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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 要 大学自治、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是中国高校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真正培养出创新性人才,有效回应“钱学森之问”的重要保证.目前高校在“去行政化”方面并没有实质进展,要么停留于高台讲章,要么流于形式.这样一条通达实现高校变革的合理途径,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则困难重重.
关 键 词 高校去行政化 学术权力 行政权力 话语策略 社会生态
作者 王东,南通大学助理研究员.（江苏南通：226019）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出台两年了,备受瞩目的高校去行政化改革依然“只闻楼梯响,不闻人下来”.高校去行政化既是缘于对多年来高校官僚化、行政化导致的行政与学术不分、行政干预学术积弊的不满,也是缘于对大学学术自由、学术独立的理想状态的期待,更是缘于改革者试图以高校去行政化为突破口推动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进而为整个社会的变革提供思想推力和智力支持.然而,正如其他一系列改革一样,这样一个获得学界和民间一致叫好的改革却裹足不前,原因何在?本文拟对去行政化改革陷入困境的原因略作分析.
第一,改革遭到既得利益者的或明或暗的抵制.中国大学的行政化并非一朝一夕,而是积60年行政化之弊.建国以后,中国引入苏联的办学体制以及对全国高校的调整,基本上确立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并作为我国大学治理结构的基本架构延续至今.这一套管理体制为中国高校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它无法有效厘清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边界.一般来说,学术和政治分属于不同的领域,承担着不同的功能,也遵循着不同的运作逻辑.从功能角度来看,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下,学术和政治往往是交叉甚至重叠的,中国的高校不仅承担着学术的传承和创新的功能,而且还承担着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及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堡垒的政治功能.就运作方式而言,中国大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强调的是从大学的外部自上而下对大学进行管理和控制,即使在去行政化呼声渐高的今天,政府依然是高校去行政化变革的主导力量.而高校的去行政化诉求更多是大学内部的自下而上的基于大学内部治理的需要.这种自下而上的变革需求与既有的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矛盾,如何调适便成为高校去行政化的关键.
高校的去行政化说到底是一种权力的让渡,即由行政权主导向学术权主导的让渡.但是这样的让渡并不是一帆风顺或者一蹴而就的,其间必然牵涉到不同群体之间利益的重新分割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的抵抗和斗争.因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最终决定他们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参与或支持教育改革的主要因素,并不是对理念的守持,而是对利益的权衡”[3 ].从这个角度来审视高校的去行政化改革,可以更清晰看清今日中国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艰难性.长期以来,校长—处长—院长所形成的庞大的权力链条,已经成为主宰大学发展方向的强势力量,它们不仅垄断了几乎所有的行政权力,而且通过对学术资源和文化资本的操控获得了大量的学术权力.这些在高校的行政化过程中获得巨大利益的群体,必然要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或明或暗去阻碍高校的去行政化改革.与媒体公众和专家学者对“高校去行政化”的热烈讨论和赞同不同,高校行政权力主导部门的态度比较冷淡,他们或强硬反对,或表面妥协,暗中阻止.另外一些大学校长通过一些所谓的“改革”来标明自己的开明态度,但是,从这些大学的措施来看,所谓的去行政化改革均没有涉及大学变革的根本.比如在一些大学实施的“规定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不担任各级学术委员会委员职务”,这种看似开明的变革,其实并没有触及现有高校行政化的根本,因为学术机构并没有被赋予独立进行学术管理、学术决策的权力,其背后依然是行政领导主导着重要的学术资源和学术权力.而更为糟糕的是,在长期的对行政权力的亦步亦趋中,中国大学的学术权力已经形成了一种对行政权力的路径依赖,其结果是学术权力既缺乏独立而自主的决定和管理能力,也很难形成一种独立而自主的人格力量.虽然他们对高校由来已久的行政化和官僚化深恶痛绝,但是在实际的权力博弈中,被异化和阉割过的学术权力因为缺乏足够的自理能力,更缺乏“足够的勇气与自觉去维护自身的权益”,在强大的行政权力面前往往束手无策.
