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与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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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先生不仅仅是“现代大师”、“儒之圣者”,他还是“高人”,还是“逸士”.在中国传统当中,有品评人物的传统.这个在六朝时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发达.出现了很多奇书,譬如刘邵的《人物志》,譬如《世说新语》,一部记述魏晋人物风采面貌、品评人物性格精神的专书.我们如果用传统的方法品评人物,马先生显然不仅仅是大学者,不仅仅是大师级的人物,不仅仅是“儒之圣者”,他还是“高人”.

浙江大学的人文传统

浙江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你们学校我是第一次来,但你们学校的一部分——杭州大学——是我非常熟悉的学校.杭大的一些教授,像姜亮夫教授,敦煌学家；语言学家蒋礼鸿先生；像戏曲专家徐朔方先生；还有词学家夏承焘先生,都是我认识并且熟悉的长辈.包括原来杭州大学的校长、现在卧病的沈善洪教授,我也熟悉.我几次到过杭州大学,它的人文传统在全国的高等学校里面是一流的.开始你们合并的时候,我作为局外人,还曾经为杭大抱不平.现在生米煮成熟饭,只好如是了.

我也熟悉你们原来的校长竺可桢教授,当然我不认识他,但是他的书我细读过,特别是他的日记,我读得非常仔细.他怎样去请马一浮先生,见面情形,前后的经过,以及马先生在抗战时期,你们的学校已经从杭州搬到江西泰和的时候,第一次讲国学,竺先生也在下边.他日记里都有记载.后来到广西宜山,竺先生也在那里.我看他的日记很感动,在战乱流离中的这样一所学校,可以说始终弦歌未绝.他的妻子在流离中去世了,而许多的学生和教授都蒙受苦难.但这所大学始终保持良好的教学秩序,无论是在泰和还是在宜山,都是如此.我看这段历史,个人非常感动.那么,可以想见,现在的浙江大学如果能够承继这个传统,未来自是不可限量.

王国维是否真的“烧书”

我是念文学出身,但是中间在学问上有一个转变,八十年代早期的时候开始不那么喜欢文学,因为在集中读陈寅恪、王国维、钱钟书的书,看他们的文章写的太好了,学问太精到了,自己就不想写作了.甚至以前出的一些书,关于文学的,越看越不顺眼,在家里都塞到谁也看不见的地方.

由于自己有这个感受,我就相信王国维烧过书.大家知道有一个掌故,在1912年,辛亥革命的第二年,罗振玉有点不赞同当时的新的政治变局,他就躲到日本,住在京都的乡下.这时候王国维也跟他一起去了,他们是好朋友.或者如何如何,两个人的关系,故事非常生动,我不去讲它.罗振玉说,王国维到了日本以后,在他的影响下,带去了《静安文集》——王先生早期学日文,后来又学英文,喜欢康德、叔本华,把他们的著作翻译成中文.而在那个前后,他办《教育世界》杂志,他的很多文章都是在这上面发表的.这些文章,关于教育的,关于文学的,关于西方哲学的,关于美学的等这些文章后来搜辑起来,出版为书,叫《静安文集》,他到京都的时候,带了一百多册——罗振玉讲,王国维到京都以后,学问发生转变,把带去的书烧掉了.但是研究王国维的人,大都认为他不会烧书,我也算研究王国维的之一吧——相信他会烧书.

因为一旦进入到古史研究,接触到金文、甲骨文研究,就会觉得文学研究一钱不值.我当时也产生了这个思想,非常看轻文学.但我现在必须补充,当我年长以后,又觉得文学有点意思,它还是史学和哲学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它给我情感,也使我的语言比一般的人文工作者稍微有一点意思——但是我不能跟鹏程教授相比,你不知道他的文笔有多么好,千字文,倚马可待.我是说,文学也不可偏废.当你的年龄大一点以后,学问积累到一定的时候,你会觉得文学不能完全满足自己的需求,因为你想追求真相,追求真理,必然要走向史学和哲学,而在这个走向的阶段当中难免轻视文学.可是当年龄再大以后,觉得文学也是多么好啊!

