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建筑文化对我国近现代城市建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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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建筑文化作为一种人本化文化形态,在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冲突、碰撞、交汇和融合中,自觉不自觉地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建筑产生了重大影响.进入近代,西方建筑文化以锐不可当之势,打破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独撑天下的局面.中西建筑文化的融合,改变着中国传统建筑的理念、结构、空间和手法,在交织重叠中塑造着崭新的中国建筑风貌和体系,在互动包容中构建着中国建筑新的命题和语系.在经济全球化狂飙突进和文化多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探讨西方建筑文化对近现代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影响,对于正处于城镇化时代语境中的当代中国,无疑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 键 词：中西建筑文化；近现代；交汇融合

中图分类号：TU-8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7-44（6）

在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一种居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式往往要在很长历史时期内保持常规性和稳定性,只有在其内生力渐趋枯萎且有更先进的文化模式对其构成威胁时,这种文化模式才会被同化甚至走向衰亡.建筑文化作为一种重要文化形态或文化模式,在人类社会的一些重要阶段和特殊时期,由于受到客观环境和外在力量的左右,其命运也会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甚至是根本性的转型.1840年战争打开中国国门,开启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西方文化伴随着坚船利炮也如影随形地渗入中国,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发生着冲突、碰撞、交汇和融合,在作为社会意识形态重要组成部分的建筑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极为明显.如何借鉴运用西方先进的建筑理念与技术,秉持传承中国建筑文化的优良传统,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和有效对接,进而促进中国建筑文化的与时俱进,这是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发展始终面临的核心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狂飙突进和文化多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回顾、审视和解读西方建筑文化对近现代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影响,对于正处于城镇化时代语境中的当代中国无疑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1中国传统建筑基本状貌和近代以前中西建筑文化初步交融

由于建筑与人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其强烈的艺术表现力和审美冲击力体现出其与人类思想观念和精神文化的同构对应关系,展现出人类的价值取向,反映出人类对美的追求与向往.所以,就本质而言建筑是一种以物质形式呈现出来的民族文化,换言之,建筑是一种物质化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哲学.我国近代以前的建筑或称古代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蕴含着丰富内涵、深邃哲理和超拔智慧,具体而言,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体量和形式大都整齐划一,主辐分明,轴线贯通,错落有致,层次井然,历数千年而不改质貌.尤其是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纵贯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全部历程,渗透和浸润在中国古代建筑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可以说,一部中国古代建筑史就是一部追求天地人和谐共存的历史,正如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所说：“中国建筑总是与自然调和,而不是反自然的”.[1]然而儒家的天人合一建筑思想在实际运作中又与延绵不断的佛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交错混杂,使中国古代建筑呈现出斑驳奇诡的独特人文风貌.儒释道三家的天人合一观念体现在古代建筑实践上既有关联又有区别：儒家将三纲五常思想契入到建筑理念当中,特别是用纲常思想严格规范和约束宗祠建筑；佛教则把慈悲友善意识灌注到殿宇建筑之中,注重以轮回教义掌控和规制大大小小的佛寺；道家将地阔方圆的宇宙观和返璞归真的自然观融入建筑理念,强调建筑物我一体、主客无间、臻于化境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道家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易经,对于中国古代建筑的影响较为深远和广泛,时至今日风水意识（术语为堪舆之术）无论乡村还是都市,无不或隐或显地左右着建筑发展.过去我们一直都把风水意识作为封建迷信加以挞伐和批判,但是堪舆之术的确含纳着浓郁的天人合一意识,不仅不应加以否定,甚至应当以此彰显现代建筑天人合一的主题.如今,风水学已经与西方建筑文化相融合,并将环境哲学、环境经济学、建筑景观学、环境生态学和生态修复技术摄纳其中,成为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倍受青睐的学问.

