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局与出路:新闻传播学术理路探微

本文是一篇新闻传播论文范文,新闻传播方面毕业论文,关于困局与出路:新闻传播学术理路探微相关电大毕业论文范文。适合新闻传播及传播学及新闻学方面的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新闻传播相关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新闻传播学术困局内含两种知识旨趣（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矛盾,这也是现代知识的基本矛盾.董天策教授由于具有跨学科的基础和视野,其切问致思常能将微观的个人学术思考、中观的专业学术格局、宏观的思想知识谱系三者穿透勾连,极具启发性.以其新著《问题与学理：新闻传播论稿》为分析对象,对其新闻传播学术理路做简要的梳理和透视.

【关 键 词】董天策；新闻传播学术；困局；范式；问题意识；现代性

评价一位学者的标准是多重的,但在笔者看来,核心不外乎二者：一是从专业视域看其是否具有独到的问题意识和学理贡献,进而在纵向上推进学科的发展；二是其研究是否超越了学科界限,而推进到更为宏阔的思想（知识）坐架中做横向的勾连和定位.

董天策教授从1989年开始致力于新闻传播的教学与研究,先后出版8部专著、发表200余篇论文,就理论和实务方面的许多重要问题都做过深入探讨,同时又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媒介批评等方面做了不少卓有建树的工作等可以说,他的学术生涯与最近20多年来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与学术之发展历程,互相伴生、互为参照.然而,这样一位领域内“专家”却起步于唐宋文学,复又取得文艺学博士,因而其新闻传播专业著述不时透露出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研究等多学科、多领域的知识底蕴.他的专业思考总能在宏阔的思想史背景与纷杂的生活世界前景之间自由穿梭,因而独具深广的看视维度和凌厉的批判锐度,这在当代新闻传播学者中并不多见.

2012年底,董天策教授的新著《问题与学理：新闻传播论稿》（以下简称《论稿》）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收录了他从2004年至2011年的73篇论文、访谈,涉及新闻传播学术多个面向,极具代表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该书“引论”部分,董教授就新闻传播学术的基本困局、致思路向、学理规范和新闻传播学者的身份认同等都做了透彻论述.在此种反思下,书中各单篇文章便相互生发为一种内在的体系性,借此体系性,我们可以摸寻其学术思考的基本理路,亦可沿此理路透视新闻传播学术的一些基本问题.

新闻传播学术困局

《论稿》开篇即点出我国新闻传播学术面临的诸多问题：学术水平不高、学理规范失据、创新能力有限、人才培养乏力等具体到理论研究上,则充斥着大量评论化、阐释化、经验化、感性化的低层次、重复性“成果”,学术精品与学术名家鲜见.而这些病象下更为深层的病因又是什么呢?要想廓清这一问题,须在更大的语境中考量.

董天策与许多学者都注意到,自传播学引介到国内以来,新闻学与传播学间的关系就被断续讨论至今,有些争论甚至十分激烈.仔细审视,论者多纠缠于两门学科的研究范围、对象、重点、方法,而少有人系统辨析各自背后的精神质地.以语用学角度观之,学科之“名”与“实”都必然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形成的[1],其分域和归属既有赖于背后的知识分类标准,也受制于学术场域内外的权力关系与偶发因素.更何况,在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景观中,随着主体性的“物化”以及消费逻辑对一切“物”的重新编码,现代性社会分化出的“每个领域都扩张到尽其所能的领域中去”[2],各自独立的专门领域之间出现解分化现象.这意味着,在信息社会,“传播”与诸学科、领域间的渗透、交叉、融合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更新、重建将不可避免；复意味着,除少数传统悠久的学科（如文学）和研究对象极为严格的学科（如逻辑学）外,包括新闻传播在内的多数社会科学将不可能以其研究对象、方法而为自己划出一块安身的“自留地”；还意味着,对新闻传播学术困局的诊视与回应,必须具有跨学科的视野——用董天策的话说,就是“不能局限于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学术传统或知识谱系,而应着眼于包括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内的整个学术传统或知识谱系”[3].

