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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是以张西堂先生的《诗经六论》为依据,介绍了其《诗经》研究的概况及其学术价值和历史局限.他在对《诗经》的研究中所使用的罗列比较法和以诗证诗法让我们更清楚的了解了《诗经》,也体现了张先生那种严谨朴实扎实的学风.
关 键 词：张西堂；《诗经六论》；学术价值；历史局限
张西堂先生（1901～1960）,关于《诗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诗经六论》这部书中.这部书分为六个部分,说明了《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乐府总集,讲述了《诗经》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诗经》的编订、体制,还有关于《毛诗序》的一些问题.这本书流传很广,对后世影响很大.许多年来,在中国大陆,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那时关于《诗经》的著作不是很多,《诗经六论》被当作进行《诗经》学习和研究的必读书目.现在随着对《诗经》不断深入的研究,这六篇关于《诗经》研究的论文所论及的问题,似乎已不算什么问题,但是,如站在作者发表的那个时代来看,张先生的研究成果还是有积极的创新意义和很高的学术价值的.同时,从我们现在研究《诗经》的角度综合来看,其研究成果也不乏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本文拟从这六篇论文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局限角度,对其加以介绍和说明.
一、张西堂《诗经》研究的学术价值
《诗经》是中国的乐歌总集.张先生从一般诗歌的起源,诗三百篇的采删,风歌之绝非徒歌,古代歌舞的关系,古代“诗”“乐”的关系来证明《诗经》所录当全为乐歌.并用《墨子公孟篇》中“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来说明先秦的人认为诗三百篇全为乐歌,全都可以弦诵歌舞.此书中说《诗经》是中国先秦以前的乐府.认为其中的诗歌,绝大部分来自各地民歌.张先生列出了其认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的四个理由,并依次做了说明：
首先,由诗三百篇的收集看来,他用孔子“反鲁正乐之时,年以六十有九,而钱此言诗,皆为三百”说明诗不是孔子所删.诗三百篇应当是经过最有关系的乐师的搜集或被以管弦或变为
乐歌.
其次,由风诗之绝非徒歌看来,张先生分了四层来说明,墨子《困学纪闻》十说中,风诗文体最近于二南,与大小雅相似,风诗的“风”只可释为声调,《论语灵公篇》从旧曲的流传,风诗的体制和声调的意思,与所谓郑声之乱雅,都足见风诗并非
徒歌.
再次,从古代歌舞的情形来看,古代社会歌与舞是分不开的,张先生分别从古代的乐舞,歌舞,歌诗,乐器四点来说明《诗经》所录当全为乐歌.
最后,由古代“诗”“乐”关系看,古来“乐”本无经,所以乐歌就是诗.张先生认为,只要这四个理由有一个成立,都足以证明《诗经》所录全为乐歌.
我们现在都认为《诗经》时代是诗乐舞一体的,这就说明诗三百的确是一部乐府总集.从春秋时期人们的用诗情况就能证明这一点.张先生关于《诗经》是一部乐歌总集,虽然不是他的创见,但经过他的论证分析,其观点更可信.张先生采用引用举例的方法对《诗经》是一部乐歌总集进行了论述和说明,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刻的去认识,了解《诗经》产生的社会基础,从而进一步了解研究当时的一些政治制度和经济情况,也能更加清楚《诗经》并非某个人的作品,而是一群人的作品.
针对《诗经》的思想内容,张先生认为其理论依据是“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最深的根源应该出自广大群众的最底层”.因此他着重分析风诗.张先生把《诗经》的思想内容分了四类“关于劳动生产的诗歌”、“关于恋爱婚姻的诗歌”、“关于政治讽刺的诗歌”、“史诗及其他杂诗”.立论基础是阶级性和人民性,尤其强调人民性.他认为《七月》最具有人民性,而《良耜》是毫无人民性的.在对政治讽刺诗进行分析时,张先生还提出《风》主要是来自劳动人民最底层.在提到《召南》的《甘棠》,《卫风》的《淇奥》时,张先生说“这些诗所歌颂的人物必是能够‘为人民服务’的人物,所以不管他们是封建领主或是士大夫阶级,歌颂他们的诗得以流传至今日”.可见他不仅是强调其人民性,同时对诗的分析也是实事求是的,是可信的.张先生列举了大量的《诗经》作品,并做了细致入微的分析研究,通过微观分析来剖析《诗经》的内涵,后世许多文学史都沿用了这种抉微入里的分析方法.
在对《诗经》的艺术表现的研究中,张先生从“新的文艺理论及名额表现方法的角度来谈这一方面的问题”,分为八项：
概括的书写,二、层叠的铺陈,
三、比拟的摹绘,
四、形象的刻画,
五、想象的虚拟,
六、生动的描写,
七、完整的结构,
八、艺术的语言.