第二,脱离社会生态的孤立的教育改革很难成功.教育也是现实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4 ]教育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外部系统的支持,包括社会舆论支持、政治环境支持等；也需要内部机制的设计、实施和监督的支持.由是审视当下的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无论是从外部系统还是从内部系统来看,目前的情况都不利于推动高校去行政化改革.从高校所在的整个社会生态来看,行政化背后的官本位依然是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导向.强势政府几乎垄断了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内的所有的资源,它通过控制高校的校长任免权、资源分配权和等级区分权,牢牢主导和控制着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进展和方向.正如朱清时所说：“仅在高校这个局部去行政化,脱离社会这个大背景,是很难走得通的.现在招聘管理干部时就发现,去行政化招不到好的干部,公务员几乎不愿意报名参加.他们到学校来,看不清楚他们的前途在哪.”[5 ]
教育的“有效性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6 ],因此如果这样的社会生态和强势政府不发生改变,作为社会生态之重要一环的教育必然很难发生根本改变.因为教育改革不仅无法离开整个社会土壤,而且一旦偏离政府所期待的方向,或者逸出政府所能承受的范围,将会因为缺乏政府和社会的有效支持而流产.这也是尽管“教育去行政化”的呼声日益高涨,但相关改革却始终未见实质性推进的原因.
理论界有一种声音认为,去行政化就是要让教授参加到行政权力的角逐中,以学术权力制衡行政权力.笔者将之界定为学术权力的“再行政化”.且不说,在既有的铁板一块的高校行政化体制下,由行政学术化和学术行政化导致的是学而优则仕以及仕而优则学的赢者通吃,即使是在行政化体制发生改变而整个社会行政化体制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让教授参与行政权力的角逐,不仅起不到抗衡行政权力的作用,而且还可能陷入到学术行政化和学术资本化的联姻的异化之中.因为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大项目制的学术体制,这些项目控制在政府官员手中,通过各种各样的基地、平台、工程、项目形成了锦标赛的项目体制.这种学术体制的运作往往主要考虑的不是学者的学术水准和声望,而是高校主政者的各种各样的公关.高校的主政者在利益的驱使下,迎其所好,行政挂帅、学术组团,其结果便是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媾合. 第三,官本位的文化传统是去行政化改革滞后的深层原因.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官本位文化的影响,“学而优则仕和仕而优则学”的官本位观点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骨髓中,并已经异化为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根深蒂固的官本位的文化传统极大延迟和削弱去行政化的实际效果.其结果便是,一方面看似大学进行了一些去行政化的措施,另一方面,大学内部的权力结构越来越内卷化,越来越复杂化.为了一个职位,很多年轻的教授不得不削尖了脑袋.如果没有做官,则“惶惶然如丧家犬”.钱理群所痛斥的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是这种传统的官本位的土壤生长出来的怪胎,同时也反过来强化了这种集体意识.
与“学而优则仕和仕而优则学”的悠久的官本位集体无意识相对应的,便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大学学术政治化与政治学术化相互纠葛的新传统.中国的大学的诞生乃是激进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的产物,即使是深受西方现代大学理念影响的北京大学,其独立、自由的大学理念也经不起狂飙突进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历次政治风暴的洗礼.在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口号在李大钊、鲁迅等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的光环映照下,也不禁黯然失色.而建国后,作为一种新的传统,中国大学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无论是1952年的院系改造,还是1954年的胡适思想批判,抑或是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国的大学与政治一直处于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中.这种复杂的关系既表现在中国大学一直承担政治教化、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要功能,大学学术空间的逼仄和对政治教条的依附,也表现在行政权力通过举办、运营、管理、评价对大学的全方位管理.这种泛政治化的新传统弥漫在大学组织的方方面面,并形成了一种新的集体无意识,阻碍了学术的自由和独立,因此,未来我国大学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没有学术与政治的相对分离就很难抑制大学里行政权力的泛滥和行政文化的蔓延,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去行政化”[7 ].
谁都无法否认,大学自治、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是中国高校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真正培养出创新性人才,真正回应“钱学森之问”的重要保证.高校的去行政化则是通达这一前提的重要途径.因此,只有客观分析制约中国教育改革的各种因素, 在确立坚定不移进行教育改革之决心的同时, 深刻认识到中国教育改革的难度, 才能真正推进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