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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礼,是古代官场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可以拉近和官员之间的感情,可以方便政务的办理.可是摆在很多人面前的难题是：礼,怎么送?送好了,固然可以皆大欢喜,办好事情,送得不好不仅会无功而返,甚至可能恰得其反、害人害己.怎么送才能既安全,又有效呢?因此,很多人拿着礼金、礼品,就是不知道如何送到官员手上.
在古代官场,送礼是一门艺术.既然是艺术,就不能像科学那样,用概念、公式条分缕析说清楚,其中颇多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内容.
首先,直接把钱和礼物送给官员,是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但效果也最难预测.给官员直接送钱送东西,往严格了说,就是犯罪现场：送礼者行贿,收礼的官员受贿,而且人赃并获.因此,直接送礼的危险性太高,既不安全,效果也没有保障.对于官员来说,最现实的选择就是义正辞言地拒绝,把送礼者痛骂一通：“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快拿走,我‘出淤泥而不染’!”幽默一点的,可以说：“请你把礼金送到公堂上去.”结果,送礼者就成了官员彰显自身清廉的污点证人,一场送礼行为变成了拒腐案例.
明朝有个笑话,说知县大人过生日,知县属鼠.有个小官倾尽家产,铸造了一个黄金小老鼠送给知县大人.知县欣然笑纳,然后提醒说：“拙荆下个月生日,她是属牛的.”送礼者如果遇到这样的极品官员,估计要抓狂了.所以,官场送礼不是买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能这么直接.
好在官员们多少有些爱好.投其所好地送礼,因为隐蔽所以安全,往往还能更好起到增进感情的作用.晚清权倾一时的庆亲王奕劻、载振父子贪墨出名.苦于制度森严、舆论监督踊跃,送礼者不敢过分,而奕劻父子也不便直接敛财.于是,载振就想到了开办高级会所的想法.当时,“雀戏”（）在京津一带很流行,奕劻、载振父子和许多王公大臣都是爱好者.载振就先后在天津、北京租下院子,装饰一新后,作为“会客”场所.来客后,宾主自然要娱乐一下,围坐一桌搓.载振的筹码很高,三千两一局.来客求官者居多,进出一次输个几千上万两很正常.奕劻父子俩根据宾客输钱的多少,决定卖官鬻爵的高低.舆论称之为“庆记公司”.到后来,生意太兴隆了,载振都没法每回都出来应酬宾客,由宾客们自玩雀戏,载振抽钱.好在宾客们醉翁之意不在酒,只要输钱就心满意足.这礼也算是送成了.
书画古玩是古代官员的另一项爱好.很多官员都喜欢搜集古玩字画,涌现了一批金石专家、书画鉴赏家.晚清封疆大吏端方就是一个金石专家,还出过研究金石古董的专著《匋斋吉金录》、《匋斋吉金续录》、《匋斋藏石记》、《匋斋藏砖记》、《壬寅消夏录》等等,堪称“著作等身”.他在晚清的声誉还不错,有廉洁之名.别人直接给他送礼,他都大义凛然地要求把礼金、礼品送到公堂上去,以示清廉.但是,端方喜欢研究书画古玩,遇到有人送来求他“鉴赏”的,他无不热心地与之切磋.鉴赏需要时间,这些宝贝就留在端方府上由他慢慢赏析去了.端方这样的“书画古玩控”在晚清还不少.因为收的珍宝太多了,北京的琉璃厂一条街上,有不少古玩店铺的幕后老板就是端方一类的高官显贵——台前老板不是他们的亲属,就是他们的奴才、亲信.“文雅”的高官们把家中的古玩书画摆在琉璃厂去卖.为了提高销售业绩,他们常常会不经意地向求他们办事的人“透露”,某个古玩或者某幅书画如何好如何好.有时,他们就干脆高调、刻意地抬高某个作者的作品.有心者自然去市面上寻找相关书画古玩,结果发现就在该人开设的店铺中.于是乎,如果看到某件古玩周而复始地进出某位高官的府邸,也是可以理解的.
