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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的权威研究机构――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受委托先后做过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这一调查主要是在识字者中间进行的.从1999年开始到2007年,每两年举行一次.前四次的调查结果令人备感焦虑,阅读率一次比一次低,1999年那次是60.4％,2001年是54.2％,2003年是51.7％,2005年则更是跌破了50％,降至48.7％.上自政府,下至出版机构、媒体及社会相关人士都对这样的结果表示出十足的担忧,担忧长此以往中国的国民素质不但没有提升反而会出现可怕的下降.在第五次也就是2007年这次调查结果出来后,这样的担忧或许会稍稍缓解.因为这次调查的结果是,国民阅读率为48.8％,比2005年那次的调查结果增长了0.1％.与此同时,互联网阅读率增长到44.9％.比2005年调查的互联网阅读率27.8％增长了17.1个百分点,这个结果更是1999年那次调查互联网阅读率的12倍.从调查结果看,中国国民阅读率的下滑趋势被暂时扼制住了.因为互联网阅读率的大幅提升,中国国民的实际阅读率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阅读的回暖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有关,与发展中国家的国民在发展初期心态浮躁、在到达一定阶段后心态渐渐平复有关,与此相关的当然还有其他种种因素.但与此关系最密切的是我国政府和相关机构以及出版社在推广国民阅读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
在阅读推广方面,我国各界纷纷行动起来,以各种形式遏制全民阅读率下降,以期待短期内见效.
首要做法是荐书.近年来,等部门以“向青少年推荐100本好书”等方式积极引导青少年阅读,以开列“农村书屋必备书目”等方式引导广大农民多读书、读好书,受到广大青少年和农民读者的欢迎.
其次,相关机构在推广全民阅读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功不可没.在这些机构中,最先被提到的应该是媒体.电视台创办了“百家讲坛”等栏目,向大众传播和普及中国传统文化及各类生活和文化知识.各地方电视台也纷纷推出讲座栏目.如北京电视台的“名师大讲堂”等,也都有不错的收视率.电视阅读成为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一些主讲人因为被观众广泛追捧而成为文化界或教育界的当代文化英雄.由那些影响大的电视讲座衍生的图书则成为畅销书,成为畅销书排行榜上的常客.其中,于丹的《于丹(论语心得)》、易中天的《品三国》等书更是销量巨大,每本都超过百万册,演绎出文化类畅销书的新童话.报刊等平面媒体则以连载图书、发表书评、刊登畅销书排行榜等方式向大众推荐了林林总总的优秀图书和畅销图书,成为图书和大众之间的很好的中介.在我国,专门介绍图书的刊物有很多,如《中国图书评论》、《书屋》、《出版人》、《出版广角》、《书摘》、《畅销书摘》等.其他杂志也有很多设有书评、书摘栏目.专业图书类报纸也有很多,如《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出版商务周报》等.其他很多报纸特别是都市报也辟出专门的版面介绍新书；各大网站特别是门户网站纷纷开设读书频道,有的图书频道甚至成为该网站的支柱频道,如“新浪读书频道”就是新浪网的第四大频道,巨大的点击量说明读者对此频道的热爱和依赖程度.这些读书频道以其及时、海量的信息赢得了读者的喜爱.除媒体外,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在全民阅读推广方面也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很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机构等邀请著名学者、作家等开办讲座,免费向大众传播文化知识,培育听众的阅读热情,成为读者阅读的很好导引.由这些讲座编辑成的书如《在国家图书馆听讲座》等也都广受读者喜爱.
第三,出版界以图书营销来推动全民阅读.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出版社重视图书的营销和推广工作,很多出版社甚至成立了专门负责图书营销的企划部门.这些企划部门的职能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出版社的品牌推广,一种是具体产品的推广工作.每种重点书都会有完备的营销推广方案.这些营销推广方案往往涵盖了图书从上市到销售完成的全过程.在新书上市前,出版社通常会在媒体上发布公告,有些出版社为了做足影响,甚至会印试读本在店面发放,有的出版社还会在相关渠道预售此书.在新书上市后,出版社通常会组织作者、相关专家、其他社会知名人士、新闻媒体等参加新书发布会等活动,通过新闻媒体把新书已经上市的信息公告社会.在图书开始销售后,出版社还会组织大量的店面营销工作,如读者见面会、针对目标读者的演讲会、现场签售等.这些活动大都会请当地的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媒体参加,希望媒体能把这些活动的情况报道出来,在社会上产生影响,激发更多的潜在读者对此书的购买热情.可以说在图书营销推广上,中国书业正迅速地与发达国家出版业接轨.众多的具体图书的营销推广成为一部引导大众阅读的恢宏交响曲,为一个古老民族重建阅读习惯凝聚成悲壮的合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