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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正璧(1901－1991),字仲圭,笔名谭雯、佩冰、赵璧、谭嘉定等,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著名古典文献专家、文学家和教育家.他一生著作等身,有一百五十种之多,其中《中国小说发达史》是研究通俗文学的第一部专著,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继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后最重要的一部小说通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惜至今不见有专文论及.此后,他在小说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有《清平山堂话本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三言二拍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中国佚本小说述考》(知行社1945年版)及修订本《古本稀见小说汇考》(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话本与古剧》(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重订版)等.
一、写作缘起与出版印行
谭正璧在“自序”中,高度评价《史略》“取材专精,颇多创见,以著者为国内文坛之权威,故其书最为当代学者所重”,“差能副世人需要之殷者”；“但自周著《中国小说史略》出版迄今,时间亦逾十载.此十余载中,中国旧小说宝藏之发露,较之十年前周氏著小说史略时,其情形已大相悬殊.而吾人对此无限可贵之瑰宝,尚无人焉为之编述,汇而公之世人之前,不大可惜乎编者素嗜通俗文学,于小说尤有特殊爱好,窃不自揆,因将十年来浏览所获,尽加网罗,参之周氏原作,写成《发达史》二十馀万言.”在《绪论》中直言：“本书所叙,系斟酌现代各文学史家的意见,及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叙,并参人编者个人的意见.”后来,又自述日：“《中国小说发达史》是在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发表十年之后,修订本发表之前编写的,目的是要补充十年中陆续发现的小说史新资料.叙述《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的名字、《二刻拍案惊奇》以及其他许多值得在小说史中补叙的小说和讲史,并无新意,章节全依《中国小说史略》之旧,惟用白话文叙述,故颇受读者欢迎.波兰汉学家曾引用过此书(见《北京图书馆月刊》).”可见,此书是以《史略》为“蓝本”,仿其体例,尽力搜罗了十余年来小说史的新材料、新成果,又参以自己独到的心得,故在小说家的评介、社会文化背景的分析、作品艺术的赏析等方面,均更详尽,且多创见.因此,有学者甚至推许：“平心而论,谭著当为20世纪上半期最完整、最详细,因而是最佳的一部中国小说史.”
《中国小说发达史》,上海光明书局1935年8月初版.全书共七章,每章之中各分六节,书的前后有《绪论》和《结论》各一篇,章目分别是“古代神话”、“汉代神仙故事”、“六朝鬼神志怪书”、“唐代传奇”、“宋元话本”、“明清通俗小说”(一)、“明清通俗小说”(二).此书在港、台地区,时有印行.香港波文书局,有据光明书局初版本的影印本.1962年台北翻印时,改书名为《中国小说发展》；台北启业书局自1973年翻印出版后,又多次印行,改署笔名谭嘉定.大陆地区长期不见再版,直到2011年末,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谭正璧学术著作集》,收入了包括该书在内的15种著作.
二、学术特点
(一)注意汲取与运用新发现的文学史料,增添了许多新材料、新成果,丰富和充实了小说史的内涵.显然,这是对《史略》的有益补充.
如第四章第六节,用了十一页多的篇幅专论“变文的起来与俗文的遗留”,而在《史略》中没有提及变文.正如谭正璧所言：“‘变文’这个名字为文学史家所引用,还是最近的事情.它的消息,在五代、两宋、元、明、清几代的书籍中,都没有吐露过.它的发现虽还在清末,而它的名字却在近数年来才为一般文学研究者所知道和引用.”
第五章第三节“说话发达的社会背景及其家数”中,作者指出：“但鲁迅以《武林旧事》为无合生,颇不确,大概因字作‘合笙’,所以不曾看到了.”这出现在《史略》第十二篇《宋之话本》中,原文是：“周密之书(《武林旧事》六),叙四科又略异,曰演史,曰说经诨经,曰小说,曰说诨话,无合生.”谭正璧的纠误是对的,但他在指出失误时,态度极其平和,并没有像一般轻浮文人那样加以嘲讽,以自诩高明,他只是以为鲁迅由于疏忽,“所以不曾看到”后面的“合笙”两字.谭著注明的是1934年10月完稿,但书的出版已到了1935年8月.鲁迅最后修订的《史略》出版于1935年6月,所以他没有看到谭著,以至关于“合笙”一条的遗漏,一直存在于《史略》中,也真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
第六章第二节,介绍了《西游记》的续书《续西游记》、《后西游记》、《西游补》,且均有评述.其中评《续西游记》时,比《史略》增添了高阆仙、顾宝的观点；关于《后西游记》,《史略》只略加评介,谭著分析得更为具体,且增加了举例.对于这类作品,一般的文学史或小说史大都只提其名,而不予评述.本章第六节,论述被其称为“通俗短篇小说五大宝库”的“三言”、“二拍”、《十二楼》、《石点头》、《醉醒石》,其中的大多数作品为鲁迅撰写小说史时所未及见,而谭著以很大的篇幅作了介绍与论述.
(二)注重分析每一时代各类小说之所以发生、发达及衰落的社会历史原因.
基于“知人论世”和“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观念,古代文学批评一直有将文学置于社会背景中考察的传统.“五四”以后,受丹纳实证主义批评和马列文论的影响,不少小说史著作热衷于社会批评的方法,将社会历史的变迁视为小说演变的必然原因.作者也不例外,在“自序”里说：“书中对于每一时代某种作品所以发生或其所以发达之历史原因或社会背景,尤三致意焉.”在“绪论”里再次指出：“着重于每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及社会环境的探索,籍以明白这个时代小说所以兴起之故及其内容所以然的理由.”
如第四章第一节“一个新环境的产生”,认为“到了唐代,无论政治、文化以及其他种种方面,都开辟了一个新的环境”.传奇的产生,与这一新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只要熟悉一些唐代历史的人,便知道唐代历史上有三桩为其他时代所无或不同的事件,就是：一是佛道二教的特别发达,二是女性的解放,三是藩镇的专横.‘文学是时代的反映’,这三桩事件反映于传奇,自然成为传奇的神怪、恋爱、豪侠三种故事的对象了.”随之以相当的篇幅叙述了唐代社会这三大特点,使读者进一步了解这三类故事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