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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时从政坛回归学界,决定出国留学.尽管我原先治中国古史,但对一个学者来说,最高理想是学贯中西.只有掌握西方学术,才能从新的角度观照中国的学术文化.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以前的学生曹红.当时她正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留学,很快就收到回信,建议我申请他们学校历史系黄宗智教授的博士研究生.黄教授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时任UCLA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和《近代中国》季刊主编.他的第一本专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曾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最佳著作奖；第二本专著《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曾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最佳著作奖.当时在美国史学界的地位如日中天.更重要的是听说刘昶、程洪和卢汉超等熟人都在他的旗下攻读博士.他们都是上海高校历史系“”后入学的佼佼者.于是我就毫不犹豫地寄出了申请书,不久就收到了录取通知.然而,因故只能暂时放弃了留学美国的想法.
1991年初,我已经到了上海三联书店当编辑,一边考托福,一边等签证.当年暑假终于拿到签证.开学前,曹红帮我约见黄教授.第一眼见到的他,高大健朗,态度冷峻,嗓音富有磁性.我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和他交谈,他马上改用中文问答.说是没想到过了一年我还能来上学,但已经无法提供奖学金了.从他办公室出来,我十分茫然,到哪里去筹这笔学费呢?直到开学前,星云大师帮我付了学费,悬在心头的巨石才算落地,正式成为UCLA的博士研究生.
开学的第一门课就是黄宗智的《中国社会和经济：历史与理论》.这是一门阅读课,每星期要读完他指定的一本书,然后写出读书笔记,用自己的话写出中心论点,然后用三四段文字概括次级论点,并举出经验证据.最初我的英文阅读速度很慢,即使不睡觉也读不完,就想出一个偷懒的办法：先看首尾的绪论和结论,掌握其中心论点,之后有时间再逐章阅读,即使读不完也能大致完成读书笔记.每星期围绕读过的书会有半天的讨论课.黄教授点名让三五人做10分钟左右的发言,然后大家热烈讨论.班上有十多位同学,大部分是美国人,只有三四个中国学生.现今蜚声中外的经济学家周其仁也和我同班.第一堂下课后,我问其仁听懂多少.他说,大概听懂了两三句话.他是一年多前到美国后才开始学英文的.我的英文程度也和他差不多.如此密集地阅读,还要写读书笔记,使我每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然而,一个学期下来,不仅英文进步很快,而且养成了日后高效率精确阅读的习惯.
这样的学术训练课程持续了3年.第二学年的课程是《学术理论入门》.黄教授要求我们掌握主要不同流派的理论,学会区别经典理论与庸俗理论,阅读时要与作者对话,而不是简单地死学.学习理论的目的不是寻求或掌握全能性的真理,而是提出问题.第三学年是《论文写作》,学习撰写原创性的学术论文.记得我是用日本“满铁”的调查材料写了一篇有关华北农村文化的文章.可以说,黄宗智“从经验出发到理论,再返回经验”的治学方法对我的影响至大.
第一学期结束时,黄教授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没想到我的英文阅读能力进步如此之快,问我今后打算.我回答说,希望能继续在美国的学业,但下学期的学费还没着落.他再三问我有没有决心完成博士课程,会不会半途而废.我说并不是因为贪图美国的物质生活来移民的,而是为着追求学贯中西的理想.黄教授说“好”,答应用他自己的研究经费帮我支付下学期的学费.过了这一难关,我在接下去的两个学年都拿到了奖学金.对黄教授伸出的援手,我终生感激.
然而,后来的发展并不顺畅.黄宗智是个强势的教授,要求学生围着他转,我则是个很独立的人.因此,他对我开始不满.况且,他的学术兴趣在社会经济史,我则偏于思想文化史.校系之内有非常杰出的教授是研究思想文化史的,如佩里安德森和本杰明艾尔曼.当时我都在修他们的课程,他们也希望做我的指导教授.因此,我想改换门庭,但又不好意思向黄宗智提出.此时正好星云大师提出让我去西来寺工作,我就要求休学.想不到,半年后就被西来寺解雇,进退两难.我硬着头皮走进黄宗智的办公室,讲述了我的处境,问他还有没有机会申请下学年的奖学金.他冷冷地瞥了我一眼说：“这里不是商场,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自知理亏,无言以对,只能告别了黄教授怏怏而归.
这一别就是20年过去了.听说黄宗智2004年从加利福尼亚大学退休后就来到了中国,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为中国培养学术人才,直接参与为中国学术建立主体性的工作,真是“老骥伏枥,壮志未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