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维度,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结构处于超稳定的文化环境里,无论儒家、佛家还是道家,都把人本意识、自然意识与和谐意识熔铸在建筑中,使中国古代建筑在漫长时间里律动着天地人相融相洽、同质同构的基调.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注重建筑环境与社会结构的协调,凸显建筑平面布局和空间组织的集聚性、层级性和教化性,强调建筑氤氲着以纲常为统领的伦理道德,特别是主张确定建筑在自然与社会环境中的方位、面向和相互关系,实现其作为建构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和基本工具的政治功能；二是注重建筑环境与人际关系的契合,讲究以家庭院落为基点、以街坊邻里为辐辏、以社区地域为依托的社会网络系统；三是注重建筑环境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倡导外在屋顶、斗拱、柱廊与典籍、诗文、书画的巧妙融汇、虚实相生；四是注重建筑环境与建筑布局的集聚,向往一个个单体建筑组合而成的庞大的建筑群落,在空间上横向拓展,连绵不绝,在肌理上纵向推进,幽静深邃,呈现整体基调的内向性、严谨性和私密性.总之,中国古代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具象表现,是民族人文传统的物化表征.尽管历经无数次社会变革动荡,历经多个封建王朝轮换交替,建筑活动和建筑风貌均未发生实质性调整和根本性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独具的封闭性和稳定性所塑造的建筑审美观念渐趋嬗变为一个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封闭体.我国目前保存完好的传统建筑大都为明清时期所建的宫阙殿宇、亭台楼榭,由于明清两朝已是封建社会晚期,这一阶段的建筑形态显得平素、简约和呆板,给人一种僵滞、沉闷和压抑之感,所以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将明清建筑称作“羁直期”,这也表明中国传统建筑开始进入日薄西山、无力回天的境地.

历史并不总是只向人们呈现一副面孔.建筑文化是在先进与保守等正反两方面因素的此消彼长中推进,是在诸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变量的交织重叠中前行.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接踵而来,不自觉地拉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而作为文化重要载体的建筑,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环节.公元158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途径澳门抵达中国广东省端州府的所在地肇庆,并于次年在肇庆建造了我国境内第一所教堂,[2]西方建筑文化从此在中国登堂入室.从明季万历年间到清朝中晚期的漫长岁月中,西方建筑文化对中国建筑持续地产生影响.这期间除了传教士在北京、南京等地建造了诸多教堂、钟楼、天象台等西方建筑外,还对中国传统建筑注入了西式建筑文化元素.《扬州画舫录》记载了西方造景手法在当时扬州园林设计和构建中的具体运用,其中最重要的是意大利巴洛克花园的布景技巧；《红楼梦》描写刘姥姥在贾宝玉卧室中见到一面大镜子,这面镜子是纯正西方建筑的室内装饰用品.另外,在天津、哈尔滨、广州、扬州、武汉等开埠较早的城市,西方建筑风格逐渐在当地官府、商铺和民居落脚驻足,成为一些开明士绅追求的方向,比如上海外滩和南京路、天津九国租界、广州十三行、厦门鼓浪屿、青岛胶澳租界、南京下关和北京东交民巷.这期间个别封建皇帝也开始接受和承纳西方建筑文化,允许甚至支持传教士建造西式建筑,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乾隆启用王致诚、郎世宁等传教士建造的圆明园,[3]其中长春园中的一组西洋楼全部借鉴了欧洲宫廷建筑风格,是意大利巴洛克式建筑和法国洛可可式建筑的有机结合体.这组西式建筑包括谐奇趣、蓄水楼、养雀笼、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等.这些单体建筑的柱式、檐口、基座、门窗、扶手、平台、台阶、雕刻等,均由传教士亲自设计并监督工匠施工.这一建筑群与中国传统园林建筑相反,体现出轴线控制和均匀对称的特征.由于明清两代皇帝以天朝大国自居,对传教士从事西方建筑文化传播和实践活动既适度支持又严格限制,所以,西方建筑文化在这一历史时段内并未对中国传统建筑产生太大影响,仅仅停留在局部领域和表象层面,在当时国人眼中,西方建筑与利马窦跨洋越海带来的自鸣钟毫无二致,被纳入“奇技淫巧”的范畴,只能作为欣赏和把玩的对象而已,这也表明在近代以前的中西建筑文化交流过程中,国人秉持高高在上的俯视态度,而西方人则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的尴尬处境.2近代以后中西建筑文化深度融合

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建筑文化和其它文化形态一样,其演进的基本轨迹是,由相对独立的民族文化与别样建筑文化的交流交汇,而逐步走向世界建筑文化.在传统社会中,受思想观念狭隘、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工具单一、观察世界的视角狭仄等因素的束缚,建筑文化在更大范围内交流融汇几乎不可能,各国建筑文化一般是相对独立地存在和发展.建筑文化的交流,有时是在和平环境中进行的,有时则是通过野蛮的武力征服和强硬的殖民统治来实现的,近代中国和西方建筑文化的融合走的无疑是后一条道路.