无论何种学问太“热”都未必好

二十世纪的学者当中——我喜欢王国维,喜欢陈寅恪,可以说研究了他们多年,如何如何——但是我还喜欢另外一个人物,马一浮.我在1996年为一套书写的长序,叫《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后来三联书店出版了,在这篇文章里面,我讲到陈寅恪和马一浮的时候,我说陈寅恪是站在地上,怀着家国的深情,和历史的兴亡之感；而马一浮,我说他站在云端,很早就实现了精神世界的自我超越.

在二十世纪的学者当中,能够完成自我超越的学者并不多,马先生是一个.当然,当时很多学界的朋友不赞成我的说法,庞朴先生说：“你把马一浮说成神仙了,怎么可以?”李泽厚也不赞成.我多么高兴,刚才杜维明先生居然说马一浮提出的“国学就是六艺之学”的观点,他表示赞成.杜先生,你知道,我这个观点孤立了十年.汤一介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比我年长,汤先生也同意“国学是六艺之学”.我的文章是2006年发表的,叫《论国学》,两三万字,后来出了一本书也叫《论国学》.我为什么会特别地赞成,简直是不得了地赞成,深深地赞成,无比地赞成.

马先生关于“国学是六艺之学”的立说,他的这个见解的重要性究竟在哪里?

大家知道近十年,中国出现了“国学热”,出现了传统文化热,这不是没有原因.因为百年以来,我们长期处于传统的断层当中,当经济有了一点根基之后,围绕经济发展的同时有一个传统的重建问题,有一个文化的重建问题.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传统文化热,“国学热”,不足为奇,甚至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我们做学问的人有一个看法,只要是学问,一旦成为“热”,就没有好事情,还是“不热”好.因此我提出国学不需要那么“热”.我可以举两个例子,过去在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出现了两个“热”：一个是《红楼梦》“热”,叫“红学热”,还有一个是“鲁迅热”.鲁迅好不好?当然好.《红楼梦》好不好?当然好.“热”的结果,《红楼梦》蒙了很多污,到现在很多人一听“红学”还在摇头.很不幸,我曾经很长时间,从大学开始就研究《红楼梦》.“鲁迅热”以后,鲁迅也蒙受了巨大的扭曲,反而鲁迅在当代的价值没有真正得到认知.现在很多人否定鲁迅,其实鲁迅何等深刻啊!他没有过时!仅仅由于当年“热”的时候把他捧得太高.人们有一种逆反心理,就把他放到了地上,无人闻问.但真正了解中国文化,了解学术的人,甚至了解文学的人,岂可以轻视鲁迅!当然也不能轻视《红楼梦》,我只是说,无论何种学问,只要是学问,“热”了都未必好.国学也一样,如果在没明白国学为何物的情况下,“国学”就大热起来,肯定不是好事情.当然大家真正了解国学了.也就无所谓“热”,就变成日用常行了.前些年甚至说出现了“陈寅恪热”、“钱钟书热”,我个人也甚不以为然.因为陈先生的著作并不是很好读,还没研究到怎样呢,就已经“热”了.现在是不是已经出现了“马一浮热”?我希望马一浮不要“热”.为什么?马一浮的书以及他的人格精神最不好懂.我在上次吴光先生开的马一浮的会里,他叫我做一个讲话,我就讲,马先生的学问很不好懂,甚至最近,我还说过一句话：“我还没看见有几个人真正读懂了马一浮先生的著作”.这是后话,我想说明读马研究马,不那么简单,不那么容易,如何如何.

马一浮是“儒之圣者”

马先生不仅仅是学者,不仅仅是大儒,他还是二十世纪的“儒之圣者”.过去常常把熊十力、梁漱溟跟马一浮相提并论,但在这三个人当中,要讲学问的“本我”境界——注意我用了一个词,学问的“本我”境界——马先生要高于梁,高于熊.但梁和熊也都很了不起,人格精神也都是了不起的.但是马先生的“本我”境界,比梁、熊要高一筹,这是我的看法.

我说马先生是二十世纪大师中的“儒之圣者”,但是你不能讲熊十力是“儒之圣者”,你不能讲梁漱溟是“儒之圣者”,他们都是儒学思想重构当中很重要的人物.但是只有马先生我们可以称他为“儒之圣者”.

