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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笔者以《红高粱》作品的反讽为切入点,从主题反讽、语言反讽及人物反讽这三个维度着手详细地剖析了《红高粱》作品的反讽艺术,在此基础上对实际的反讽效果作了研究.
关 键 词 ：莫言 《红高粱》 反讽
一、语言反讽
根据莫言所说,自小他便和高密东北乡的高粱有缘,对红高粱,他是又爱又恨,他不仅靠自身所汲取高粱地中的营养来茁壮地成长,而且他还借助于作品的形式向人们传达红高粱的精神.在《红高粱》这部作品中,莫言是这样描绘他的高密东北乡的：“无疑,高密东北乡是这个世界上最丑陋最美丽、最世俗最超凡、最王八蛋最英雄好汉、最能爱最能喝酒的地方.”毋庸置疑,他的大后方就是高密东北乡,他的灵感也来源于这里,但莫言冲破了过去人们所习惯的那种审美方式及描述模式,对高密东北乡,他既没有一味地否定也没有一味地赞美,其在描述时把几对反讽性极强的形容词叠加起来,如此一来给读者留下了非常大的思考余地,究竟什么才是最能爱却又最能喝酒、最王八蛋却又最英雄好汉、最世俗却又最超凡、最美丽却又最丑陋的事物呢?
实际上,很难找到这样的事物,因为万事万物都带有两面性.
按照克拉伯（美国的著名学者）的观点,在处理、整合信息时,人们在心理上通常会表现出“选择性记忆”、“选择性注意”及“选择性理解”的特征,在潜意识里,人们通常更加倾向那些容易记住、理解且在心理上一致和谐的信息,但在此处莫言却向世人展现出了事物中最为本真的东西,那些在心理上会给人们带来不和谐的东西也包括在内.他在对待万物众生时所持的亲和平等的态度也通过这一点充分地表现出来.他并没有因为他的家乡是高密东北乡,而对所涉及的事物进行肯定与美化,事实上,他在为读者传达这样的一个事实：当人们对审美逐渐习惯时,还应学会审丑,若将美好的事物看作是能够为我们带来身心上的愉悦享受的东西的话,那么那些丑陋的事物就会促使我们不断地进行反省与思考,这是由于心灵上的不安,实际上是更为深刻的一种感受,它会让人们学会逐渐地正视现实、直面人生.
而且,通过对整篇小说的研究,我们可知在莫言的笔下,丑除了可以让读者产生生理方面的厌恶与痛感之外,在描写丑的过程中,读者还会产生对侵略者所做的残暴行为的极大仇恨及因此出现的复仇情绪.
就语言的反讽而言,其主要表现在作者实际的意旨背离了文本中的现实语言,借助这些悖论来陌生化语言,以期能引导读者体悟到作品的深刻内涵.在《红高粱》里,有很多语言反讽的例子.在“我奶奶”十六岁时,其父亲就将其许给了当时有名的高密东北乡财主的独生子,单扁郎有严重的麻风病,“坐在花轿中的奶奶非常憋闷,目眩头晕,她的双眼被罩头的红布遮住,散布在红布上的是一股非常浓烈的霉馊味.”[1]因为单扁郎有严重的麻风病,所以在这个喜庆的日子中,“我奶奶”却非常地难过,此时大红盖头是如此的扎眼,坐在大红花轿中的“我奶奶”感受到了由红盖头上所散发出来的强烈的霉馊味道,她明白苦难的日子就此开始了,他夫家的味道便是这股霉馊味,死亡也就是这种味道了.虽然女婿有麻风病,然而在“我奶奶”的父亲看来这依旧是非常荣耀的一门婚事.所以,由红盖头散发出来的霉馊味也就有了更强烈的讽刺味,在“我奶奶”生活的那个时期到处都有这种霉馊味,而此处,我外曾祖父那个年代的穷人希望借助于女儿嫁入有钱人家而得以翻身的心理也就体现了出来.“奶奶浑身都在流汗,听着轿夫们发出的粗重的喘气声与均匀的脚步声,脑海中不断交替地出现如辣椒般的粗糙灼热及如卵石般的光滑寒冷.”出嫁的时间是夏末秋初,天气尚未凉爽,而且轿中非常的憋闷,所以她会感到非常的,如同辣椒一样的粗糙的灼热,在轿夫们所发出的粗重的喘息声的影响下她不自觉地就想起了那个身患麻风病的男人,这就使产生出如卵石般的光滑寒冷,借助于这样一对反讽,作者将当时“我奶奶”的无可奈何与悲凉的心境描绘了出来,通过体表的热将内心的冷反衬了出来.
