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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23岁的梁漱溟将自己所写的一本哲学书送给蔡元培,希望换取来北京大学读书的机会.某日,两人见面,蔡元培不等梁漱溟发问,主动说：“你的大作《究元决疑论》我拜读过了,有胆识,有立论,见解独到.我这次到北大当校长,首当其冲的任务是广罗人才.我想你可以到北大来教授印度哲学.”梁漱溟自然不敢答应,论学历,他只有中学；论学问,近几年他才自学佛学,对印度哲学未有多少见识.但蔡元培执意相邀,梁漱溟于是答应到时再讨论这个问题.几天后,梁漱溟应约又来到北大校长室,再次说出了自己的担心,蔡元培听罢笑着说：“我上次已讲过,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学,但我也没有发现旁的人比你更精通,而我要真正办好北大哲学系,印度哲学这门课又非开不可.你的文章使我认定你是一个搞哲学的人才,你不妨大胆地干吧!等你说对印度哲学所知有限,那就不当作老师来教人,只当是来研究,来学习,来深造好了!”蔡先生的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梁漱溟,他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北大哲学系讲师的教职.也许是因为害怕愧对蔡元培的信任吧,梁漱溟在工作中非常努力,3年后写出20万字的《印度哲学概论》,成为印度哲学方面的知名学者.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陈独秀身上.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后,总想找个得力的文科学长,将人文学科带起来.他看中了陈独秀,一是因为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汪洋恣肆、观点独到、才华横溢,使蔡元培觉得此人有真学问；二是陈独秀写的《今日教育之方针》,让蔡元培感到陈独秀对教育有理解.然而,陈独秀是一介白丁,既没有学位头衔,也从无在大学任教的履历.为了说服教育部,一向真诚的蔡元培只好做了一回假,为陈独秀编造了“日本大学毕业”的假学历和“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履历.陈独秀没有辜负蔡元培的期望,他任文科学长期间,极力实践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使北大人文学科大放异彩.1917年,留美学生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旗帜鲜明地要求“改良文学”,并提出了终极目标：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蔡元培注意到这篇文章,对胡适非常欣赏.托陈独秀写信给胡适,邀请其来北大任职或任教,陈独秀的信中这样说：“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收到陈独秀的信,同是性情中人的胡适放弃了马上就可以进行的论文答辩,来到北大,以至10年后才获取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
梁漱溟、陈独秀、胡适后来都是大名鼎鼎的学界人物,被人称为这个那个大师,然而,他们最初进北大的时候,基本上属于“草芥”一类.然而,蔡元培却冲破一切条条框框,唯才是举,硬是让这几个人一步步变成了北大的名师.蔡元培能识英雄于草芥,首先源于他的使命感.蔡元培进北大之前,该校是典型的老爷学校,学生不在乎读多少书、长多少德智,只在乎谋取一个做官的资格,他们带着听差,拥着美女,招摇过市.同学相交,也是看家庭背景,目的是希望以后在官场上相互有个关照.蔡元培既然想彻底改造这所学校,自然会千方百计去访求各类有真才实学的人,而有真才实学的人未必就有相应的学历、资历.在本事与资格之间,蔡元培毅然选择了前者.
俗话说：“廉生明,公生威”,蔡元培办事有个特点,就是将公字永远摆在第一位,从不谋取不道德、不合法的私利.就拿他引进的这三个人来说吧,陈独秀算是旧部,曾参加过他组织的针对晚清高官的团,但蔡元培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考虑的不是这层关系,而是其办《新青年》的影响和沈尹默、汤尔和的推荐.梁漱溟、胡适跟蔡元培没有故交,蔡元培邀请他们出任教职,是由于北大在某些学科上缺少相应的教学人才,蔡元培觉得两人堪当大任.他的公心消除了某些有学历、有资望者的负面观感,为破格用人清除了路障.
（执子之手摘自《文史天地》201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