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评选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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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一：经验与模式――新中国六十年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入选理由：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六十年来,中国成功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命运.自年初开始,学术界举办的各种国际性和全国性的研讨会持续不断,围绕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的“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外交工作以及民族宗教工作等方面,多角度多层面地回顾和总结,发表了一大批有分量的论著.一方面,学术界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六十年的发展经验：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新中国发展进步的动力所在；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新中国的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第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实现新中国发展进步的正确政治路线；第四,科学发展的理念是新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法宝；第五,党的领导是新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另一方面,学者们又从政治模式、经济模式、社会模式、对外关系模式四个方面对“中国模式”深入探讨,认为“中国模式”是对新中国六十年发展历程的科学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它的突出特点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渐进式改革、实行创新发展、谋求和平发展,它无论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还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应慎提“中国模式”,而主张用“中国特色”.

[相关链接：①任理轩：《伟大的民族复兴之路――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而作》,载《人民日报》,2009―09―15；②陈东林：《新中国经济建设历程的回顾与联想》,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1)；③郭建宁：《新中国成立6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9(4)；④董朝霞、郑洁：《垒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世界历史性特征》,载《学习与实践》,2009(4)；⑤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中国六十年》,载《党史研究》,2009(8)；⑥王庆五：《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与中国经验》,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3)；⑦苏长和：《中国模式与世界秩序》,载《外交评论》,2009(4)；⑧鲍宗豪：《论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⑨王绍光、郑永年、周弘、吴晓明：《全球视野下的中国道路：1949―2009》(专题讨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5)；⑩张建君：《中国模式的转型逻辑及制度框架》,载《江汉论坛》,2009(7)；⑩李君如：《慎提“中国模式”》,载《学习时报》2009―12―07.]

热点二：网络舆情的民意表达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入选理由：2009年,中国网民数量已达3.38亿,继续稳居世界第一.网络正在改变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活动.2009年,网络热点事件为数众多.这些热点事件主要涉及公民权利保护、公共权力监督、公共秩序维护和公共道德伸张等一系列重大社会公共问题,体现了广大网民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网络为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平台.从云南“”到杭州“欺实马”,从逯军“替谁说话”到“史上最牛团长夫人”的“我们是有身份的人”,全民监督与网络交融互动,网络舆情的民意表达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因此也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学者们围绕网络与民意表达、网络与公开、网络与建设、网络与舆论监督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主要观点有五：一是网络已经成为当下民意表达的重要载体,面对网络舆论影响与日俱增的形势,政府要关注网络舆情,重视网络民意,着力建立快速应急机制,提速回应网民关切.二是网络的突出作用体现为促进参与式的发展,促进社会平等,促进政治、政府公开的发展,促进选民与人大代表的沟通,促进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加强.三是网络监督必须和其他监督渠道一起,才能形成合力,发挥更大的作用；外部监督必须和政府内部的体制建设结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贪污、腐败等问题.四是法律是解决问题的主渠道,网络监督只能起到补充作用；应该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体制和机制,在法律框架内解决问题.五是网络的大众化和匿名性,使网络监督与“网络暴力”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因此,要加强对网络秩序的规范和引导,努力培育网络公民文化,以发挥网络监督的积极作用.随着网络成为公民表达关切和政府推进政务公开、决策化的重要平台,人们有理由相信,在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网络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相关链接：①何频：《论网络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1)；②张淑华：《网络对媒介民意表达结构的变革》,载《当代传播》,2009(1)；③杨永志：《论互联网在推进我国政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2)；④张小兵：《网络表达与社会稳定》,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⑤施营：《新媒体语境下的公众表达――网络公共对话的可能》,载《东南传播》,2009(4)}⑥顾明毅：《网络舆情及社会性网络信息传播模式》,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5)；⑦梅琼林、聂静虹：《新媒介环境中的公共政策制定》,载《探索与争鸣》,2009(6)；⑧刘颖：《网络传播中的个性表达与法律规制》,载《新闻战线》,2009(6)；⑨张丽红：《论我国公共决策与网络舆情》,载《广西社会科学》,2009(7)；⑩李菲：《和谐社会构建与网络舆情引导》,载《理论导刊》,2009(7).]

