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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从来都不觉得香港的大学有多好.你看那些学生,毕业典礼总是人人手抱一只毛毛熊,不说还以为是幼稚园结业呢.至于老师,不是不好,只不过研究多用英文出版,而且以论文为主.书店很难见得着,不像大陆学者,著作等身的人多的是,看他们的作品一字排开摆在书店,威风得不得了.
直到近几年在大陆跑多了,见过不少名牌学府的另一面,听过不少著名“大师”的笑话,我才知道,原来香港的大学也不算太差.
你看,英国《泰晤士报》公布全球大学排行榜,香港有3家进了前50呢.可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而我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学的前校长高锟,拿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难道不是很威风吗?但坦白讲,当年我念书的时候可不以为他有这么厉害；相反地,我们一帮学生甚至认为他只不过是个糟老头罢了.
不只如此,当时高锟还接受政府的邀请,出任“港事顾问”,替将来的回归大业出谋献策,很多同学都被他的举动激怒了,认为这是学术向政治献媚的表现.于是在一次大型集会上面（好像是毕业典礼）,学生会发难了,他们在底下站起来,指着台上的校长大叫：“高锟可耻!”而高锟则憨憨地笑,谁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
后来,一帮更激进的同学主张打倒行之有年的“迎新营”,他们觉得那是洗脑工程,拼命向新生灌输以母校为荣的自豪感,其实是种无可救药的集体主义,很要不得.就在高锟对新生发表欢迎演讲的那一天,他们冲上去围住了他,塞给他一个套上了避孕套的中大学生玩偶,意思是学生全给校方蒙成了呆头.现场一片哗然,高锟却独自低首,饶有兴味地检视那个玩偶.
后来我们才在报纸上看清楚他的回应.
当时有记者跑去追问正要离开的校长：“校长!你会惩罚这些学生吗?”高锟马上停下来,回头很不解地反问那个记者：“惩罚?我为什么要罚我的学生?”
毕业之后,我才从当年干过学生会和学生报的老同学那里得知,原来高锟每年都会亲笔写信给他们,感谢他们的工作.不只如此,他怕这些热心搞事的学生,忙得没机会和大家一样去打暑期工,所以每年都会自掏腰包,私下捐给这两个组织各两万港币的补助金,请他们自行分配给家境比较困难的同学.我那位臭骂他“一事无成”的同门,正是当年的获益者之一.今天他已经回到母校任教了,在里他笑呵呵地告诉我：“我们就年年拿钱年年骂,他就年年挨骂年年给.”
上个月,香港大学也出了条新闻,他们把名誉院士的荣衔颁给了宿舍“大学堂”的老校工“三嫂”袁苏妹,因为“她以自己的生命,影响了大学住宿生的生命”.这位连字都不识的82岁的老太太,不只把学生们的肚皮照顾得无微不至,还不时要充当他们的爱情顾问,在他们人生路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以自己的岁月浇灌他们茫然的青茅,所以一向有“大学堂三宝”之一的称号.
那一天,“三嫂”戴着神气的院士圆帽,穿上红黑相间的学袍,是一众重量级学者之间最灿烂的巨星.
她一上台,底下的老校友就站起来大声呐喊,掌声雷动.不管他们的头发是黑是白,不管他们现在是高官议员还是富商名流,他们都是她的孩子.
去年开始,高锟得了老年痴呆症,最近记性有点衰退了.这也不是不好的,因为我希望他忘记当年我们的恶作剧,忘记我们侮辱他的种种言行.但我又是多么多么地盼望他,我们的老校长,能够记住他刚刚得到的是诺贝尔奖,记住他提出光纤构想时的喜悦,记住他和夫人一起拉着手在校园内散步的岁月,记住我们毕业之后,偶尔在街上碰见他,笑着对他鞠躬请安“校长好”时的敬意.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