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刻铜艺术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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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房刻铜艺术作为文房用品的一种表现形式,以墨盒和镇尺居多,是特定历史文化情境的产物.据现有资料,将文房刻铜艺术相关文献分为历史类文献、鉴藏类文献、图像资料三个部分,形成初步轮廓,然学界对文房刻铜艺术的学术研究仍有待系统勾勒和完善.

关 键 词 : 文房刻铜艺术 墨盒 镇尺 文献分析

文房刻铜一般包括刻铜墨盒类、刻铜镇尺类、刻铜笔套笔帽类等,其中以刻铜墨盒类流传最为广泛,影响较为深远.关于墨盒的起源问题至今仍存争议,依据《文物》杂志刊登明代吴祯墓考古发掘报告,最晚至明代已产生墨盒；对于上述观点,周继烈在其著作《铜匣古韵》和《雅玩掇英》中已经引发质疑,提出墨盒源于清代中后期的观点,亦有其合理性.

纵观中国历史和艺术长河,文房刻铜艺术自兴起至衰落占据历史舞台并发挥实用功能的时间并不长,致使它既不像笔墨纸砚广为人知,也不随书画艺术发展脉络接续兴盛,而对于文房刻铜的学术研究甚少.根据笔者的搜集,拟将文房刻铜艺术的重新发现、宣传和研究资料主要分为历史类文献、鉴藏类文献、图像资料三个部分,其中历史类文献包括论述刻铜的源流发展、生产状况、潮流变化三个分支；鉴藏类文献主要包括对文房刻铜艺术的审美、辨伪、市场三个方面；图像资料主要由笔者师长提供及笔者走访档案馆和图书馆查阅历史图片文献所得.

一、 历史类文献

1.源流发展

李文藻著作《琉璃厂书肆记》描述乾隆时期琉璃厂书肆的情况,记载颇详.一段文字中提到墨盒与镇纸,“遇廷试,进场之具,如试卷、卷纸、墨壶、镇纸、弓绷、叠褥,备列焉”.其中“墨壶”作“墨盒”,旧时也有称“墨合”者.由此可见,至晚在清代乾隆时期已经出现了墨盒、镇纸,至于墨盒、镇纸的材质是否为铜及是否施以刻铜技艺就不得而知了.

孙殿起在《琉璃厂小志》中载：“张樾丞刻铜墨盒,亦为一绝,自设店于琉璃厂西门内路南,名同古堂,曾为藻玉堂主任刻梁任公所书飞龙虎卧四字,真铁画银钩也.”“张福荫,字樾丞,新河县人,寄居北京,营墨盒铺,精通篆法,仿古篆刻,声振河北.民国以来,在琉璃厂西门内路南,开设同古堂图章墨盒铺,著有士一居印存,印行于世.子二：长少丞,次右丞,皆能承其业,钝刀浅刻轻轻拓,铁线文成细细拦,可谓家学渊源.”此为记载较为详实的文史资料,对研究时年刻铜名家有重要作用.

一得阁墨汁店创始人谢崧岱在《论墨绝句》中记述了“块而砚,砚而盒,盒而汁”的递变现象,短短九字,就足以体现墨盒在文房用具发展史中的位置,亦充分证明墨盒在墨块、砚台、墨汁三者之间扮演着不可或缺的承上启下作用,为现存较早的文献资料.

池泽汇等编纂的《北平市工商业概况》在第一编特品中包含墨盒业一类,开篇指出：“在前清科举时代,士子之来北平应试者,以墨盒为入场最重要之品,罔不购备.由翰苑词人,讲求文具之精雅,于墨盒一项,亦措意及之.一时风尚所趋,遂令业此者,多方研求制造与雕刻之法式,成为今日特殊之艺术.”概述墨盒流行之大环境与施艺于墨盒上之刻铜艺术的渊源.

陈重远《古玩史话与鉴赏》第九部分中论及刻铜一项：“嘉庆年间,按天元地方,制作出圆盖方底的铜墨盒,同治秀才陈寅生工书画,自写自刻,开始在铜墨盒上刻书画.等他刻铜和书画家一样,在琉璃厂各家南纸店中都有‘笔单’.”由上述引文可知,墨盒始于嘉庆年间,刻铜始于同治秀才陈寅生,并在琉璃厂一带开辟出较为繁荣的市场.

孙洵著《民国篆刻艺术》分别记载了民国时期印坛主要流派的形成、印学社团的概况、印学著录出版概况、篆刻家与作品.文房刻铜艺术涵盖诗书画印多方面,民国时期篆刻艺术历史的记载有助于研究者更加全面地了解民国时期的文化史.被载入其中的民国篆刻家陈师曾、周肇祥、邓之城、张樾丞、陈寅生等都曾与刻铜艺术发生关系,虽收录于其中的陈寅生生平时间有待商榷,仍为刻铜的研究提供重要资料.

周继烈著《雅玩掇英》钟《杏花笔底生香——说墨盒》一节述刻铜墨盒起源问题,指出其始于清咸丰后期,盛行于清代同治、光绪时期及民国时期,消沉于20世纪50年代的观点,他通过个人经验阅历和史料综合,分别总结和归纳出清代和民国期间的刻铜代表人物及其表现的艺术特色.

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论》是其1923年任教北大时所著讲义,他对金石及金石学的定义和范畴有明确的界定,以传世的文物为研究客体,或论证或补充史料之记载,富有学术价值.在宋代、明代中期、清乾隆嘉庆时期,中国历史上分别出现过三次重要的古学复兴现象,其中清代中期乾嘉学派考据学盛行之风影响甚远.通过存世的刻铜墨盒和镇纸可以了解到,刻铜艺术中多次出现三代青铜器铭文与篆文题材,因而了解清代金石学兴盛现象之历史文化背景实为刻铜艺术研究之必备资料.

2.生产

日本中野江汉著《北京繁昌记》一卷第八节载： “墨盒儿材料,多使用白铜及洋白铜.大半来自汉口.汉口之白铜,品质极佳.如水烟袋一物,倘非汉口制造,则不宜出售.墨盒儿之形状,在十二三年前,多系圆形或四方形.今则八角扇菱形椭圆形等各种,雕刻以北京为最.”中野江汉在《墨盒儿》一节概述时年北京墨盒流行之现象及讲述墨盒材料来源、器形变化、市场行情等.

《北平市工商业概况》墨盒类载：“假如欲作一正方形,先用铜片四块,按所定尺度（略留有余,以为错磨地步）,令其合于正方,即以铁丝紧绕之,施以大焊（用焊药和铜末焊之,是谓大焊）.既焊毕再按尺度锯成两截,一截为盖之四边,一截为盒之四边.于盖之四边上,用同样铜片按尺度截成,使之恰合（四边略留有余）,再施以大焊,是为盖.盖之内,镶以平西所产之石板.又于盒之四边下,用红铜片裁成恰合之尺度（四边亦略留有余）,再施以小焊（即锡焊）,是为含口.如此则盖与盒之四边.原由一同片所锯成,各边皆齐一,自可随意开合,与南方墨盒只能用一面口者迥异.又皆用大焊,自无焊痕.墨盒制法大概如此,至运用之精巧,则视手术之优劣.”为刻铜艺术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所引文字通过方形墨盒制作之过程完整还原了民国时期墨盒生产制作的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