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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嗣禹（1906-1988年）,1928年考入燕京大学史学系,1932年当选为燕京大学历史学会主席.大学毕业后,考入燕大史学研究所,1934年任历史学会主席、《史学年报》主编,1935年获得硕士学位.在此期间,师从邓之诚、洪业等著名史学家,并留校任教.1942年他到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获得博士学位,并成为他日后的得力助手和长期的合作伙伴,两人先后合作出版了《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清代管理制度：三种研究》等著作,长期被哈佛大学、牛津大学作为教材.
邓嗣禹先后担任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院院长、兼远东图书馆馆长、印地安那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亚洲协会理事等职位,并被哈佛大学等名校聘为客座教授.他还是最早将《中国近百年政治史》、《颜氏家训》等中国名著推介到西方的华人学者.
中国名著走向世界的有力推手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是一本享誉中外的学术名著,也是目前中外学者经常参阅和广泛引用的经典著作.该书由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李剑农所著,最早于194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近年由复旦大学（2002年、2008年）、武汉大学（2006年）、商务印书馆（2011年）等著名大学和出版机构多次再版.台湾商务印书馆也于1963年出版该书,后于1992年再版.
这本书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后,受到国际史学界的广泛赞誉,李剑农也因此被收录于美国纽约格林·伍德公司出版的《近代国际大史学家辞典》中.但许多中国人不知道,这本书最早是由留美学者邓嗣禹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的,也是一本较早进入西方国家的中国学术名著.
20世纪50年代初,邓嗣禹在印地安纳大学执教中国近代史,将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一书翻译成英文,用作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参考教材.后经他的美国学生英格尔斯（Ingalls）润色后,1956年首先由美国Nostrand出版社出版,书名为《ThePoliticalHistoryofChina,1840-1928》,后于1962年、1963年、1964年、1968年再版；1963年美国东西出版社（East-WestPress）出版此书；1964年印度版本在新德里出版；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1956年、1967年、1969年三次再版该书；2011年,美国LiteraryLicensing、LLC出版社两次再版该书.2013年11月,武汉大学出版社首次在国内出版英文精装版,可见该书的无穷魅力.
这部著作不仅取材精准、叙事准确,对历史事件注意追根求源,还联系当时社会形势全面分析,还历史的原貌,评论时局也无所忌讳,秉公伸张正义.直到现在,这本书仍为国内外学者广泛参阅和引用.
邓嗣禹在英文版《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出版之前,首先交给恩师费正清审阅,并在此书第一页的显著位置,注明“献给费正清”（T0JohnKingFair-bank）.费正清回信时,认为该书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最清晰的唯一全面的评述,等对于西方的研究学者来说,作为一种可靠的纪实史和重要资料的简编具有重要价值”.《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受到了国际史学界的广泛赞誉,邓嗣禹、费正清对其传播产生了不同的推动作用.
1966年,邓嗣禹还将南北朝时期官员颜之推所著、中国早期文学名著《颜氏家训》翻译成英文,在经过几译其稿之后,于1968年在英国出版.《颜氏家训》全书共有20篇,分为7卷,是中国最著名、最有影响的一部“家训”,其内容涉及许多领域,强调教育体系应以儒学为核心,尤其注重对孩子的早期教育,并对儒学、文学、佛学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作者颜之推自19岁步入仕途,为官四朝,凭借自己的学问在仕途上曲折前进.他根据自己的经历与体验,写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部完整的家庭教科书,用以训戒子孙.
从唐朝开始,《颜氏家训》就有其它版本在颜氏家族之外流传.近年来,中国出版品读、介绍《颜氏家训》的书有十多个版本.但从1968年开始,该书就已经在英美国家流传.哈佛大学学友王伊同在《邓嗣禹教授学术》一文中,称邓嗣禹翻译的《颜氏家训》“开南北朝经典英译之先河”.
这些书籍在向西方公众推荐、介绍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学著作和传统文化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大大减少了美国学者的语言障碍,培育了美国的汉学基础,开拓了汉学研究新领域.
被汉学泰斗称为“老师”
费正清是1929年开始把精力投入到近现代中国及中西方关系史研究的.要利用中文资料就必须学习汉语,他于1932年2月来到中国,居住了近四年.1935年,他结识了时任燕大史学研究所讲师、《史学年报》主编邓嗣禹,并在日后成为师生和多年的合作伙伴.