但马先生又不仅仅是“现代大师”,“儒之圣者”,他还是“高人”,还是“逸士”.在中国传统当中,有品评人物的传统.这个在六朝时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发达.出现了很多奇书,譬如刘邵的《人物志》,譬如《世说新语》,一部记述魏晋人物风采面貌、品评人物性格精神的专书.我们如果用传统的方法品评人物,马先生显然不仅仅是大学者,不仅仅是大师级的人物,不仅仅是“儒之圣者”,他还是“高人”.

原来杭州大学的一些朋友,当时就流传,很多人不敢去看马一浮.只有很少很少的人去拜望过马先生,为什么这样?他又没有权力,也没有门卫,为什么很多人不敢看他?因为他的学问太大了,他的眼光太厉害了,你刚一进来,想说的话,没想说的话,他全知道.所以他是“高人”.

马先生学问根柢之深厚,他的超越的精神,他的内在精神的净化,少有与之比肩者.他常说的一句话叫“刊落习气”.大家不要以为“习气”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庸俗之气”,不仅为我们学者所要去掉,也为一般人所要去掉.当然这是佛家的话.每个从事专业的人也有这样那样的专业“习气”.常常我们看到有一些学人,甚至有一些老师,自己做哪一方面的研究,就把这一方面抬到非常高的位置,觉得另外的领域没有他这个领域重要.这也是一种“专业偏执病”,也是专业的“习气”.专业的成就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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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什么是国学

马一浮的国学定义为什么重要?在于以前讲“国学”,对国学的内涵外延,没有阐述清楚,或者虽有所说明,但在学理上论证不足.“国学”这个概念中国历史上就有,《周礼》里面就有,《汉书》、《后汉书》、《晋书》里面,都有“国学”的概念,唐代也有,你看庐山下面有个——现在也还叫——白鹿洞书院,也是近三十年恢复重建起来的.这个书院最早是在南宋朱熹把它建成,成为当时的“四大书院”之一.但是在朱熹之前,这个地方不叫白鹿洞书院,而是叫“白鹿洞国学”.白鹿洞国学是个什么意思呢?是所学校.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国学”这个概念是有的,“国学”这个名词是有的,但历来讲的所谓“国学”,都是指“国立学校”的意思.

那么“国学”作为一个现代学术的概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至少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1902年梁启超和黄遵宪的通信里面,开始使用“国学”的概念.你要知道这两位都是戊戌政变的时候被处罚的人员,梁启超跟他的老师康有为跑到海外,而黄遵宪呢,当时在湖南参加陈宝箴领导的“湖南新政”,黄遵宪也受到了处分.他有在日本的经历,有外交经验,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其实他很稳健,在湖南的时候就提出主张渐进的变革,反对激进的变革,实际上他跟康、梁的激进是有区别的,但还是处分了他.在1898年慈禧太后政变后的晚些时候,他被革职回到广东老家,而这个时候梁启超有一段时间在日本.他们在1902年有一封通信,梁启超写给黄遵宪的信我们看不到,我们看到的是黄遵宪写给梁启超的信.黄遵宪在信里说：“你提出要办《国学报》,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办《国学报》是不是时候,我们探讨国学概念可以暂且不管它,至少在1902年这一年,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黄遵宪——试想,他们在晚清,是何等样的地位,何等样的人物.他们提出了并且使用了“国学”的概念.

而在1902至1904年,梁启超写《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里面最后一节,又使用了“国学”的概念.他说,现在有人担心,“西学”这么兴旺,新学青年吐弃“国学”,很可能国学会走向灭亡.梁启超说不会的,“外学”越发达,“国学”反而增添活气,获得发展的生机.他在这里再次用了“国学”的概念,而且把“国学”和“外学”两个概念比较着使用.