送书画古玩,看似成本很高,实则不然.虽然古代官员中读书人的比例很高,但真正精通文史、懂得古玩书画的人很少,附庸风雅而已.这就更不用说那些通过乱七八糟途径迈进仕途的高官显贵们了.端方其实也是附庸风雅.在他死后,人们在他的藏品中发现了许多赝品以及很多并不出众的收藏品.据说,端方对古玩字画的判断完全仰仗于手下那些同样不甚明了的幕僚,评判的标准一是靠送礼者的吹嘘,二是看书画作者的名气.不用说,端方那本金石学专著,也很可能是之作.只要端方一类官员认为礼品有价值,送礼者的目的就达到了.送礼者完全可以寻些赝品或者次品去充数,因此降低了送礼的成本.
投其所好也好,送书画古玩也好,都有一个“送”字,不能完全消除“利益输送”的痕迹.它们都不如“劳动所得”来得合法正派.那么,如何才能和官员搭建起“劳动关系”呢?最常见的做法就是请官员题字、写文章,然后给官员一笔不菲的润笔.
润笔收入,是明清官员重要的收入来源.明朝中期后,社会上逐渐形成向官员购买墨宝和文章的风气.百姓向官员、下级官员向上级官员有事没事就来求字、求文.官员们“勉为其难”地应承下来,写完后再半推半就地接受不菲的润笔.后来,官员不问求文者的人品、事由,只关心润笔的多少.“受其贽者则不问其人贤否,漫尔应之.铜臭者得此,不但裒册而已,或刻石墓亭,为活套家塾.有利其贽而厌其求者,或活套诗若干首以备应付,及其印行,则彼此一律,此其最可笑者也.”到最后,官员题字、文章非出钱不可,没有免费的了.到清朝,这股风气越来越盛,润笔费用越来越高,成为官场半合法的收入,占了部分官员收入的大头.
据说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的时候,一次因为兴建近代事业缺钱,就打起了润笔的主意.有个富豪的父亲生前名声极差,为了粉饰父亲的生平,更为了“漂白”父亲的恶行,他就迫切想让张之洞出面为父亲写个墓志铭.有个最高父母官的肯定,谁还敢说父亲的坏话?张之洞还真写了.他科举高中,翰林出身,写歌功颂德的文章自然不在话下.不过,润笔的费用也不低.一字千金,张之洞按照一个字一千两的价格向富豪狠狠敲了一笔润笔费用.他此举好的一面是把这笔巨额润笔投在近代事业上,没有装入私囊；不好的一面是完全不问对象,不顾事实写文章.
张之洞的例子还算是好的,起码还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写作事由.很多官员润笔,事由可以忽略不计,比如给送礼者题写对联、福字,给送礼者的儿子起名等,甚至压根就没有事由,对以润笔名义送来的金银照收不误.
到了清朝中后期,送礼突然变简单了,送礼者完全不用琢磨“怎么送”的问题.因为当时官场已经形成了一整套送礼制度和文化.进入官场,只要按照规矩来做,就能平平稳稳、和和气气地把礼给送了.比如三节两寿,下级要给上级官员送礼；比如迎来送往,官员之间相互要送礼金.送礼的名义也很好听,不沾金钱等字,透着一股雅劲.高官离境,官员要送“别敬”；同僚启程,官员要送“程仪”.这些名字听着就透着一股人情味,让人不好反驳,更不便严格按照律法来查办.而且这些名目的开支,可以列在衙门的公款名下,官员们何乐而不为?
晚清各种政务往来,在公文中少不了要夹张银票的.清代掌故集《十叶野文》说,晚清封疆大吏向太后、皇帝进贡物品表孝心,要在礼单中夹银票；皇上万寿,给紫禁城上折子祝贺,要在奏折里夹银票.这些银票都被宫中的经办人员拿走了.你不夹,他们就把你的贡品摆在不显眼的地方或者压根就不摆上台面.你不夹,他们就把你贺寿的折子晚几天递上去,让皇帝看不到你的孝心.礼金的具体金额,各个衙门都有一套执行标准.《官场现形记》中,就有一个新任官员,因为没有得到本衙门各种迎来送往礼金标准,得罪了上司和同僚,最后黯淡.
在送礼制度化的晚清,官场中人不用担心送礼的途径问题、安全问题.大家各得其乐.一个人如果要额外表示诚意或者忠心,只需在标准之上加钱即可.原本知府大人生日,下属知县只需送白银百两即可,如果某个知县奉上白银千两作为寿礼、外加名画一副“求鉴赏”,知府大人马上就明白这个知县对自己的“意思”了.
（摘自《新世纪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