其实在传播学的起源地美国,这门学科自身的范式危机也从未间断.早在20世纪40年代,拉扎斯菲尔德就看出当时传播学中实证性的行政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与反思性的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之间存在分殊,此一分殊后经罗杰斯、沃尔纳等学者的书写得到进一步强化.批判学者常批评实证学者将物理科学的方法用于人类和社会,忽视了媒介背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重要性；而实证学者也指责批判学者没有提出证据就做出结论,用争论代替学问而难以产生新知识.[4]1983年、1993年两年,美国《传播学季刊》先后发起“领域的骚动”（FermentintheField）和“领域的未来”（TheFutureoftheField）两场争论,传播学的范式危机更加凸显.[5]随着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不断深入,范式危机不仅“横移”到汉语传播学界,更外化为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关系的持久争吵.在董天策看来,“范式”的义涵不能局限于研究对象与研究技术,而要深入到研究立场和主体视域.他认同哈贝马斯在《认识与兴趣》中关于“社会科学三类型”的划分,即按照技术旨趣、实践旨趣和解放旨趣,将科学分为经验分析科学、历史阐释科学和批判的科学.[3]传播学经验学派近于以技术旨趣为导向的经验分析科学,而批判学派则近于以实践和解放旨趣为导向的阐释科学和批判的科学：经验学派“从一开始就放弃价值理性,承认现行的传播制度是合理的,只求工具理性,致力于寻找达成更佳传播效果的方法与策略,从而成为直接服务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经营管理工具”；而批判学派则着眼于从不同视角打量传播与社会的关系,“着重研究传播现象的阶级性、历史性与社会性,尤其重视对资本主义大众传播体制、传媒文化工业、传媒与权力等根本问题的批判性考察和深层分析,追求的是价值理性”.[6]

应当看到,传统的“经验学派”“批判学派”二分法,对来源于不同学科、地域的传播学各支流无法做全面细腻的展现,故而对传播学范式是二分、三分抑或四分,以及据何来分,国内学者有不同的意见.[7]不过,二分法却基本彰显了传播学内部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和态度.甚至,董天策对“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两种旨趣的分殊,置于新闻学中也仍然有效：新闻学中的实务主义、工具主义倾向与人文主义、专业主义倾向之间的矛盾,亦复如此（只是传播学中的经验学派比新闻学中的实务化的“经验之谈”更具现代科学研究的典范性和严谨性）.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之争,其症结正是两种不同立场和视域的冲突、拉锯、调和及其难以调和之困境,而这又生发出研究重心是“信息”还是“意义”、研究方法是实证调研还是质性分析、研究目标是“经世致用”还是“反思批判”、研究者定位是技术专家还是独立学者等种种具体问题.在批判性视野下重建规范性

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董天策教授对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与学术一直充满忧虑：一方面,实务性、实证性研究越发成为领域内的主流；另一方面,在极为特殊的传媒生态下,思辨研究尤其是批判性的思辨研究又难以真正展开.这势必会削弱研究本身的思想分量和批判力量.[3]因为不满于现状,他将许多精力投入到媒介批评和文化研究上来,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充实发展新闻传播学术中的批判主义路径.2008年,他创办并主编《中外媒介批评》集刊；2011年,他出版了《消费时代与中国传媒文化的嬗变》；同时,他又先后发表了多篇有关论文,并在多个公开场合就如何进一步推进媒介批评与文化研究切陈己见.

然而,随着批判研究的深入,董天策遇到了更为深刻的问题.批判主义的实现一般贯穿着两种策略.一是意识形态的社会学还原：它通过廓清资本主义系统（理念、制度、习俗）在发生、流变、“合法化”背后的权力操纵和意识形态因由,揭示出这一理念、制度、习俗在“血缘”上的不洁.二是乌托邦的审美化洗赎：通过将肉身快感、神秘沉思、解放实践“提升”为具有高阶价值的美学设定,对资本主义系统的法理性、规范性做“居高临下”的俯瞰.前一种策略将现状贬“低”,后一种策略将自己所持守的价值拔“高”,而在此高低势差间,一切规范（包括社会制度规范和知识场域规范）的合法性根据都被拒绝、消解.这种批判无疑具有反思的力量,但也潜藏着解构一切的危险：当它变成一种绝对、抽象的否定性时,它对于一切范式以及借此范式所作的学术评价,都只能保持僵化的“造反”姿态.更有甚者,若这种变形的“批判”被一些学者滥用、误用,就可能成为主观化、浅薄化、空疏化研究的“辩护状”.董天策反思道：很多研究由于缺乏标准,轻视范式,常常沦为“缺乏文献基础的‘主观想象’”“缺乏知识积累的‘自说自话’”“缺乏逻辑分析的‘含混表述’”,这都显示出“研究逻辑的‘自治性不足’”[8].

