的职称评定体系中,论文真的是非它莫属的“敲门砖”吗?对此,一些专家也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以公开发表论文的数量来决定医生职称的高低,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科研论文可以量化,而看好病,对患者好,却不好量化,你说你看病看得好,做人也做得好,拿什么衡量呢?自己说了不算,患者说了也不好算数.一般来说,无法量化的东西一般是不宜作为评价一个人的依据的,特别是这种评价关系到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时.在现实国情下,一旦某个无法量化的东西成为了评价指标,弄虚作假、以权谋私也便有了可乘之机.

专家的话或许不无道理,但问题是,用科研论文“一刀切”的办法,虽然在表面上维系了职称评定的某种公平,但实际上却是以牺牲合理性为代价的.如果明知这样一个评价体系不合理,明知其弊端所在,但我们却没有办法解决它,这或许才是真正的制度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