按照史学界的盖棺定论,中国近代是指自1840年战争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历史跨度.这一历史时期是中国面临列强欺凌、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的特殊阶段,也是中国建筑发展处于新旧交替、中西兼容、承上启下、转型再造的过渡阶段.而中国近现代建筑文化的转型再造,不是由中国传统文化自身所催生的,而是在世界建筑体系进化过程中,被一步步地拖入不可逆转的建筑文化发展大势之中.我们知道,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西方建筑经历了由古典复兴、浪漫主义、折中主义、新艺术运动等不同阶段,最终趋向于现代主义,这些不断变化的建筑风格,不同程度地反应在中国近代建筑中.由于西方建筑具有优胜独特之处,引起一些清廷有识之士的关注,例如1847年民族英雄林则徐曾对西方建筑作如下评价：“夷人好治宅,重楼叠屋,多至三层,绣闼绿窗,望如金碧.”[4]1879年,戊戌变法的倡导者康有为到英国治下的香港考察,当他徜徉于鳞次栉比的建筑中时,不胜惊叹和感慨：“览西人宫室之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5]1840年第一次战争结束以后,伴随西方列强对中国土地的分割和占领,包括西方建筑文化在内的西方文化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国,逐步改变了战争前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独撑天下的局面,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合和之美”“中庸之美”遭遇西方建筑审美观念的强力冲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为了满足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对建筑领域的新要求以及顺应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西方建筑文化在设计理念、建筑材料和施工技术等方面进行接轨和融合就成为一种历史必然.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前,中国建筑仍沿袭旧时规范,西方建筑在彼时的中国仅为新异之物,中国传统建筑体系尚未从根本受到侵袭.第二次战争,大清帝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彻底打开,中国近代史上的对外开放在无奈和屈辱中启动：设立租界、开辟通商口岸、租借港口、圈占铁路附属地等,被西方列强霸占的城市或地区经济社会结构被迫转轨变型.因此,近现代中国建筑的发展从根本上受制于封建化和殖民化二元结构的影响,以至于城际和区域之间建筑发展极不协调,主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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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最早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西方建筑是传教士建造的教堂.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在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中宗教占据至高无上的位置,而传经布道的场所就是神圣肃穆的教堂,所以,教堂在西方人心目中应该是最好的建筑.早在明末清初之时,由西方传教会出资在北京建造了天主教堂,清朝顺治、康熙时期对建造教堂比较宽容,雍正皇帝君临天下后立即颁布“教禁令”,已经建造完毕的教堂被关闭停用,后来个别教堂被官府和民间弃绝或焚毁.战争结束后,摄于英、法、德等国的威逼和胁迫,满清政府不得不将雍正颁发的“教禁令”予以废除,京内外被关停废弃的教堂重新发还教会,以此为发轫,各种西方教堂在中国各地不断涌现,仅1843年一年英国人就在广州建造了6座.[6]受中西礼仪之争的影响,1764年法国制定了废除耶稣教会的法令,随后葡萄牙、西班牙也叫停耶稣教士的传教活动.1773年,罗马教皇克莱芒十四宣布罢黜耶稣教会,至此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修建教堂活动暂告一段落.由于这些教堂绝大部分为西方教会组织或神职人员出资修建,因此,近现代中国的天主教堂几乎全部以西方建筑式样为主,而最为流行的当属哥特式风格.在中国较早出现的且非常有代表性的哥特式教堂,当属1910年由英国建筑师W.M.Dowdall设计、法国上海建筑公司建造的上海徐家汇天主教教堂；而此前1888年建成的北京西什库教堂,虽然建筑材料全部取自中国本土且施工工匠也均为中国人,但教堂建筑风格依然是哥特式,只是该教堂的规模不如徐家汇天主教教堂宏大精巧.当然并非所有在中国建造的教堂都是哥特式的,例如始建于1907年3月的哈尔滨索菲亚教堂,是如今中国保存最完好的拜占庭式建筑,也是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堂.