对于一些思想性强的诗,如《七月》等诗也从艺术的角度予以分析.并引用汤姆生的《论诗歌源流》,从音乐的角度上来考虑《诗经》的层叠铺叙.在形象的刻画和想象的虚拟两部分中,引用了姚际恒,方玉润等人的说法并与唐、宋诗词做了说明及对比.关于《诗经》的篇章结构和修辞格等也做了详细的介绍.通过引用郑玄,挚虞,孔颖达,朱熹,郑樵、姚际恒等人的说法,来说明“不应当将赋比兴也当作诗体”.他认为赋是直接陈述事物的写作方法,比是用另外一种事物作比拟譬喻的写作方法,兴是即兴的唱出.兴而比就是比,兴而赋就是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文学史对赋比兴的定义基本上是与张先生一致的.在这八项艺术表现,张先生每一项都举了几首诗,都做了详细的阐释.并从修辞学,典型形象,结构特点等角度进行分析.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确实是一种很难得的新方法.
在《诗经》的编订问题上,张先生主要讨论了采诗说和删诗说.张先生从旧说开始一一进行辨析.关于采诗说,张先生列出了古籍所载的八种说法,从《礼记王制》到《文选三都赋序》,都说有采诗之事而采诗之人不同,甚至同一个人的说法,前后都不一致,所以他认为这些说法都不可信.张先生认为：“采诗之官,古时固然没有,然而搜集当时诗歌的却一定另有人在,这应当就是当时的太师,其后以讹传讹,才发生了巡行采诗等等臆说.”关于孔子删诗之说,张先生列举了赞成删诗说和反对删诗说两种观点.张先生对这些观点加以抉择、剖析和论证.他认为《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删诗之说,朱彝尊已指出“取其可施予礼仪”的说法是错误的,这是毫无可疑的.张先生又用《桑中》等诗不可施予礼仪,却没有被删去,进一步说明《史记》的说法不可信.由此,张先生得出结论,现在流传的《诗经》,本是当时乐师采集入乐的乐歌,在孔子时,它在合乐演奏的过程中就已经编订流传,不是孔子编订的.关于孔子删诗说,张先生也持以反对意见.对于《诗经》的体制,张先生主要讨论的南、风、雅、颂的定义和区别.张先生认为“南”应当从《风诗》中分出来.他举了六种对“南”的定义,甄别之后认为：“南”是一种曲调,是南方之乐,由一种乐器而得名.关于“风”张先生共举了十二个说法,从《毛诗序》到顾颉刚,他比较赞同“风”是一种声调.后来的学者都赞同张先生这种说法.关于“雅”张先生举了七种说法,他自己比较赞同“雅”也是一种乐器,大小雅可以从音来区别,他不赞同“诗之正变”之说.关于“颂”张先生认为《颂》之声较《风》《雅》较缓,且与一种叫做“”的乐器相关,也因此得名.张先生的结论是这四者皆因音乐而得名,其体制就是以音乐为诗的形式.张先生对《诗经》体制的研究紧扣音乐二字,说明了其立足点是正确的.南、风、雅、颂是乐调,大体上也为大家所认同,当然他认为南、雅、颂为乐器,似尚可商榷.然谓“颂”即“”即“钟”还是很有道理的.
关于《毛诗序》的一些问题,张先生赞同《释文》中取消大、小序的说法.针对《毛诗序》的作者,张先生列了十六种说法,并一一进行了驳斥.为了证明《毛诗序》之谬妄,张先生将前任的说法归纳为十点：①杂取传记②叠见重复③随文生义④附经为说⑤曲解诗意⑥不合情理⑦妄生美刺⑧自相矛盾⑨附会书史⑩误解传记.张先生这些材料和观点,有力的批驳了《毛诗序》,给了我们很多的想法和启发.关于《毛诗序》是否村野妄人作,还有待讨论,张先生所列材料已经提供了清晰的思路,有利于后人的探索.
这六篇论文中,张先生继承了乾嘉学派大师戴震的的传统,用了罗列比较法和以诗证诗法.在关于孔子删诗说,诗经的体制、《毛诗序》的作者等都用了罗列比较法,先罗列历代有影响力的说法,进行梳理分析,对各家说法提出意见,最后表达自己的看法.对于以诗证诗法,张先生说“以诗三百篇证诗三百篇”“以本经证本经”.在分析“南”与“风”的不同和“说雅”中都用了这种方法.从《诗经》文本中寻求解释和答案,避免了随意曲解,很值得我们学习.张先生这种朴实,严谨.扎实的学风,是我们后学问应该学习的.
二、张西堂《诗经》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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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历史局限张先生这篇论文可能是作于新中国成立不久,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作品尽可能的用“人民性”作为其理论武器,迎合了当时的时代要求,张先生用了新的文艺理论和方法来对《诗经》的作品进行分析,这是很可贵的.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中国大陆理论界特别强调古代文学作品的阶级性和人民性,并以此作为衡量一片文学作品的标准.把人民性作为研究《诗经的思想内容》的标准是基本没有错,但也不能仅仅局限于这个理论之中.如《良耜》、《鸱枭》,如果只用这个理论就给它们定性的话,似乎有些偏颇了.由此可见,张先生在使用新理论上还是比较生硬的.
同样还有“典型形象”的理论.对“典型形象”的理解也是过于简单的.与孙作云先生有关《诗经》的研究相比,就可以看出区别.孙先生除了用传统的考古学、民俗学,历史学、音韵学进行考证以外,也用了大家已经熟悉的原型批评和文化人类学的的方法,在用这种新方法时也不给人生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