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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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印度佛教雕刻艺术的喜爱,极盼能亲历实地考察.20n年5月底至6月初,终于如愿以偿.

在所有到过印度的中国高僧和旅游家的游记中,都有对犍陀罗和马图拉的所见所闻,解读这些著述,使我对彼时彼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和艺术造像有更深刻地了解.

在印度这十几天的酷暑中,我开始了探寻佛教雕刻艺术之旅,这种探索之旅不同于普通游人走马观花式地行走旅游,而是深入到佛教艺术中探寻.如我亲临玄奘在《大唐西域记》记录的《犍陀罗艺术》、斯坦因的《在撒里巴胡劳尔的发掘》、柏基斯的《印度古代佛寺碑铭和雕刻》等等书中.

从犍陀罗到马图拉,领略佛教艺术的不朽的魅力.在印度各地的佛教雕刻艺术遗存中,佛像创始阶段,只有以物(佛陀的遗物或遗迹)象征佛陀的习惯.即使大乘佛教的“造像功德说”劝人造像,但预先不知以什么标准来造；制作的工匠也心中无数；发愿造像的施主虽然带着强烈的宗教感情,可是佛像具体应是什么样的形象,也构想不出来.

犍陀罗雕刻中那种浓厚的希腊风气,即表现在颜面特征的造型美学原则和写实的技巧两个大的方面.史料的不足,反而让我有了更多的联想和猜测,面对尘封的历史见证,我对当时的情况作一揣测.纯粹的希腊人当然是不能理解与之相悖的印度佛教哲学的,也不可能理解佛教徒的宗教感情.

那些跟随亚历山大大帝远征留在印度已经东方化了的大夏希腊人,通过同印度人的交往、联姻,逐渐能够理解印度人的感情.正是通过这种互相接触,印度人从一些希腊工匠那里了解了希腊神系造像,反过来,这些希腊工匠也懂得如何利用希腊神系的造像美学原则,去适应印度人希望造佛像的那种感情.

今天,当我在印度博物馆,触摸这些具有希腊风格的犍陀罗雕像时,仿佛听到那个时代的回音,工匠灵巧的双手,匠心独运,刀刀入神,雕刻出来的佛像既有佛陀的慈祥,又有希腊诸神的矫健.这正如符歇在《佛教艺术的发端》中所说：“印度的感情与希腊的美的协调的结合”.我也深深体会符歇所指的“混血艺术”,“东方化的希腊人和印度混血儿”,“施主”是“佛教徒的印度人”.基于这种原因,工匠所制作的佛像在颜面、发式、衣纹特征上,赋予希腊的造像审美原则,特别是给佛陀加上头发这一点,完全是违背佛教经典的,应当是光头削发的比丘形象,但工艺家出于造像的美学要求,不得不给佛陀加上波纹形的发式.

印度白沙瓦近郊的迦腻色迦率堵波遗址、旁遮普的坦叉始罗、喀布尔河流的一些废址中等,在19世纪以来发掘出许多犍陀罗佛教石雕艺术珍品.现藏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的《佛陀头像》,由英国人斯坦因于1912年在撒里巴胡劳尔伽蓝遗址发掘所获.该头像是一尊被毁坏了的佛陀立像的头部,除右耳垂稍残外,其余部分基本保存完好.多年来对佛教艺术的研究让我在痴迷其中,虽不能――亲临现场观看.对这些术作品却如数家珍.

现藏巴基斯坦白沙瓦博物馆的一尊佛陀立像,是公元3世纪雕刻的,发掘于撒里巴胡劳尔伽蓝遗址,佛陀身着通肩式袈裟,衣纹厚重,呈“U”字形,可以见出袈裟质地较厚,这是因为犍陀罗靠北,气候较中、南印度冷,因而衣服质地自然偏于厚料；其头部和颜面特征,与我们上面所说的佛陀头像基本一致,只是在表现技巧方面,头像要比立像刻画得稍为精细些.佛陀立像头后附有光平板圆轮形头光,这种简朴的头光表现形式是犍陀罗佛像的典型特征.佛陀头像和佛陀立像,可以说是犍陀罗佛像雕刻的代表作.

《释迦苦修像》(亦称《苦行的苦萨》)出土于西克利(Silri)伽蓝废址,现藏拉合尔博物馆.这件作品大约作于公元2世纪后半期,整个作品采用了希腊雕刻的写实技巧,从骨骼筋络看,相当符合人体解刮.这件作品无论从外在表现形式和内在精神底蕴,都可以说是犍陀罗雕刻艺术中最精美的作品.