费正清在他的《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中说：“1935年,我结识了燕京大学一位年轻而富有专业知识技能的文献目录学家邓嗣禹,他刚好与我同年,手头有无数中文参考著作.比我早两年到达中国的毕乃德（KnightBigges-rtaff）与邓嗣禹合作编写了一部不朽的近代著作《中国参考著作叙录》（1936年）.”
毕乃德也是美国第一代汉学家,1934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来到燕京大学做为期两年的博士后研究,与邓嗣禹相识.两人在合作出版《中国参考著作叙录》一书时,正好都是30岁的年轻学者.该书后于1950年、1969年、1971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多次再版.
1937年7月,邓嗣禹接受燕大同学房兆楹邀请,辞去燕大教职,前往美国华盛顿,参加由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恒慕义博士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1644—1912）》（EminentChineseofCh’ingPeriod,1644-1912）的编纂工作.费正清也参加了编写工作.邓嗣禹负责编写33位太平天国时期正反面人物的传记,其中有三位作为反面人物的清朝官员（徐广缙、怡良、穆彰阿）的传记就是他与费正清两人共同完成的.这次机会,加深了两人的友谊.1938年,邓嗣禹获得了燕京学社奖学金,前往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攻读博士学位.由于学业优秀,1939年再次获得燕京学社奖学金,并利用课余时间与费正清合作撰写了《清朝公文的传递方式》的论文,当年发表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第4卷第1期上.1940年至1941年期间,两人又合作撰写了《清朝文件的种类及其使用》及《论清代的朝贡制度》,先后发表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第5卷第1期和第6卷第2期上.后来,这三篇论文于196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为《清代行政管理：三种研究》（Ch’ingAdminis-tration：ThreeStudies）.
《论清代的朝贡制度》是费正清研究朝贡制度的初步成果.学者王志强认为,“虽然此文的完成距今已有半个世纪之多,但今天研读起来,其中关于朝贡制度的理论阐释及新的研究方法的采用,仍然可有力推动当今朝贡制度研究领域向深度发展,对目前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山东师范大学李云泉教授在2011年发表的《再论清代朝贡体制》开篇中指出：“自1941年美国中国学家费正清与美籍华裔学者邓嗣禹合作发表《论清代的朝贡制度》一文以来,其学术观点长期左右欧美、日、韩学界的相关研究,并对中国学界产生重大影响.”
1939年,费正清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使用清朝文献资料的研究生讨论班,并亲自向学生讲解清朝文献的意义及使用方法.他还以与邓嗣禹合写的三篇文章作为编写教材的起点,于1940年写成了《清朝文献介绍提要》一书,先是油印供学生使用,1952年由哈佛大学正式出版.
费正清是美国汉学界的“太上皇”.1942年,邓嗣禹以《张喜与南京条约》为论文题目,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成为费正清在哈佛大学亲自培养的第一批博士生.1944年,邓嗣禹将他的博士论文修改后,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费正清为他撰写了前言,高度评价了他的学术成就.这本书后来成为学者们研究战争的重要史料.
1946年,费正清回到哈佛大学设立中国问题研讨班（国际著名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前身）,邀请邓嗣禹、杨联升、房兆楹等几位学者帮助他整理清代史料,并合作出版了多篇论文.
1949年秋,费正清在哈佛大学最早开设“现代中国问题研究”课程时,邀请邓嗣禹回母校哈佛大学讲授该课程.在任教期间,邓嗣禹与费正清再次合作,共同编写了著名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一书,以及《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考,1839—1923》.
1953年,费正清在“美国亚洲研究会”换届、出任第二任会长时,又聘任邓嗣禹为董事,任期为三年.1955年哈佛大学设立东亚研究中心时,邓嗣禹任执行委员会委员.1962年,邓嗣禹在哈佛大学任教时出版的《太平天国历史学》一书时,费正清为他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前言,并提到了在25年前两人初次愉快的合作经历.
1964年,邓嗣禹与费正清又再次合作,发表了《中国的外交传统》论文,刊载于美国汉学家JoelLarus所著《世界比较政治》一书中.邓嗣禹因此成为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者中,与费正清合作时间最长、发表论文最多的学者.据不完全统计,在1938年至1964年期间,两人先后合作发表的著作、论文就有六部（篇）之多.
1960年,世界著名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开展第14版修订工作,编委会邀请邓嗣禹参与“太平天国起义”与“捻军起义”两部分的编写工作.2005年,在他逝世的17年之后,《不列颠百科全书》开始第15版（最新版）内容修订,编委会在“洪秀全介绍”长篇文章之后,还特别注明：此部分内容是引自邓嗣禹1966年再版的《太平天国史新论》一书中的内容.由此可见,邓嗣禹在美国对太平天国历史研究领域一直处于领军学者的地位.同时也说明,海外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一直是由中国学者领衔担当的.
