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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职院校逐步向内涵式发展转变,在积极探索构建符合高职教育特点的现代学校管理体制过程中,如何适应我国职业教育的特点与发展要求,不断优化高职院校内部权力结构,营造符合高职教育特色的科学规范的高职院校权力运行机制,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
一、高职院校权力结构的现状与表现
(一)高职院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
行政权力主要指的是高职院校的党政权力,即高职院校党政机构和行政人员为实现学校发展,依照一定规章制度对学校进行管理,以保障高职教育目标实现的权力.行使权力的主体是高职院校校长、处长以及二级学院院长、系主任等行政管理人员.而学术权力是指高职院校管理学术事务的权力,其行使权力的主体是高职院校学术组织或从事教学科研的教授与教学名师、专业带头人、双师型骨干教师等学术人员,运用专门知识对学术活动中的学术事务进行判断和评价并做出决定的权力.学术权力的行使是通过高职院校的学术组织如学术委员会、专业指导委员会、产学研结合委员会等来实现.
(二)高职院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机制失衡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是共存于高校的两种基本权力形式,由于两者在本质特征上各具差异,存在态势上既重叠交叉又冲突分离,必然导致复杂化、多样化的高职院校权力运行模式.正常情况下,高职院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应得到有序、动态的合理配置,保证学术权力在学校发展中居于重要地位并发挥重要作用,这对高职院校教学质量与办学效率的提高,以及高校的生存与发展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但遗憾的是,在当前我国行政权力主导的体制下,行政权力在我国高职院校占据主导地位,普遍存在教育行政化、学术权力行政化倾向,由此造成我国高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失衡.教授、专业带头人等学术人员一般很少有机会介入学校各个层次的决策过程,对学术事务也没有太多的发言权,教师的学术权力发挥有限,对高职院校发展的一般影响力很小[1].
(三)高职院校行政权力干预甚至代替学术权力,两权之间界限模糊
高职院校的重大决策权与管理权集中于以校长、处长、院长、系主任为核心的科层级结构中,而校长的权力更是高度集中,掌握着最多的行政权力资源.许多高职院校的行政管理部门往往以行政权力干预甚至代替学术权力管理学术事务,还有许多学校的学术事务基本上都是由行政权力来决定的.行政权力的泛用往往导致行政管理人员与教师之间的矛盾冲突,从事一线教学科研人员沦为学校的“弱势群体”.与此同时,高职院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界限模糊,如学术委员会、职称评审委员会等学术机构的组成人员几乎都是学院领导和拥有行政职务的各部门“双肩挑”负责人,学术性机构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和明显的学术机构行政化的倾向；并且由于高职院校的行政职务又多由各专业带头人或教授兼任,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组织也多由学校和院系以及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这在实际上造成了学术事务决策思维上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使得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界限模糊不清.
刘绍斌：我国高职院校权力结构现状与问题研究 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26卷第1期（四）高职院校学术权力力量薄弱难以拥有制衡行政权力的有效能力
相对于本科院校来说,作为学术权力的主体,高职院校高职称教师和科研人员人数较少,自身的专业特长和学术能力往往先天不足,其学术研究往往局限于教学研究或技术研发,其成果及应用能力都极其有限,对学校重大事件的参与程度普遍较低,学术人员和学术组织的学术权利也无法得到有效的表达和完全的落实,往往沦为相关学术决策的配角.作为学术权力重要载体的学术组织,如学术委员会、专业建设委员会、职称评审委员会、教代会等,由于缺乏相关法律制度的保障,学术权力的合法性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显现；加上学术组织缺少影响决策的制度化发言渠道,参与决策的途径和方式极其有限,专家教授及学术组织的作用并不突出,更不能构成对行政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呈现出可有可无的弱势状态,学术组织大多名存实亡,只能成为学校行政权力的点缀.
二、高职院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失衡原因
(一)从高职院校外部来看,我国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影响和决定了高校权力结构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对高等学校实行集权管理,高校被视为事业单位,在管理上主要沿袭行政管理体制,政府不但拥有对高校的人事任免权,还对高校招生、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学制的改变等有着相当程度的控制.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教师学术自主权更少,常常是用行政管理代替学术管理,基本排斥教师参与学校管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进行了许多重大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显著成就.然而,社会上“官本位”思想的渗透,知识分子不高的历史地位等都影响到高校的权力配置,以权力为中心的管理体制并没有根本改变,以行政权力代替学术权力的倾向仍然普遍存在,导致高校行政化趋向严重[2].
(二)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我国高职教育发展时间不长,管理模式尚不成熟
高职院校大多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由中专学校升格而来,在思想观念、办学基础、管理模式、学术氛围、师资队伍、教研科研水平等方面都不能与本科院校相比.许多高职院校领导本身也缺乏高校管理经验,基本上沿袭了原中专学校计划经济时代高度集权式行政管理模式,行政权力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官本位”意识浓厚,重行政权力,轻学术权力；重教学,轻科研；重行政,轻教师.即使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校普遍进行了管理体制改革,但总体上高校仍然是政府行政机构的延伸,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教师学术自主权更少,上级行政部门对高校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局面也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高校行政化”现象日趋严重,行政与学术权力严重失衡.