董天策走到了这样一个十字路口：在他的右边是经验主义的大军,他们奉马克斯·韦伯“价值无涉”的告诫为最高宗旨,只过问由问卷、数据堆砌而成的所谓“事实”,而克制地拒绝一切反思和价值判断；在他的左边是批判主义的骑队,他们高举“批判的武器”,以阶级分析、意识形态分析、权力分析的尖刀挑破一切“客观性”“普遍性”“中立性”的虚伪面纱,但在他们的前方,很可能又是虚无主义的深渊.对于董天策来说,如果放弃批判态度,新闻传播学术将复又沦为一种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但如果对现有的批判策略不能进行规范,批判研究潜藏的解构性和随意性不仅对学术规范和社会法理的建构无所建树,甚至还会使自身在学科中进一步被边缘化.如何在批判性视野下重建规范性?这是走出新闻传播学术困局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对董天策来说,答案仍潜藏在批判本身所具有的反思力量.

《论稿》特别援引乔纳森·卡勒௚

本文是一篇新闻传播论文范文,新闻传播方面毕业论文,关于困局与出路:新闻传播学术理路探微相关电大毕业论文范文。适合新闻传播及传播学及新闻学方面的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新闻传播相关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作为范式整合机制的问题意识

如果说以上梳理展示了董教授对“困局”反思的基本路径和立场,那么,这种路径、立场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以何种方法论为保证,又如何让不同范式在学术研究中得以融合呢?

一直以来,新闻传播学术传统中有两种范式融合方式.一是以学派为依据,这以罗杰斯的《传播学史》最为典型.学派是基于地缘学缘而自发形成的知识共同体,其成员间在许多方面具有互通性和传承性,以之为依据比较接近学术史产生、发展、流变的真实原貌.但此种书写更强调对某一学派的历时性描述以及不同学派间的天然差异,无法在更高层次上进行有效融合.另一种则以大全体系为依据,这以中国近年来各种“导论”“概论”“通论”“教程”为代表.董天策赞誉此类书写在学科初创、引介阶段有筚路蓝缕之功,但也看到,“一旦学科知识体系基本建立,学术研究又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此种体系化书写就多是外在“组合”而非内在的“融合”,甚至是重复性、机械化的拼凑,无法真正实现范式的融合与拓新.[3]他认识到：“从学术策略上,新闻传播研究要建构那种‘统一理论’（‘总体理论’/‘理论体系’）是不太现实的.”[3]但零敲细打的碎片化、细节化描述,则又与其“深化学理内涵”的追求相异.鉴于此,他认为“可行的路径应当是建构罗伯特·默顿所倡导的‘中层理论’”[3].在默顿看来,“中层理论既非日常研究中广泛涉及的微观但必要的工作假设,也不是尽一切系统化努力而发展起来的用以解释所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统一理论,而是指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论”[12].而能将“高层”理论与“低层”经验勾连起来的,恰恰是一系列问题,因此,董天策提出以问题意识作为范式整合与学理建构的切入点.他说：“学术研究应当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即以问题意识为导向,才符合科学进步或知识增长的内在规律.”[3]如果联系《论稿》中的论文,对董的问题意识做更清晰的梳理,我们又可以得到三层含义：一是要“提出真问题”“关注大问题”.所谓真问题,就是对新闻传播实践有所总结、指导、反思的“战术”问题；而所谓大问题,则是能够影响整个学术格局和传媒发展格局的“战略”问题.[3]二是要将问题“中心化”“主题化”,以一个问题为中心,将各种割裂甚至对立的流派、路径、材料进行重新清理、检讨、去存、整合,而使得所问之题与所作之答都在学术承续中有极强的针对性.三是将问题置入整个学科体系中来考量,这样对于某一“点”的研究很可能牵动整个“面”,以促进理论体系的调整、转换甚至解构、重构.