在1961年、1962年,他还参与了被列为世界三大百科全书之一的《科利尔百科全书》（GrolierEncyclopedia）九大部分内容的编写工作.除了“太平天国”之外,还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乾隆皇帝（1735-1795）”、“皇太后：武则天”、“李鸿章”、“孙中山”等介绍.
1972年2月,随着尼克松访华、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中美之间结束了半个世纪的对立格局.5月,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邓嗣禹随同费正清一行六人,作为中美建交后第一批美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到中国进行访问和演讲,受到了周恩来、乔冠华的热情接待.
邓嗣禹1976年退休之前,在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任“大学讲座教授”,这在美国大学中是很难得到的特殊荣誉称号.1976年4月,年满70周岁的邓嗣禹在印大退休,校方特别为他举办了盛大的荣休庆宴.费正清为此特地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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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芮安（JohnRyan）在会上宣读.退休后,邓嗣禹与费正清始终保持着书信或联系,交流学术动态.然而不幸的是,1988年邓嗣禹因车祸去世,时年83周岁.
在邓嗣禹去世后的第三天,费正清为他特地撰写了一篇讣告,后来发表在《美国亚洲研究期刊》（1988年第8期）上.费正清在讣告的结尾部分还着重称赞：“邓嗣禹是一位乐观、谦虚、勤勉不懈的‘儒家’,同时也是一位对我有帮助的老师和有教养的绅士.”
科举学领域的“陈景润”
“哥德巴赫猜想”命题,这项200多年来悬而未决的世界级数学难题,曾吸引了成千上万数学家的注意,而能对这一难题提出挑战的人却很少.
在七十年代初期,中国科学界公布了一个举世震惊的信息：中国数学家陈景润居于六平方米小屋,借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伏在床板上,用一支笔,耗去了六麻袋的草稿纸,攻克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创造了距摘取这颗数论上的明珠“1+1”只有一步之遥的辉煌成就.
科举制起源于中国,但它却对东亚和西方国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历史上日本,曾一度仿行过科举,韩国、越南曾长期实行过科举制度；英、法、德、美等国曾借鉴科举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东亚诸国仿行科举于史有证不成问题,而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20世纪初,清朝统治者在欧风美雨和坚船利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实行1300年的科举制也走到了穷途末路.为了推广新学、兴办学堂,清政府不得不于1905年废止了科举制.随后,八股科举被看作和、缠足等同类落后丑恶的东西,为人们所唾弃.因此,一些谈及科举考试史的人往往避免使用“科举”这一名词,而代之以“中国历史上的考试”的说法.在中国人多对科举加以批判的20年代,长期接受西方教育的孙中山说出的话石破天惊：“现在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制度.”正是在孙中山这一说法的启导下,一些中国学者对科举西传问题进行了艰难的探索.
1936年,邓嗣禹以1934年在《史学年报》上发表的《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为基础,完成了《中国考试制度史》一书,并由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出版发行,顾颉刚、邓之诚等著名史学家为其作序.该书后于1956年、1967年、1982年、1997年、2010年、2011年,先后七次在台湾及大陆再版发行,成为研究中国科举制度的奠基之作,目前仍是国内外科举学研究者普遍引用的重点书目.与之后发表的《中国考试制度对西方的影响》,构成了对于中国科举制度研究的“三步曲”.
1943年9月,邓嗣禹在国际著名期刊《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上发表了“中国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一文,长达三万余字,搜集、引用了1870年以前西方人论述科举的文献70多种,围绕“西方考试制度的发展、西方记述或涉及中国科举制的资料、英国对于中国文明的推崇、英国驻华使臣论中国科举制、确认中国影响的证据”等问题旁征博引,论述详赅.邓嗣禹称：“根据上述所有同时代的证据,我们可以确凿无疑地证明：中国的科举是西方制定类似制度的蓝本”.文章发表后,在海外引起广泛的反响,被先后两次翻译成中译文本,同时还被多种文集收录.目前该论文在西方汉学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在此之前,“科举考试与现代西方文官考试制度是否具有联系”、“西方文官考试是否曾借鉴或受到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一直是桩悬案.基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研究、考证的难度,学术界一直未能提供有力的证据.
邓嗣禹的研究是具有开拓性的,它不仅再一次印证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促进人类文明的基本途径,科举制度作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对西方近代文官制度曾发挥过积极的影响.他同时也开创了科举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揭开了科举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责编张圣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