我们知道,在1898年——维新改革最高涨的时期,当年五月,张之洞,晚清的大人物,写了一篇文章叫《劝学篇》.他在《劝学篇》的《外篇》里面有一节专门讲“设学”——设立学校——他说在课程设置的时候,要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可是在1921年梁启超写《清代学术概论》,转述张之洞的主张,他说,只从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国一时以为“至言”.——以为这个话讲得太好了,谁都同意.可是,他在转述的时候做了一个改变：张之洞本来是讲“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他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转述成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此以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判断,一个晚清以来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判断,就被所有研究文化研究历史的人记在脑子里了,而忘记张之洞在《劝学篇》里面本来讲的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我们今天研究“国学”这个概念的渊源与流变,我可以说,张之洞在《劝学篇》里讲的“旧学”,梁启超转述的时候讲的“中学”,跟“国学”的概念——梁启超和黄遵宪1902年讲的“国学”的概念——几乎是同等概念,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这套学问.可是,当时虽然这么讲了,甚至上海还出版了一个刊物叫《国粹学报》,讲“国学”的多了,讲“国粹”的多了,但是对于什么是“国学”,没有人作分疏.

时间一直到1923年,大家知道,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这个时间很重要.在1923年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国学门”要出版一个刊物,叫《国学季刊》.北大这个《国学季刊》的发刊词请胡适之先生来写,胡适之先生就在这个发刊词里讲——他因为有西学的底子,又有中学的底子,他喜欢下定义——什么是国学呢?他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国故”是谁提出来的呢?他说自从章太炎先生写的一本书叫《国故论衡》,“国故”这个词,大家就觉得可以成立了.这是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胡适之先生第一次对国学的概念作了一次分疏.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概念的内涵太宽,所以胡先生这个定义事实上没有被学术界采纳,后来很长时间,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不讲这些了——“国学”的概念继续讲,但不再有人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为什么呢?“国故”这个概念太庞杂,古代的社会制度、古代的人物、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礼仪、风俗、习惯、衣饰都包括在里面.如果“国学”就是研究这些漫无边际的所有中国历史上的这些东西,你就把握不住主要内容了.

所以,事实上,学术界没有采纳胡先生的定义,学术界不约而同地在三十、四十年代都认可“国学”的另一个定义,就是国学是“中国固有的学术”.什么是中国的“固有学术”呢?就是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当然唐代的文化内容多了,经学在唐朝也很发达,有《五经正义》——但唐朝的佛学的地位格外突出.而到宋代的时候,一个新的哲学流派出现了,就是理学,以朱子为集大成的理学.而到明代,则是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刚才杜维明先生讲了.清代中叶的时候——主要是乾隆时期,清代的学术比较发达——这时候的学问,以考据为主要特征,也叫“朴学”,甚至也叫“清代汉学”.就是这样一个学术史的流变,大家觉得这就是“国学”.你看钱穆先生在北大讲国学的时候——后来整理成书叫《国学概论》——他首先讲,“国学”这个概念将来“恐不立”,然后说明,他书中讲的是“本国学术思想的流变和变迁”.

马一浮重新定义国学

而在马先生给“国学”重新下定义的时候,也说：“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这个定义合适不合适呢?不合适.因为人家会问：你是指哪个时代的学术呢?先秦的、两汉的、魏晋南北朝的、唐代的、宋代的、明代的、还是清代的?还有,你是指哪一家的学术?讲中国的学术,不仅有儒学,还有道家,还有道教,还有佛学,你是指哪一家的学术呢?所以,马先生觉得把国学定义为“中国固有学术”,还是太笼统,太宽泛.所以他在1938年5月,你们浙江大学转移到江西的泰和,在那里,竺可桢校长请马一浮先生去开了一个国学讲座.

关于马先生在浙江大学开国学讲座这件事可以写一本书,竺先生一到杭州就任——他是大气物理学家,也是中研院的院士——他刚到杭州,不到两个礼拜,就听说此地有个马一浮,立刻登门拜望,邀请马先生到浙大来任教.马先生拒绝了.要知道,马先生不愿在大学里任教,这话说来很长,一会儿再作补充.过了不久,竺校长又带着人去了,再次恳请马先生来学校任教,马先生又没有同意.第三次,他又去了——这个中国传统的礼仪,凡事不过三,三次邀请,对方不好再拒绝了——于是谈到用何种名义去开讲座,马先生想到是否可以用“国学讲习会”的名义.因为马先生不是教授,也没有职称,他觉得需要有一个合适的身份名义.他自己提出,可不可以就叫“国学大师”.以马先生的学问和身份,“国学大师”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呢,浙江大学的领导研究,说是以“研究会”的名义肯定不行,那是要成立组织了,需要党批准.至于“大师”的名字,认为有点像佛教,也不好,就没谈成.

