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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5月,胡德平应邀出席在上海举行的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他当时好像还算是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但有了一个新职务——整党指导工作委员会华北联络组副组长.我们请他来开会有两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一,他是的长子.我们希望能通过他,把我们这些青年干部的想法上达天听,取得最高层支持.第二,听说他在湖北担任整党指导工作委员会巡视员的时候,热情支持武汉大学一批青年学者创办《青年论坛》杂志,并亲为撰文《为自由鸣炮》,呼吁解放思想.
那天是我去机场迎接他的.他个子不高,戴近视眼镜,一身中山装,沉默寡言,但为人谦和宽厚.我们在去酒店的路上聊了起来.知道他曾就读北京大学历史系,后来又去部队农场劳动,到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当工人.1972年分配进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结束后,考取了北大侯外庐教授的研究生,这在当时的高干子弟中是异数. “”前的高干子弟,虽不像如今“官二代”几乎个个经商,但大多进哈军工或清华学理工,很少有人读文科.认为科学家还有点用,于是社会风气就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想来胡德平读历史系,应该和他那个开明、好读书的父亲有关吧.
他听说我也是历史系的研究生,就忙着要我帮忙打听上海一位研究红学的老先生下落,说是想去登门拜访.这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民间红学研究者,听说还当过国民党军官,但胡德平不在乎这些.作为一位“红学迷”,从1980年起,胡德平的业余时间差不多都花在红学研究上.1983年底,胡德平参与发起成立红学研究会,并出任会长.
在这次研讨会的小组讨论会上,胡德平有过一次精彩的发言.他说：凡有好的文件和历史意义的东西,都是调动全党、全国人民积极性的.恩格斯在访问美国时,讲过希望德国人到美国来看看.美国重视人才、保护人才,而当时在德国,最优秀的人才也会受到压抑.我们的改革要解决这个问题.改革给人提供了一种发挥积极性的均等机会.他还说：精神文明需要的气氛.工业要理顺,农业要理顺,人心的理顺最重要.“”就是抓住一个戏、一个学术问题、一篇文章开刀,如果没有的、自由的气氛和环境,“”的苦就白吃了.胡德平27年前的这番话,对今天的中国来说仍是振聋发聩的.
记得晚上休会后,我们几个人聚在长朱厚泽的房间里聊天,大家七嘴八舌无所不谈.大多数谈话内容我早已忘却了,但德平的一段话却至今仍记忆犹新.他说在河北等地参加整党指导工作委员会的巡视工作,接触许多基层和地方干部,发现他们“左”的思想根深蒂固,对改革开放抵触情绪很大.他说：“这样下去,在中国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也是可能的.”满屋子的人几乎都觉得德平的话是危言耸听,只有朱厚泽表示认同.27年过去了,我不得不佩服胡德平的先见之明,佩服他的政治洞察力.
散会之后,我还见过一次胡德平.同年8月,我们随市委书记芮杏文去北京汇报工作.他到我们下榻的酒店来聊天.此时已经听说德平要去统战部担任秘书长,应该是工作很忙的时候,但他是很重情谊的人.那次是聊家常,我们开玩笑问他有没有沾父亲的光.他回答道：父亲的藏书,他可以拿来读；父亲的,他有时候可以拿来抽,其他都是分得一清二楚.“”中,父亲的藏书全部被查封.他还曾经跳窗爬进封禁的书房偷书来读.他们父子两代人爱读书的家风在如今的高干中是很难见到了.
后来,我离开了故国.听说胡德平还留在官场,也算是得耀邦总书记的余荫吧.尽管我经常回国,但也不想再去找他,免得妨碍他的前程.后来我在太湖边南怀瑾身边静修,胡德平也是常客.但他来太湖看望怀师的时候,我都恰好不在那里.读到他的近著《改革放言录》,那种对人民的热情仍旧跃然纸上.我想,他还是80年代我认识的那个胡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