热点三：国际金融危机与后危机时代的世界格局

入选理由：2009年,全球联手抗击金融危机的举措成效初现,世界经济在震荡中艰难走过“最困难的一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率先走出了一道亮丽的上行线,成为照耀全球经济信心的“灯塔”.面对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极大改变当今世界并将深刻影响全球未来发展的国际金融危机,学术界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以及国际关系等众多学科都给予了深层次的关注.学者们围绕金融危机与全球化、金融危机与国际经济金融秩序、金融危机与全球治理改革、金融危机与后危机时代世界格局调整、金融危机与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等方面进行了重点讨论.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深刻认识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透过世界金融危机审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反思当前世界经济体系、自由市场和主流经济学,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 实意义.二是深入探讨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战略选择.中国应着力进行新能源开发、技术革新、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把金融危机影响下的全球产业分化、整合和转移新趋势与中国的产业政策、自主创新和科学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大力发展低碳技术和绿色经济,努力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问题,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增长,完成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历史性转变.三是着力强调保持金融业稳定和全面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性.中国要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和货币秩序之重建,在对金融业进行全面的整顿和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机制,实行统一的监管标准和治理框架,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过程中争取更大的代表权和发言权,扩大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权和话语权.四是深度把脉国际金融危机对大国关系和世界格局产生的重大影响.金融危机后,以G20峰会为标志,全球进入意识形态和世界力量对比的新时代,各个发展模式共同克服危机、复苏经济的过程也是多元全球化秩序构建的过程,国际金融乃至全球经济体系将朝着更加均衡、公平和综合方向加快改革.金融危机推动了世界政治、安全格局的深度演变和改变国际政治议程的优先程序,对中国的对外关系提供了更多的战略机遇和挑战.

[相关链接：①厉以宁：《世界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调整》,载《社会科学研究》,2009(2)；②孙立平：《金融危机的逻辑及其社会后果》,载《社会》,2009(2)；③王雷：《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及其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蛮迁的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2)；④高放：《从世界经济危机看社会主义前景》,载《科学社会主义》,2009(3)；⑤戴相龙：《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及我国的应对措施》,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3)；⑥孟庆龙：《从世界历史看当前经济危机的重大影响》,载《世界历史》,2009(3)；⑦成思危：《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的对策》,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5)；⑧田伯平：《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艰难复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6)；⑨惠宁、何磊：《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基于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分析》,载《学术月刊》,2009(6)；⑩焦世新：《金融危机与多元全球化秩序》,载《社会科学》,2009(9)；⑩孙丽丽：《开启国际经济新秩序――G20伦敦峰会评析》,载《和平与发展》,2009(4).]

热点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理论回应

入选理由：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和经济社会结构的不断调整,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困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日益凸显.因此,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引起政府部门和理论界的高度关注.2009年,政府部门和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社会救助、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以及“新医改”三个方面：关于社会救助的研究,学术界主要围绕着救助标准、对象和管理机制来展开.在社会救助的标准方面达成共识的同时,对于社会救助的对象和管理机制产生了较大分歧：在社会救助对象方面,有的主张采用普遍主义的原则,有的则主张采取特殊主义的原则；而在社会救助的管理机制方面,有的认为应该由政府主导,有的认为应该由社会主导.关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研究,学术界主要侧重于筹资渠道、政府责任、转移接续等问题,认为应该由政府主导,采取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方式.关于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随着、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的出台,学术界的争论日趋活跃.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是继续市场化,还是回归公益性”这一问题上：有些学者认为,政府应该加大对公共卫生医疗服务的投入,确立公立医疗机构的主导地位,加强对医疗服务和药品的计划价格控制,更加充分体现出医疗的公益性；而有些学者则认为,“看病贵、看病难”并不是市场化的必然结果,而是制度设计存在问题,如果主张医疗行业由政府主导,实质上是在强调市场失效的同时,假设了政府有效,但绝大多数医疗产品和服务并不是公共品,而是私人品,市场完全能够有效地供应,市场并未失灵.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学术界将会对社会保障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政策继续予以特别关注.

[相关链接：①郑新业、张莉：《社会救助支付水平的决定因素：来自中国的证据》,载《管理世界》,2009(2)；②代恒猛：《社会救助政策的转型与整合――北京经验》,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2)；③周风华：《社会救助对象瞄定：方法与实践》,载《社会主义研究》,2009(4)；④姚树洁、戴颖杰：《对政府出资筹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制度探讨》,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⑤周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的选择研究》,载《学术交流》,2009(9)；⑥谢安：《我国农村老龄化趋势及新型养老保险体制的建立》,载《财经大学学报》,2009(9)；⑦王虎峰：《中国新医改：政策框架、执行及评估》,载《党校学报》,2009(4)；⑧顾海、李佳佳：《国外医疗服务体系对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启示与借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5)；⑨曹荣桂：《公立医院要在深化医改中有所作为》,载《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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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五：低碳经济与中国经济模式转换