二、人物反讽
作品除了在语言的方面进行反讽之外,还对作品里的人物进行了反讽.在十六岁的时候,余占鳌（“我爷爷”）就将和自己母亲有奸情的和尚杀了,之后就逃了出来,当了轿夫,并最终成了土匪.“奶奶昏昏沉沉的哭着,一只小脚不觉露到了轿子的外面,在看到这双无比美丽、玲珑的小脚之后,一时之间轿夫们便亡魂落魄了.余占鳌走了过去,弯下腰,轻轻地将奶奶的那只小脚握住,就如同握着羽毛未丰的一只雏鸟,并轻轻地将它送回到轿内.”在“我奶奶”那里,“我爷爷”出现时就是这样的一种形象,“我爷爷”这么轻轻地一握,在他心里追求新生活的那种灵感便被激发出来,他与“我奶奶”生命的轨迹也因此得以改变.在“我奶奶”回门时,他们再次从那片野生高粱地路过,“我奶奶”在这里将身心都交给了“我爷爷”,“我爷爷”在事后安慰“我奶奶”无需担心,回来就行,在“我奶奶”回到夫家时,单家的父子早已被害.“我爷爷”与“我奶奶”后来就共同的在单家的院子里生活,而且还继续经营着单家的高粱酒生意,这样的生活直至日本兵入侵时才结束.“那时,余司令在高粱地中牵着他的手行走,三百多的乡亲枕臂叠骨、陈尸狼籍,所流出的鲜血足能将一大片的高粱地灌溉,将高粱下面的黑土浸泡成了稀泥,以至于他们只能迟缓的拔腿.”“我爷爷”在那时已不再是过去那个土匪头子了,他将乡亲们组织起来,共同抵御日本侵略者的进攻,而且他还当上了司令,在抵御日寇时他表现出了极强的英雄气概、正义感与责任感.在作品中,“我爷爷”同时拥有着两种不同的身份,即“抗日英雄”与“土匪”,看似他所具有的这两重身份是不可妥协的、是矛盾的,然而却同时体现在了“我爷爷”身上.[2]在这里,莫言并非是想赞颂什么,也不是想褒扬什么,他的目的只是想将在高密东北乡生活着的像“我爷爷”那样既蔑视礼法又有所担当的硬汉精神体现出来.
如此塑造人们,让“我爷爷”这一形象完全地活起来了,他不单单是作品里所塑造的一个扁形人物,其已经成为一个圆形人物,这个人物不仅承载着敢当、敢作的精神,而且还敢恨敢爱.“在作者的心里,乡村民间才是理想的一种生存状态.此处,礼法道德的束缚已不复存在.这是一个蔑视法律、道德的、且有着盎然生机的法外之地.他们是一群自在自由、敢为敢作、敢恨敢爱、无法无天、非理非法的化外之民.”[3]
除此之外,就反讽叙事而言,不仅是《红高粱》, 在莫言的很多小说里都采用了不断浮现民间叙事话语的此种记述方式,以《天堂蒜薹之歌》为例,在作品中,莫言为了实现批判当时的民间社会的目的,他使用了三种话语模式,这三种模式分别是民间话语、庙堂话语与知识分子话语.
综上所述,《红高粱》是莫言作品中一部能够贯穿反讽的代表作,同时也是其众多正反同体的作品中的一部,“就一定程度上讲,莫言所创作的正反同体小说,是用死对生进行考究的,是用丑对美进行质询的,是用感性对理性进行冲击的.”通过有效地运用这些反讽,文章的语言才更富张力,内涵才更深刻,主题才更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