当艺术成为历史的见证,当宗教成为艺术的背景,一切文化底蕴都有了更深更牢固的根基,如同犍陀罗的佛教艺术,辉煌于那个时代,也必将辉煌于历史长河中.

离开犍陀罗,又踏上了新的旅程――马图拉.马图拉在贵霜王朝时期,是一个商业名城,宗教圣地,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要冲,地位仅次于当时的犍陀罗.它虽然地处中印度,但靠近犍陀罗,佛教造像的风气,应当说是在犍陀罗的影响下形成的.

不过,雕刻艺术差不多同时出现的马图拉雕刻艺术,显示出它很少受希腊式的影响,而以印度本土的民族艺术风格称绝于世.

《佛陀立像》出土于马图拉,现藏于马图拉搏物馆,雕刻年代大约为公元1世纪左右,使用材料为黄斑红砂石.该像右手齐肩关节已残毁,其余部分保存完好.从这尊佛像看,已见出与犍陀罗派的佛陀像风格迥异.《佛陀坐像》就更加明显,这尊像出土于伽陀拉,现藏马图拉博物馆,约雕刻于公元2世纪,这尊坐像可以说是初期马图拉派最精美的作品.在《佛陀坐像》前,我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和无助.佛的世界里,不光有神性,还有人性,这正是佛陀的慈祥和对世人的关爱.

可以看出从笈多王朝时代,马图拉佛教石雕艺术愈趋成熟,而且彻底转变了过去犍陀罗佛教石雕艺术希腊化的模仿风气,使佛教雕刻全然印度化.笈多时代的佛教石雕艺术以崭新的面貌,进入了古代印度艺术发展的黄金时代.这时的马图拉已经成为全印度佛教艺术的中心,似乎也成了佛像制作的基地,佛像制作好后,纷纷运往各地.

《佛陀立像》,是公元5世纪萨尔纳特佛像石雕造像的代表作之一.精工细琢,艺术处理也非常巧妙,足见公元5世纪马图拉雕刻艺术发展的高度.这尊立像除右手前半肢残缺外,其余部分均完好.

鹿野苑出土的《佛陀初像》,采用的是浅灰色砂石雕刻而成,精工细琢的程度不亚于上述的佛陀立像.为印度佛教造像树立了典范,同时也体现出印度佛教美学思想,并从这种佛教美学思想中折射出印度民族艺术的审美理想.

不管是犍陀罗佛教石雕还是马图拉佛教石雕,两派艺术风格的形成都不会是偶然的,而是通过时代、民族、艺术家三种风格的综合力量形成的,其中缺少任何一种因素都是不行的,否则就会造成不是没有时代风貌,就是没有民族精神,或者没有艺术家(或工匠)的个性,民族精神是起决定作用的.

犍陀罗和马图拉两派的佛教雕刻艺术,不仅在印度佛教石雕艺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中国佛教石雕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对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的佛教石雕艺术,都给予了很大的影响.到底两派艺术风格对中国影响孰先孰后,孰大孰小今天已很难从史料中加以准确的稽考.过去海内外学者大都言其犍陀罗派对中国佛像之影响,而极少论及马图拉派之影响.究其原因,多半是未能深入对犍陀罗派和马图拉派作比较,划分异同.

我从东方文明的中国走到东方文明的印度,在这些石雕佛像中寻找他们的共同之外.中国的佛教石雕遗存,很容易就看出上述两派的影响,而又以马图拉派之影响为最.这不啻是中国早期佛教石雕作品,即使是中晚期已经中国化的佛教石雕作品,仍然多多少少还带有一些马土腊派影响的痕迹.毫无疑问,印度和中国都同属东方文化系统,带有浓郁东方文化特质的马图拉佛教石雕艺术,更符合中国文化心理和审美要求.因此,影响也就自然大于具有希腊文化风范的犍陀罗佛教石雕艺术.

旅程虽然结束了,艺术探索的脚步仍没有止境,不管是犍陀罗,还是马图拉,亦或中国古代佛像雕刻艺术,它们都是人类文化宝库里的璀璨遗存,留给世人的不仅是历史回忆,还有美的艺术.这种美,本是超越国界的,从东方到西方,从印度到中国,传播的是文化意蕴,也是永恒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