入选理由：2009年,由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使得全球经济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发展困惑,低碳经济似乎将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走上新一轮长周期的新的增长点.学术界因此形成了四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全球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了金融产业的过度膨胀,使得新能源产业与低碳经济的发展获得了全球的广泛关注和认同,甚至被看成全球经济未来发展的共同方向.中国产业选择需要在工业化发展和温室气体减排之间进行平衡,需要在环境与贸易利益方面作出权衡取舍,寻求低碳发展道路.第二,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代替传统能源、以低碳能源代替化石能源,采取低碳发展模式,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社会,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正在成为全球共同行动的理论基础.第三,“碳关税”成为某些发达国家在遭遇金融危机之后行使贸易保护主义的最佳借口,“碳关税”不仅违反了世贸组织的基本规则,也违背了《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碳排放配额或信用的交易是否应纳入世贸组织体制、配额分配是否涉及补贴措施尚待明确,在设计国际气候制度时应考虑国际贸易的影响.随着新能源与低碳经济发展的全球共同行动,发达国家强调全球采取“共同一致”的行动,而发展中国家则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底线,这将成为今后国际社会有关经济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博弈主题.第四,节能减排和新能源对中国不仅仅是一种国际道义责任 或抵挡外国贸易制裁的权宜之计,而是能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低碳经济给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突破口,将全面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

[相关链接：①张国宝：《积极构筑稳定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载《宏观经济研究》,2009(4)；②郎春雷：《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产业的低碳发展研究》,载《社会科学》,2009(6)；③高辉清：《发展循环经济,迎接低碳时代》,载《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09(7)；④刘学敏：《低碳发展之路需要经济和能源结构的双重转型》,载《中国科技投资》,2009(7)；⑤曾冠：《碳排放贸易及其与WTO体制的关系》,载《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9(7)；⑥龚雯：《“碳关税”是行贸易保护之实》,载《人民日报》,2009-07-04；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应对气候变化课题组：《当前发展低碳经济的重点与政策建议》,载《中国发展观察》,2009(8)；⑧冯之浚、金涌、牛文元、徐锭明：《关于推行低碳经济促进科学发展的若干思考》,载《政策嘹望》,2009(8)；⑨郭万达、郑宇劫：《低碳经济；未来四十年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载《开放导报》,2009(8)；⑩韩文科：《多元化路径发展清洁能源》,载《中国经济周刊》,2009(24).]

热点六：非公有制经济研究的新突破

入选理由：非公有制经济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伴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也不断深入.200g年,学术界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中小企业融资等三个方面.在家族企业的研究中,学者们认为,家族控制、法律环境作为重要的内、外部公司治理机制,会对公司行为产生影响(如中国家族上市公司与非家族上市公司相比,信息披露质量较低；而法律环境较好地区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较高)；家族企业不仅仅是创业的一种组织形式,创业也不仅仅是家族企业生命周期中一个阶段或战略,相反,家族嵌入式创业是关于家族对创业全面综合影响的恰当描述,因此,家族涉入创业活动产生了与创业理论和家族企业研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独特的理论问题,正发展成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学者们认为,改制企业与私营企业在治理结构上的差异,一方面源自改制企业与政府更为紧密的联系,另一方面也源自企业股东、经理人与管理层更强的能力以及工会更为积极的作用.从整体上看,中国非上市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的利润率与销售额没有显著的影响.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学者们认为,中小企业与银行采用关系借贷融资所形成的关系深度与企业的成长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并在规模较大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处于弱市场竞争环境下的企业群体中有所体现.从已发表的数量众多的文章可以看出,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研究在2009年取得了重要进展.

[相关链接：①李胜楠、牛建波：《家族企业董事会规模价值再研究――基于绩效波动与绩效水平的整合分析》,载《经济管理》,2009(2)；②周立新：《家族企业网络化成长模式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及机制》,载《南开管理评论》,2009(3)；③陈忠阳、刘吕科：《小企业信贷约束研究的最新进展》,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3)；④陈晓红、林莎：《企业治理结构和自愿性信息披露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小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载《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5)；⑤冯华、孙燕：《家族企业的人力资源配置与生命周期》,载《改革》,2009(6)；⑥张秀烨：《公司治理：内部机制与规制政策》,载《财经大学学报》,2009(6)；⑦皮建才：《转型时期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的政治经济学》,载《财经研究》,2009(7)；⑧李宏彬、李杏、姚先国、张海峰、张俊森：《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载《经济研究》,2009(10)；⑨李孔岳：《公司化的组织与家族化的运作――基于中国私营企业的实证研究》,载《学术月刊》,2009(12).]

