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的叙事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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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 要 ：《扎根》以日常化的叙事还原了一段独特的历史,但它拒绝所谓的“真实”,而是让小说回到“叙事”,颠覆与消解了以往有关下放的叙事话语.一方面,小说以日常琐事作为叙事的时间依据,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方式和童年视角,以朴素、节制和内敛的语言尽力还原历史细节；另一方面,小说又出现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两种叙事形态并存的局面,在客观叙事和主观叙事之间形成一种艺术张力.以实现挖掘“生活的可能性”的目的.《扎根》的这种悖论,既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和生活的深层理解,又体现出其面对历史时的困惑与焦虑.

关 键 词 ：韩东　扎根　叙事

韩东一贯以反历史的方式重新书写当代生活,他曾经以对“大雁塔”的重新书写表达了“新生代”诗人反历史的立场,还曾经发起激烈的关于当代文坛“断裂”的“调查”,2002年又完成了他重新书写下放的长篇小说《扎根》.《扎根》写的是作家老陶为改变被打倒的命运,主动申请下放,带领全家五口人到三余扎根的故事.为了实现“打万年桩”的目的,老陶精心造屋,努力学习栽培与饲养,为生产队出谋划策,让妻子苏群做“赤脚医生”以与当地群众搞好关系,甚至还精心指导儿子小陶学习三余人的生活方式.围绕着老陶家的扎根,小说还写了下放的知识青年以及被押送回乡的逃亡富农等的生活与命运.虽然小说中所有的人都在努力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但作者以冷静的笔触揭示,全部努力都无一例外地失败.因为种种原因,老陶一家从三余迁回南京；陶文江死在三余,葬在三余,骨灰盒却依然迁回南京；老陶决定死在三余,病危时被送回南京,最终死在南京；小陶考上了大学,最终离开了三余；连那栋“看似结实的水泥桁条的房子也已破败,被拆除了”.

韩东的小说基本上都是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和童年视角,利用童年视角可以把成人眼中的现实、历史乃至生活本身进行颠覆,把“生活”从单一视角的观照下解放出来,从而显示出新的言说可能性,这一叙事视角在《扎根》中得以延续使用.《扎根》的叙述者虽然有些模糊,但大部分时间,小说中的“我”与小陶是重合的,小说正是借助小陶的立场与视角来叙述的.《扎根》的叙述空间,随着小陶上学地点的变化而不停变化,从南京下入――三余上小学――葛庄上小学――洪泽上中学――济南上大学,包括中间跟随母亲在江集生活,到淮阴配眼镜,甚至包括对侯继民和赵宁生等人的描写,也是以小陶的经历贯穿起来的.在《<扎根>及我的写作》中,韩东写到：“如果不将我的写作和我的生活挂钩就如同一场梦幻一样.如何真实地尽量真实地贴近自己(生活、命运、感受、思考、视角和方式),在我便是无意义中的意义.向自己学习或者向自己靠近是我意识到的文学范围内的唯一的可靠途径.”这段话透露出强烈的个人化叙事的信息.采用了儿童化的“我”作为小说的叙述者,就避免了全知全能式叙事的客观化,而呈现出一种主观性和随意性,这就使下放这样宏大的主题和个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使下放得以借助卑微而琐碎的日常生活表现出来,以避免将其塑造为有关历史、政治和苦难的神话.《扎根》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日常生活铺叙得异常细致,小说不厌其烦地描写老陶一家怎样盖房；津津有味地讲述猫与狗的故事；不厌其烦地描写家庭矛盾和邻里冲突.关于下放的车队,小说这样描写：“小陶并没有陶醉在这热烈的气氛中,车行至此,他不禁想起了那件丢人的事.‘出来了,出来了.’小陶想哭,觉得那长长的车队就像是一截长屎,终于从南京城里出来了.”关于小陶家糊牛棚,小说这样描写：“余队长派人送来一担稻草,苏群将其扎成小捆,塞人墙缝里.这时,就显出小陶不可替代的作用来了.他的手小,可以直接伸到墙缝中,稻草把塞得既深又多.由于他过分卖力,有的稻草几乎塞到了墙外,从房子外面露了出来.塞完稻草,苏群在墙上糊上一层报纸.然后,在报纸上再糊一层报纸,一共糊了两层.报纸上面,又糊了一层画报,共三层.”童年视角的力量集中体现在小说对“煤球”、“穿衣镜”、“手电筒”等的描写上,通过“陌生化”这些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东西具有了区分城乡文化的功能,获得了新的表现力.

从叙事语法的角度来说,小说中的事件与事件之间,既有横向的、水平的联系,也有纵向的、垂直的联系,就后者来说,小说中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有一种等级次第的关系,有的重要一些,有的意义小一些,重要的事件称为“核心”事件,意义小一些的事件称为“卫星”事件,前者属于功能性事件,后者是非功能性事件,功能性事件必须在故事发展的两种可能性中作出某种选择,这种选择一旦作出.必然引发故事中接踵而至的下一个事件.虽然《扎根》描写的中心是老陶一家的故事,但小说没有“核心”事件,描写的中心人物是老陶一家,但也没有“核心”人物,有的只是“卫星”事件和“卫星”人物.《扎根》属于“缀段式”结构,全书没有贯穿始终的功能性事件,只是十三个小规模的故事的连缀,分别为下放、园子、小陶、小学、动物、农具厂、赵宁生、洁癖、五一六、富农、扎根和结束.其中每一个章节讲述不同的人物和不同的故事,这些故事既是独立的,又借助叙述者“我”统一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立而又相互缠绕的关系.这种结构方法可以说是韩东借助小说表达的对生活的一种理解：即使在“”这种特殊时期,生活本身也并不像小说那样有严密的逻辑关系,而更多的呈现为一种碎片化的状态,作家的任务不是去还原历史,而是要尽力把生活的原始状态表现出来.小说围绕扎根这个中心,写了大量的事件和人物；写老陶一家造房子、整理园子、养动物、吃喝拉撒；写老陶科学种田、苏群行医、陶文江施舍、小陶结识新伙伴；还写了靳先生、小李、赵宁生、夏小洁、九月子、侯继民、余耕玉、有富一家,最后还借助老陶的小说谈创作原则.从叙事功能的角度讲,这些人物和事件既各自独立,又构成另外一个人物和故事的“卫星”,成为另外一个人物和故事的背景.这种写法掏空了有关“”记忆的历史内容,把“”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神话分解为有关个人记忆的日常生活,变成一些表象化的片段.