不久,日本人打来了,浙江大学迁移到江西的泰和了,马先生自己也去逃难了.开始他逃难到了富阳、桐庐一带,几个亲戚,几个学生,一百箱书.他们就商量,马一浮先生这个时候想,如果跟浙江大学一起逃难是不是会好些?于是马先生给竺校长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得措辞之典雅,表达意思之婉曲,只有马一浮写得出来.我能记住信中的很多句子,不讲给大家了,讲的时间超过了.然后是,竺校长接到此信,如获至宝,如何如何.马先生到了泰和,就在1938年5月的一天,开了国学讲座.

马一浮国学讲座的第一讲,就是从“揩定国学名义”开始,他提出,时下关于“国学”是固有学术的提法,还是太觉“广汎笼统,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所以他提出：“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六艺”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孔子之教.就是马一浮先生认为,国学就应该是“六艺之学”,这是他给出的新的不同于已往的国学定义.“六艺”就是“六经”,是中国学问的最初的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他提出的国学的这个新定义,长期没有人闻问——这里我得稍微表彰一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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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浮提出这样一个国学定义,它的了不起之处在哪里呢?它可以跟教育结合起来.你讲“国学是中国的固有学术”,那是关于学术史流变的学问,专业人员研究起来尚且不无困难,你怎么可能叫社会学科、自然学科、其他学科都来关注这样一个“国学”呢?一般民众更不用说了.既然叫“国学”,就不能跟一般民众不发生关联.如果定义“国学”是“六艺之学”,就是“六经”,跟全体民众都会有关系.马先生的两位朋友——刚才讲到的熊十力和梁漱溟——熊先生就讲过,“六经”是中国人立国和做人的基本依据.你要了解“基本依据”这四个字,实际上是说中国人的精神源头和根底在“六经”.所以如果把“国学”定义为“六经”的话,它就可以进入现代的教育.

国学和“六经”的价值论理

“六经”的文词很难读,怎么进入呢?但是我告诉大家,《论语》和《孟子》可以看做是“六经”的简约的、通俗的读本,因为孔子和孟子讲的思想,就是“六经”的思想.孔孟阐述的义理,就是“六经”的基本义理.我把“六经”的基本义理概括为“敬”、“诚”、“信”.刚才杜先生讲到“诚”、“信”,但是我把“敬”放在了最前面.这个“敬”是什么?就是人的“自性庄严”.你看马先生在《复性书院演讲录》里面,主要讲的是一个“敬”字.“敬”是个体生命的庄严,是人性的至尊至重,是每个人都应该具有的,我甚至认为“敬”已经进入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这种“自性的庄严”,是不是一般人不能实现呢?马先生当然实现了.我刚刚讲的陈寅恪,一生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当然是“自性的庄严”的变现.马先生对这个“敬”字的解释,有一极重要的特见,他说《论语》里讲“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志”是什么,马先生说“志”就是“敬”.因此这个“敬”是不可以夺的,已经构成个体生命的精神信仰,当然不可以“夺”了.

学者、知识人士有“自性的庄严”,一般人士、没有文化的人有没有“自性的庄严”?当然有.我们看《红楼梦》,当贾赦要娶鸳鸯做妾的时候,鸳鸯坚决不允,做了很多极端的举动,包括破口大骂,甚至把自己的头发剪下来,所彰显的就是鸳鸯这个年轻女性的“自性的庄严”.

最近我在一篇对话文章里,叫《重建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就讲了这个问题.人的“自性的庄严”,是人的良知,匹夫匹妇都可以做到,男女老少都可以做到,有文化没文化都可以做到.我们当下所缺的,就是这种人的“自性的庄严”.当代文化价值理念的建构,亟需添补的,就中国传统这一块,我讲的以“敬”来带领的这些价值,应该是最重要的.

而以“六经”为内容的国学,就可以通过教育的环节,和全体国民联系起来.所以我主张在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一二年级开设国学课.当然文化价值的建构,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现代文明的观念、途径、方式、礼仪,也需要填补建构.传统不能割断,世界也不能脱离,既要“各美其美”,也要“美人之美”.

（编辑凤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