热点七：历史唯物主义的新阐释

入选理由：近年来,“重新理解马克思”在学术界较为流行；而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新阐释则成为2009年的一个热点.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学科性质的新解释.有学者把历史唯物主义定义为一门可以运用纯粹经验的方法加以确定的实证科学,以此来突出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另有学者指出,这种以“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将历史唯物主义实证主义化的做法会使马克思哲学消失在实证科学的硫酸池中,最终陷入一种历史宿命论；还有学者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既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限度,又以革命历史目的论方式指明了人类解放的前景,它具有历史科学性和历史目的论的双重理论特质.二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概念谱系的新解释.为摆脱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中的简单化倾向,学术界超越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概念框架,通过将资本、生产、实践、异化、物、时间、自由、价值、存在、感性、历史和意识等概念纳入唯物史观的概念诠释谱系之中,形成了更为丰满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诠释谱系.三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质内涵的新解释.主要包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方法论、世界观、个人观、群众观、科学观和道德观的新阐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预设、微观基础和宏观图景的新解释,对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性、后现代性之内在关系的新考察,对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之内在联系的新理解等.四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资源的新发掘.这既包括对维柯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布洛赫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的探讨,也包括哈贝马斯和奥康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汤普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和爱德华索亚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等.可以预见,“历史唯物主义新阐释”作为整个“重新理解马克思”学术活动的中心,它所蕴涵的学术冲击力将会越来越大.

[相关链接：①段忠桥：《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②孙麾、吴晓明主编：《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哲学与史学的对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③张盾：《“历史的终结”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命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1)；④官敬才：《维柯与历史唯物主义》,载《河北学刊》,2009(1)；⑤李荣海：《唯物史观的“实践”阅读――兼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几种理解》,载《东岳论丛》,2009(2)；⑥马俊峰：《历史唯物主义的三重意蕴》,载《哲学研究》,2009(3)；⑦王南：《历史唯物主义何以可能――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双重意义的统一性》,载《教学与研究》,2009(5)；⑧孔明安：《本质主义的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反思》,载《马克主义与现实》,2009(5)；⑨张雪 魁：《经济学、现代性与历史唯物主义》(上、下),载《人文杂志》,2009(5、6)；⑩俞吾金：《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而不是实证科学――兼答段忠桥教授》,载《学术月刊》,2009(10).]

热点八：话语研究的多学科关注

入选理由：近几年来,“话语”(discourse)一词在中国学术界的出现频率特别高,话语研究已成为中国学界的一大学术生长点.特别是在2009年,较为集中地涌现出一批相关论文、论著,“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中心”在高校成立并持续召开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期刊《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也得以出版.成为热点的“话语”是一个跨学科的术语,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意思：在语言学界,往往指篇章,有时指言语；在文艺学领域,话语可以指文论体系性的东西；在文学领域,则指以语言为基础的叙事方式；在更为广泛的文化研究中,话语的含义也更加丰富和宽泛.这些研究在着力吸收西方话语研究新成果的同时,也试图在全球化背景下建立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的主体性以及话语研究的中国范式.2009年,语言学领域的话语研究出现了新的动向,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从单纯的书面话语转向多摹态的话语研究,强调其即时性的动态不定的一面.话语研究在中国文论、文学批评领域相当盛行,已成为评论家、理论家操作娴熟的一个得力武器；很多学者试图从语言、话语出发,一方面揭示出现实中国20在现代汉语形成过程中的特色,一方面显露中国人现代经验的方式与生存方式.话语研究在中国当代的新闻与传播研究界非常普遍,学者们采用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划定一定的语料库范围,分析新闻报道的特色以及背后的动机(如对汶川大地震、网络语言、人肉搜索、网络上关于“90后”的报道等,采用话语批评分析的方法作出富有新意的探讨).话语研究还把触角伸入了更为广阔的学科领域,既有在人类学领域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也有在司法领域分析庭审的材料与对话,更有在教育领域分析师生对话的话语评价,甚至有学者提出了“话语学”的概念.