(三)从高职院校内部来看,学术力量基础不扎实,难以与强大的行政权力相抗衡
由于高职院校发展时间较短又大多从中专转变而来,具有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总量偏低,专业（学科）带头人和双师型骨干教师人数偏少,行使学术权力的师资力量薄弱,学术基础不扎实,学术力量先天不足,难以像本科院校那样拥有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和高质量高水平的教研科研成果,以作为与行政权力博弈的资本.与此同时,高职院校党政领导重视不够,在学术组织人员、经费、时间、场地以及相关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不够,学术权力往往流于形式；而人数不多的高职称教师自身权力意识不强,缺乏参与学校管理决策的积极主动性,导致学术组织的作用并不突出,不能形成对行政权力的制衡与约束. （四）从高职院校教育目标来看,注重培养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对学术水平要求不高
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应用型、技能型人才,注重学生实践动手能力或就业能力培养,而不是学术研究型或学科型人才；在教研科研方面重视的不是学术研究,而更多地是注重专业与课程建设、产学研合作、实践型、双师型教师作用,对学术水平要求并不高；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多看重实践教学经验是否丰富以及双师型教师的数量,而缺乏必要的学术氛围和高质量学术研究队伍；在办学基础、科研水平、学科（专业）建设以及社会认可度等方面,都不能与本科院校相提并论.这些因素都导致高职院校专家教授的学术权力问题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学术权力被置于可有可无的境地,这在一定程度上对高职院校教研科研工作的深入,教师教研科研水平的提高,学校学术氛围的形成,学校内涵与质量的提升等,无疑都有着一定的阻碍作用.
三、解决高职院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失衡问题的着力点
(一)厘清高职教育“去行政化”与行政管理、行政权力的关系
我国是一个高度行政级别化的国家,行政化是我国特色和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去行政化就是去行政控制化,减少行政权力的干预和控制.而教育去“行政化”至少包括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含义：一是学校外部政府部门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教育行政部门视高校为下属机构,过多地以行政方式干预学校的工作,使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受到很大限制,不利于学校的长足发展,这涉及到学校与政府、社会的关系；二是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学校行政管理人员以行政权力取代教授（教师）的学术权力,或者获取不应获得的资源,使得学校的价值取向扭曲,官本位思想严重,教师不安心于教学和科研工作,这从根本上说是源于政府部门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这涉及到学校内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3].
高职院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协调运行涉及到“去行政化”问题,应消除认识上的误区,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是高校有效运行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分别负责不同的管理事务,而去行政化并不是不要行政管理,否定或取消行政权力,也不是将行政管理与行政权力等同于行政化.改革要逐步取消的是行政化管理模式,减少学校行政权力对学术事务的干预,改变过去以行政领导和行政管理体制为核心,逐步转换为以教学与科研为核心,不断强化服务意识,充分尊重教授（教师）与专业带头人的地位,尊重学术权力,在牵涉到学术事务、策划项目、专业设置、教师发展等教学科研问题上,尽量不要行政干预.
(二)重构政府和学校、学校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的关系
对外要重构政府和学校的关系,改变目前由政府部门直接管理学校的单一模式.要按照《高等教育法》要求,落实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要求,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职能,坚持简政放权,依法行政,真正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4].政府要多树立服务意识,综合应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正确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对学校进行领导、指导和管理,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为高职院校自主办学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这里,学校外部行政化问题的解决将起着关键作用,这也是高职院校面向市场办学的必然要求,对于高职院校逐步取消行政化管理模式将起着关键作用.
对内要处理好学校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的关系,明确划分教授（教师）学术权力与行政管理权力的界限.实际上,行政权力的力量就在于它对学术权力的有效保障,因此在实践中,行政权力应尽量少干预学术性事务,尽力做好学校的事务性服务工作,保证学术性事务不受到不必要的干扰和阻碍,把高职院校各项工作转变到以教学科研为主导,教学骨干为核心,行政力量为教学科研服务的正确轨道上.从学校内部管理来看,还应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制度化管理能够使得办事程序规范化,避免行政权力的滥用,大大提高学校各项管理的效率.
(三)明确高职院校“双肩挑”人员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界限与作用
目前许多高职院校的校长、处长、二级学院院长等可能是由教授、副教授等学术人员担任,但校长、院长等都是行政系统正式的权力职位.因此,虽然看起来这些职位是由学术人员担任,但当其行使行政职权时,应视为行政权力而不是学术权力.由于高职院校高级职称和专业带头人数量偏少,且大多兼任院校级或中层党政管理职务,致使多数行政管理者也是学校学术组织的重要成员,学术权力的主体如学术委员会或专业指导委员会等往往会演变为行政权力组织,并在学术事务决策思维上多少带有行政色彩.
事实上,往往也确实难以严格区分两种权力的界限,因为许多事务都没有绝对清晰的界限,可大致分为学者完全自治的事务,学者和行政人员共同作用的事务和一般的行政事务等,这就使得两种权力相互越位甚至重合的现象经常发生.这种形式上是学术权力,实质上是行政权力在发挥作用的现象,可能会削弱学术权力或使学术权力被边缘化,难以有效发挥学术权力的独立作用,并使之陷入尴尬的境地.理想的解决办法是：高职院校在权力协调运行机制改革过程中,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实行职级制与职员制,原则上不再鼓励或消除“双肩挑”现象；同时学校一定要赋予学术组织相对独立的权力,并提高学术人员相应的地位和待遇,充分发挥高职院校学术人员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消除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难以区分的尴尬局面,保证高职院校学术权力发挥应有的作用.
总之,要实现高职院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协调运行,构建符合高职教育特点的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既需要遵循高职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又要使高职院校能够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高职教育进一步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明惠,胡昌送,卢晓春,等.我国高职院校内部管理改革研究述评[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4）：123126.
[2] 甘金球.我国高校学术权力运行机制研究述评[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8（8）：3942.
[3] 王燕华.大众化教育下的高校内部权力结构探析[J].高教探索,2005（4）：2023.
[4] 吴伟.我国高校行政权力泛化问题分析[J].苏州大学学报,2009（1）：119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