这些教堂由于由中国工匠施工建造,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中国传统建筑元素,事实上,正是西方建筑文化与中国建筑文化的并存互补、互动互彰,才使得中国近现代建筑呈现出中西合璧的独特风貌.（图2）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殖民与反殖民是非常重要的时代主题,而近现代中国建筑作为社会历史文化的物质表象之一,其发展路径不可能不受到历史背景和历史事件的制约.如果说教堂建筑彰显的是纯粹西方建筑文化,那么星罗棋布于中国各地的其他方面的西方建筑则包蕴或多或少的中国建筑文化元素,不仅富有实用功能,而且彰显人文意蕴.换言之,尽管教堂在中国出现得较早而且数量较多,但其毕竟只是扮演着心灵寓所和精神港湾的虚妄角色,他们的真正目的是窃取这块土地上的资源和财富,因而这一时期比教堂规模更大、数量更多的西方建筑是与兴办实业搭界的商业建筑和行政建筑.例如,建于1917年的上海浦东陆家嘴路的陈桂春商行是一个综合中西建筑文化优长的复合性折中式建筑,该商行是一座四进三院的宅邸,院内空间格局呈方块型,轴线对称明朗,四周房屋疏密有致,外相属于典型的中国式院落.但正房两端的开间采用西式风格,如天花板、地板、卫生间、百叶门都吸纳了西方装饰手法,两侧厢房镶嵌的是中式格子窗,而居中一间空廊的两根木柱采用柯林斯柱头加以装饰,与中式格子窗相映成趣,达到中西建筑艺术水融的奇妙效果.再比如,始建于1906年位于哈尔滨大街上的马迭尔宾馆,（图3）建筑的立面处理完全采用西方建筑手法,门窗、阳台、女儿墙和室内穹顶的设计装饰体现出“新艺术”风格.而对阳台和女儿墙的设计则运用中国传统建筑模式,特别是女儿墙以砖砌为主,以轻柔、灵动的曲线勾勒出极具气势与动感的造型,整个建筑仿佛具有鲜活的不竭的生命力.建筑不是普通的文化符号,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往往具有深不可测的政治权威意义.行政建筑在我国历史悠久,历朝历代不同级别的行政官员都有自己的办公用房——衙府官邸.这些衙府官邸的建筑布局都是模式化的平房院落式,属于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战争以降,西方建筑多层式样的引进使中国一些城市开始建造多层楼房院落式的行政建筑,并以此为基础,设计修建将西方建筑特色与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相结合的行政建筑.例如,在清末民初的北京,美国人CharlesDisJameson设计建造了外务部迎宾馆,该宾馆大门建筑采用西式拱形风格,但大门外两侧摆放了两个硕大石狮,两旁毗连的也是中式琉璃瓦红墙,整个建筑俨然一座西方式的中国衙门.在中西方建筑文化融合过程中,的确涌现出一批由中外建筑师共同设计建造的中西合璧的优秀建筑作品,这表明一部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史绝非将西方建筑文化全部照搬照抄,而是在吸收和互补的基础上,使民族建筑仍然保持一些话语权.中国进入近现代后,社会生活结构和人们生存方式发生很大变化,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西方现代建筑与中国传统民居交汇后衍生出新的住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市居民的居住空间结构,这方面以清朝咸丰年间城市中出现的里弄式民宅为显著标志.里弄式民宅尽管在国内很多城市都有其踪影,但最集中的当属上海.上海里弄式民宅建筑诞生于十九世纪初,其最初形态就是模仿西方联排式住宅的木板房屋,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和居民对安全需求的日趋强烈,容易失火的木板房屋被砖木立帖结构的石库门民宅所取代.这种里弄式民宅属于单体建筑,其平面结构虽然继承了中国北方的三合院、四合院特点,并兼具中国江南传统民居的优长,但在整体布局上仍然借鉴西方联排式建筑式样.所以,从外貌特征审视,它是西洋建筑；从综合效能上衡量,应是中西联袂建筑.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这种石库门住宅在上海又出现新的升级版,即建筑材料由砖木混合改为单纯的石砖,同时在建筑体外立面上增添了阳台,安全系数和整体功能均得以提升.但里弄内部仍保持欧洲联排式条状住宅格调,门面装饰也赋予更浓郁的西洋化风格.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种石库门住宅再次演变出新式里弄住宅,西方现代建筑形式被放大,建筑的安全性和舒适性被置于次要位置,谋求商业利益成为里弄建筑的第一要义.这一时期的里弄民宅最为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就是1921年7月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现上海兴业路76号石库门.这些建筑表明,中国近现代建筑的产生与发展有其复杂的背景和特殊的渊源,那种认为建筑文化是政治和经济力量对应物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有其合理性,换言之,中国近现代建筑的发展和演化在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既冲突又交融的空间实践.