不妨举《论稿》收录的论文《新闻的真实性是什么?——兼论新闻理论体系的科学性》[13]为例.一般学者对新闻“真实性”概念的界定及其作为新闻之“基本特征”“价值”与“工作准则”,都没有什么实质的争议,但董天策恰恰针对这一“老生常谈”提出自己的质疑.他通过对“真实性”概念考古和辨析,得出结论：“真实性”不属于新闻的特征和价值.但他的论述其实又不止于此,而是以“真实性”之一点,对新闻价值、新闻特征之内涵也有重新调整,进而对整个新闻理论体系做了修正.从《关于“传播交叉领域”的研究》《民生新闻：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范式》等论文中都可看到,他总是从某一具体现象、具体领域出发,但却将之上升、提炼为一个具有一定解释力和概括力的阐释框架或中层理论模型.

余论：现代性危机下的新闻传播学术与新闻传播学人

其实,新闻传播学术的根本困局,只有置于现代性危机的总体背景下进行审视,才能击中其要害.笔者较为欣赏列奥·施特劳斯对此危机的判断：现代性的危机在于人们已无法分清好坏对错；或者说,人们只能谈论事实,而无法就价值冲突达成和解.[14]如果说这还只是现代人的普遍精神境遇,那么对于现代知识人来说,其对危机的卷入就更为复杂.作为哲人、教士、士大夫余续的现代知识人,天然地秉具穷问学理、上下求索的精神,自然地要以学术为据审理和解决“最高价值自行罢黜”（尼采语）后的意义真空问题.然而,审理和解决现代性难题的知识框架及其主体,本身恰是一个有待解决的现代性难题.[15]“审理”的根据何在?“解决”的乐观又何凭?

康德曾寄希望于理性.但在碰触到一系列“二律背反”后,他不得不坚持知性与理性、现象界与物自体、事实与价值、知情意三域等一系列的分立.面对此分立,席勒、谢林、黑格尔、荷尔德林、马克思、前期法兰克福学派等以不同路径（审美教育、绝对精神、实践）希求整合,但均因囿于主体性视野而告失效；而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对此种主体哲学弃之如敝屣,并将批判理解为一种不断的逾越、分延、出神,但却面临虚无主义的危险[16]：这即是新闻传播学术中批判主义的思想来路与困境.也是面对这一分立,韦伯谨守学术研究的价值中立性,取消学术在政治、人生、文化、审美上建构意义的可能性,但此种实证主义却将自身与认识主体割裂开来[17],无视自身的界限和奠基[18],陷入了自相矛盾[19]：这即是新闻传播学术中实证主义的思想来路与困境.此一危机如投石落水,层波叠起,复又展开为新闻传播学术之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新闻传播学人之批判型知识分子与技术型专家的分野.然而,现代性危机还将持久存续,这意味着新闻传播学术的两种导向与其学人的两重身份也将持续.

由是观之,以《论稿》为分析对象对董天策新闻传播学术理路的梳理,就不止于个人学术履历的经验描画和学术成果的生硬堆砌,而具有展示现代知识格局之理路分殊的一般意义,这不仅因为作为现代知识样板的新闻传播学术本来就与整个知识谱系相表里,也因为董天策教授本人所具有的跨学科背景和眼光.因此,他对新闻传播学术困局的诊视,以及在此诊视下所持的立场、所辟的论域、所选择的理论策略、所坚持的方法论原则等或许也都有更为深远的学理意义.

本文是一篇新闻传播论文范文,新闻传播方面毕业论文,关于困局与出路:新闻传播学术理路探微相关电大毕业论文范文。适合新闻传播及传播学及新闻学方面的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新闻传播相关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12]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M].唐少杰,齐心,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13]董天策.新闻的真实性是什么?——兼论新闻理论体系的科学性[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5）.

[14]列奥·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M]//丁耘,等,译.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15]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

[16]尤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17]尤尔根·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M].郭官义,李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18]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19]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M].李世祥,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柯泽为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张昊臣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生）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