传统小说与史学和早期的新闻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现实主义小说,以反映论为指导,宣称“文学是对现实的反映”,以表明自身与现实的同构关系.传统小说还努力使所讲述的故事“真实可信”,为了取得这样的效果,有意隐瞒叙述者和叙述行为的存在.从追求细致逼真的效果来说,《扎根》带有明显的自然主义或现实主义的色彩,但又表现出对可靠性的怀疑与不确定,更类似于元小说.元小说有意识地暴露叙述者的身份,公然导入叙述者的声音,是作家对抗现实主义创作成规、消解“真实”神话的有效方式.《扎根》的第一句话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老陶率领全家下放三余.”从叙事形态来看,这是典型的第三人称全知金能的叙事方式.在全书的大部分章节中,作者韩东一直在努力用冷静节制的语言,以对生活细节的逼真描述尽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但《扎根》又不时出现一个自称为“我”的叙述者,这个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我”经常面目不清,很多时候“我”与小说中老 陶的儿子小陶颇为相似,小说也确实是以小陶的立场与视角来进行叙述,故事也是随着小陶的视点而变化的,但有时,比如在评论老陶的创作时,“我”又与作者韩东有很多重合的地方.这样小说就出现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两种叙事形态并存的局面,“从叙事学的角度看,第一人称叙事与第三人称叙事的实质性区别在于二者与作品塑造的那个虚构的艺术世界的距离不同.第一人称叙事者就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和这个世界中的其他人物一样,他也是这个世界里的一个人物.一个真切的、活生生的人物,而第三人称叙述者尽管也可以自称‘我’,但却是置身于这个虚构的艺术世界之外的.”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述者给叙事活动带来的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叙述者的叙述动机不同.对第三人称的叙述者来说,其叙述动机更多的是出于审美的考虑,而对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来说,其叙述动机植根于他的现实经验和情感需要.就《扎根》来说,一方面作者韩东努力保持客观冷静,以尽力还原历史；另一方面叙述者“我”又不时跳出来,打破小说营造的客观、真实的氛围.小说中的叙述者“我”不仅经常以亲历者的口吻对故事中的人物评头论足,还经常直接跳出来在文本中发言.小说在冷静地描写完老陶一家下放的整个过程后,突然出现这样一句话：“接着这一话题,我想再嗦一下老陶家人的擦屁股纸.”此后,小说中的“我”频频露面,比如：“关于三余建房,我就先说这么多”；“由于小说进度的缘故,我就不一一道来了”.不仅如此,“我”还经常直接以作者的面目出现,向读者解释小说情节的设置,比如：“试想,蒙在鼓里的苏群就这么吊在了房梁上,那该是多么的可悲可叹,乃至可笑走笔至此,我不禁起了怜悯之心,还是让苏群找不到那根命运的绳索吧！”特别是在‘作家”一节中,“我”不仅直接宣称读过老陶的作品,从老陶的笔记中获得创作灵感,而且对老陶的创作大加批判,以阐释自己的小说观.韩东用这种方法来写有关“”的历史,显然是别有深意的.一方面,韩东挑战了“”叙事的心理积淀,提示我们,即使在“”这样特殊的岁月中,生活中充满的依然是吃喝拉撒这样琐碎和平凡的小事,而这正是被传统“”叙事所忽略的：另一方面,当我们沉浸在小说之中,试图就此展开想象以还原历史的时候,叙述者又不时跳出来提醒我们,“我”不过是在“虚构”那段历史,一切关于小说“真实”的想象都是虚妄的.这就使得《扎根》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二元分裂状态,在传统的客观叙事和现代的主观叙事方面形成了一种艺术张力.正像韩东自己所说,“《扎根》说到底是一部以虚构为其方式的小说,只是我理解的‘虚构’略有不同,不是‘将假的写真’,写得像那么回事,而是‘把真的写假’,写飘起来.落实到‘假’.”韩东的这种叙事方式,使《扎根》在“真”与“假”之间形成了一种相反相成的艺术张力,使“生活的可能性”由此得以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这种悖论也真实地传达出了作者对历史和生活的深层理解.

“我的根本问题,简言之就是：写作与真理的关系.在这一问题解决之前,我所有的努力都可能是虚假的和没有意义的.”对韩东这样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作家来说,下放生活虽然已是遥远的过去,但毕竟是一段难忘的经历.通过写作对那段记忆进行恢复和还原是一种巨大的诱惑,但他面对历史的时候又总有一种无法抹去的焦虑,因为他对当时的历史、生活的理解与参与并不深入,因此,对这段历史的书写,最终抵达的也只能是虚无,而不可能在其中实现自我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