3现代中国对西方建筑文化主动吸纳

中国传统建筑艺术曾荣膺世界文化艺术的诸多荣耀,表现出与西方建筑文化截然不同的东方性格.但由于建筑艺术固有的抽象性和思辨性,轻易不为普通人所察觉和认知,经常会被大众所忽略和淡化.从文化学角度来考量,西方建筑文化植根于古希腊理性主义和希伯来精神,它不仅哺育了灿烂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也支撑着整个西方现代文明.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主导型文化精神之一的技术理性主义,直接导源于希腊的古典理性主义,是传统理性主义同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精神及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体,它不仅直接构成西方建筑文化的内在机理,而且成为西方建筑艺术被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主动吸纳的文化诱因.[7]如果说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里,西方建筑文化在中国落地生根是列强欺凌、殖民统治的结果,那么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政治经济开始步入现代史轨道,基于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渴求和时展的需要,中国对西方建筑文化的借鉴采纳开始持积极主动的姿态,于是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后西方建筑活动在中国沿海和内地迅速铺展开来,仅仅十几年时间内众多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不同功能、不同类型的西方建筑在中国被建造出来.这些建筑以人本主义精神为内核、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手段、以中国古典建筑要素为补充,综合了中西建筑文化各自优长,实现了中西建筑文化实质性的融合.在硬件方面,新型建筑材料——钢材、水泥和钢筋混凝土等大量进口并广泛应用,先进的技术和手段使中国近代建筑开始向现代建筑转轨变形.在软件方面,中国建筑工匠们“师夷长技”,学习掌握西方建筑的理念、手法和技巧,主动接受相关专业训练,提高建筑本领.在软硬件双重作用下,现代西方建筑由近代在中国的崭露头角演化为现代的大放异彩,具体表现就是在大城市中,砖木结构的中国传统建筑日渐让位于钢筋混凝土的西式建筑,不断增高的高楼大厦逐步取代平房化的院落空间,快捷舒适的室内设施逐渐淘汰机械手动的设备,飞檐、斗拱、庑殿顶、悬山顶等中式元素渐渐淡出建筑视野.例如,1932年由中国商人顾联承建造的上海舞厅和1928年由中国商人高永清与美国人亚伯特·华纳建造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不仅采用当时最新型的现代建筑材料,而且设施及装修也全部使用西方先进的模式与技术,二者代表了当时中国现代建筑的新潮.文化的发展不能用逻辑来推测,有时要被政治事件和社会动荡所打断和阻隔.就在西方现代建筑思潮开始全面影响中国建筑领域时,中国社会进入了为期八年的抗日战争和为期三年的解放战争,西方现代建筑在中国的发展陷入举步维艰甚至扭曲畸变的窘地.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很快沦落为倭寇的殖民地,在这块日顽敌伪铁蹄践踏蹂躏的土地上,经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进行了有限度的建设,尤其是在作为伪满帝都的长春,由日本建筑师设计的伪皇宫和伪满“国务院”,将西方古典建筑符号、东洋帝冠式屋顶和中国古代牌坊等因素进行杂糅组合,建成以中国古典建筑为基本范式的亦中亦洋的殖民建筑,这是中国被奴役的历史见证,也是中国建筑文化裂变瓦解的实证.在八年抗战时期,由于战争初期敌强我弱,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力量被迫向西南撤退,导致川、滇、黔等西南各省特别是作为陪都的重庆人口数量激增,发对了居所的巨大需求,于是大规模的建筑活动开始出现.但受物资匮乏、资金紧张、临时避难等主客观因素影响,在重庆、贵阳、桂林、成都和昆明等地进行的城市建筑,大都结构单调、材质单一、风格雷同、设施简陋,除了极少数为西方现代建筑,绝大多数又回归中国传统,中西建筑文化融合之路陷入困境.解放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动员辖区所有资源和力量用于保障战事,建筑发展几乎停滞,甚至很多优秀的古建筑和现代建筑毁于炮火,中国近现代中西建筑文化融合如同“过山车”,在坎坷曲折的路途中踟蹰而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建筑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有计划、有组织的国民经济建设极大地推动了建筑业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前苏联援建我国的156个工业项目,其建筑主体大多呈现出鲜明的俄式巴罗克风格,中外建筑文化交流出现一个短暂的黄金期.时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将中西建筑文化融合推向新的,西方建筑的新思想、新理论、新设计、新流派、新设备和新材料等迅急而广泛地引进我国,我国建筑走上了多元风格发展之路,并呈现勃发之势.

4结语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建筑的灵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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