[相关链接：①曹顺庆：《中国文论话语及中西文论对话》,见《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第2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②陈汝东：《论话语学的学科建构》,见《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第12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③文贵良：《文学话语与现代汉语》,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④高玉：《“话语”视角的文学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⑤代树兰：《电视访谈话语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⑥施旭：《文化话语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热点九：基础教育改革的理论重建

入选理由：2009年对于中国基础教育来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变革与创新能量集中释放的一年.这一年不仅有不少重要著作出版、有较多的相关学术会议和论坛举办,而且以基础教育改革为主题的学术论文达六百余篇.历史经验的梳理,实践变革问题,以及相关政策的反思,一方面反映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的制定过程之中,另一方面则直接指向前提性和基础性理论的重建,所体现出的主要特点有三：首先,以学校变革为核心任务的基础教育改革推出集约式成果.三十年来,中小学校变革逐渐由教法、教材等“基质”式变革转向以教学、德育、管理等领域为单位的改革进而出现以学校整体结构和基本形态为对象的“转型性变革”,其成果呈现了学校转型过程革理念的发展和变革经验的提升.其次,以理论实践交互建构为基本特征的基础教育改革推进中国教育学理论发展与重建.一些学者以重大攻关项目合作方式,深入探讨并揭示了共处于中国社会转型变革中的基础教育改革实践与中国教育学理论的交互建构和双重转型.再次,以教育公平为核心理念的教育均衡发展实践推动教育政策研究深化.在教育“公平、均衡、优质、特色”发展理念指引下,在学校改革及素质教育经验的区域性推广中,不仅激发和呼唤出多样化探索的新路径与新策略,而且有力地促进了教育政策研究的深化,基础教育宏观决策的价值取向问题、弱势群体受教育权问题、重点校问题、示范性高中校长实名推荐上名牌大学问题等等,受到社会和学界的高度关注.此外,回顾三十年基础教育变革历程反思发展中的问题,在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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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①叶澜等：《基础教育改革与中国教育学理论重建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②王嘉教等：《西北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③金忠明、杨千菊：《论我国基础教育变革的复杂性和转型性》,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④施雨丹：《世界基础教育发展的主题词》,载《外国教育研究》,2009(1)；⑤孝政涛：《试论当代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前提预设》,载《中小学教育》,2009(3)；⑥陈建华：《“文理分科”：基础教育价值取向的扭曲》,载《南京社会科学》,2009(4)；⑦林丹、柳海民：《渐进改革：当代中国基础教育改革路向的理性选择》,载《教育研究》,2009(7)；⑧庞庆举：《论“新基础教育”之“新”》,载《中国教育学刊》,2009(9)；⑨杨小微：《以终身教育反思中国的基础教育》,载《文汇报》,2009-10-10.]

热点十：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现代价值

入选理由：作为经济发展状况的一种表现形式,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法学界近年来兴起了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热潮.研究中出现的大量成果,否定了“法治现代化即全盘西方化”的论调,绝大多数学者都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2009年,学者们在发掘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方面高歌猛进,从多个角度将这一研究推向深入：一是从“法人类学”、“法社会学”等学科的角度来阐明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不可或缺性,因为任何民族的法治进步都离不开对本民族固有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二是从“作为整体的中国法律文化”(比如“德治”、“礼治”等特征)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法治现代化中的民族特殊性,并提出相应对策；三是研究若干具体制度和观念如调解制度、诉讼制度、民本观念、和谐观念等对今天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四是将传统法律文化与国家当前进行的法治建设实践(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村民自治”等问题)相结合进行研究.学者们虽然研究进路各异,但得出的结论大致相同,即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独特价值,它可以为今天的社会主义法冶建设事业提供重要的智力资源,这些法律文明成果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法治建设以及国际间法律文明的发展也将起到借鉴作用.

[相关链接：①王为东：《传统调解制度的合理性新析――以法制构成要素理论为工具》,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9(1)；②张继：《法治一元与中国法律传统》,载《管子学刊》,2009(1)；③姚国艳：《中国传统法律的民本思想与集体主义人权观之契合》,载《法学杂志》,2009(2)；④杨志壮：《“以民为本”法律价值探究及其法治理念构建》,载《政法论丛》,2009(3)；⑤赵晓耕：《义、利之辩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载《社会科学辑刊》,2009(3)；⑥曾宪义：《关于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若干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2009(4)；⑦赵一红：《中国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中的传统农业文化与政治结构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9(4)；⑧袁翔珠：《道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格局之影响》,载《北方法学》,2009(4)；⑨俞吾金：《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政治诉求》,载《探索与争鸣》,2009(4)；⑩易国锋：《传统孝文化对农村法治建设的影响》,载《江汉论坛》,2009(5).]

(责任编辑：常山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