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纶:温文尔雅的学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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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纶,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我国财政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全国第六、第七、第八届政协委员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进入英国、美国、印度等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录》,获“吴玉章基金教学奖”.

为有学问而求学

他出生于苏州一个中上的商人家庭,生活优裕.父亲经营老式银行、钱庄；母亲念过几年书,虽是小脚却很开明.也许是因为父亲工作繁忙,母亲对王传纶的影响更深,时至今日,母亲在他儿时学步时用家乡话说的那句“跌跌撞撞,当心!”还回响在耳畔.2002年,王传纶把“跌跌撞撞前行”作为了自己文集的副标题,并在自述的第一段写道：“不是吗 这些年,自己不就是这样跌跌撞撞、勉勉强强地往前行吗”

“我渴望过那种上层的知识分子生活,我对生意并无兴趣,我对陈寅恪这样的人物很敬佩,他们有学问,精神富足.”正是在这种渴望的指引下,1938年,从苏州中学高二毕业的王传纶以同等学力考入了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时的王传纶师从陈岱孙先生,成绩很好,被称做“江南才子”.

当时西南联大是按欧美教学制度安排课程,王传纶念的是夏尔纪德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马歇尔的《经济学》,但当这些推理细致、逻辑严谨的理论放在中国现实里的时候,却显得苍白单薄.“这些东西,我能够欣赏,逻辑上也能够理解,它们虽然美好,但却像塔里的东西,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于是,与那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王传纶开始思考中国的出路,“经济上我们要改变当时的状况,政治上要自由”.希望走学术之路的王传纶选择了英国的格拉斯哥大学继续自己的学业.

在格拉斯哥这所亚当斯密曾经执教过的著名学府,王传纶全面系统地学习了现代经济学理论,同时也深刻地感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潮,并得以考察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初实践.他回忆到：在学校的一角,有一个安静的三层小楼,楼上挂着一块不起眼的牌子《苏维埃研究》――这是一本一直出版到今天的杂志.王传纶留学期间在这里做过助理编辑和研究工作.这段时间里,他通过阅读《苏维埃研究》杂志,了解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意识形态、政治环境及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对“苏联计划经济为什么效率比较低”、“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思考；亲历了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艰难生活,从而比较客观地认识、评价各种社会思潮及学术观点.

1951年,陈岱孙先生一张“回国,回清华”的便条,让王传纶整理行装回到了祖国,回到了清华.“我们这代人已经习惯了,国家在自己心里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回国是件很自然的事情.”王传纶淡淡地描述着当年回国的情景.

长于精思又重于实践

1953年,在全国高等院校院系大调整中,王传纶转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至今已近一个甲子.在中国人民大学,王传纶被公认为是最负责、最认真、最博学的教授之一.他一生从事财政金融的理论、政策、制度和历史的教学,对其体系、原理、公式、事件,堪称烂熟于胸.学子们提起听王老师的课,都说那是一种“享受”.课堂上,他旁征博引,深入浅出,使学生们听得如醉如痴,于不知不觉中步入了经济科学的殿堂.他对学生每一篇论文的精心批语,他为某些著作所写的序言,都已成为经济学人不得不读的经典之作.他被同行称为“一座很深的金矿”.他的这份博学,这份厚重,这份从容,常被知识界钦佩、赞誉.与他共事近六十年的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黄达教授告诉本刊记者：“王老师的知识很系统,很渊博,而且能做到融会贯通,很了不起.比如说,什么叫金融工程,很多学者用一两页纸也没讲明白,而王老师只用两三句话就给点透了!”黄达教授曾在中青年教师培训班上告诫学员们：“做学问,就要学习王老师,多读读王老师的文章,就能悟出其中的道理了.”

在王传纶的治学生涯中,他从一开始就立志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分结合起来,用以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这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和信仰!深厚扎实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功底,对马列经典一字一句地系统钻研,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同社会制度的观察和思索,对中国社会发展不同阶段所取得的成功和失败的体验与反思,是他那棵学术常青藤的肥沃土壤!博采众长,深入分析,反复论证,不功不利,是他构筑“独立的,自主的”经济思想和理论框架的基石!他的厚道,儒雅和高风亮节最终成就了他的学术辉煌！

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谓是中国知识分子学术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这也为年近花甲的王传纶的教研生涯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在时代大变迁面前,他想：社会经济的新事物和相应的思潮纷至沓来,对其视而不见是不可能的.作为经济学者,自己又怎能置身事外呢?他认识到,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人类文明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我们身在祖国,又以经济学科为专业,可谓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宜,岂能错过这样的机遇!应当只争朝夕,让自己的研究为民族的振兴、祖国的昌盛服务.“无论多么困难,总应振奋精神,找出前进的方向和有效的途径.”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中,亲身参加了一系列经济专业全国性会议和“外汇法”起草工作,为新时期经济建设谏言献策,在国际舞台上宣传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和法律法规,在宏观经济、财政金融等领域开设了众多具有前瞻性的科学命题,取得了开创性的理论成果,为我国各个阶段的财政金融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和权威的政策指导.

王传纶一生著书撰文不多,但凡听说他发表了什么文章,学人们都要“惊喜”一番,为他的精辟和独到的学术思想所“陶醉”.在学术生涯中,他一直重视并致力于各种学派的经济思想的收集研究,为自己的思想修养和理论建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财政理论方面,他于1981年出版的《资本主义财政》,是我国第一部全面介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制度、财政理论、财政政策和财政实践的专著.1995年出版的《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中,他对财政理论的研究有了进一步拓宽,他提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情,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中,财政有无共性?如果有,能否由此认识某些范畴、某些关系、某些规律,足以构成一个合理的理论框架?如果真能做到这样,岂非对我们的财政工作也能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吗?”主动探寻纷杂事物背后的共同规律,而非只停留在一知半解上,是这位学术大家的执著追求.

在金融理论领域,1982年他发表了《汇率理论的探讨》,首次将散见于马、恩著作中关于汇率问题的论述收集整理,系统阐释,并对国外流行的几种汇率理论作了全面评述.对人民币汇率问题他认为,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汇率的确定不能拘泥于既有的理论.“人民币汇率的确定,应当着眼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在宏观上,调整人民币汇率时应当优先考虑的,并不是外贸的盈亏,甚至也不是贸易收支是否平衡,而是全国的国际收支加总起来是否平衡”；“要把汇率调整问题同国内价格政策、国民经济的总体运行密切结合在一起考察”.今天,再次重温这些人民币汇率的精辟阐述,对比当前人民币汇率政策的纷争和谋虑,我们不得不为这位大师的前瞻性和敏锐性所折服!

对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银行业发展问题,1987年王传纶即开始了一系列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政策主张.关于银行改革,他认为“应积极推进银行企业化并以此来增强我国银行竞争力”；“应当逐步淡化乃至取消专业银行总行在系统内纵向分配资金的作用,确立地区专业银行的金融企业中心的地位”；他力主“减少乃至取消我国银行的特权,减少乃至撤除国家对银行的保护,让它们在资本市场的暴风骤雨中实现企业化.同时应当强化银行系统在调控信贷资金和货币流通,协调、指导资金配置方面的作用”.关于资本市场,他提出了“慎重、渐进,以及与银行间接金融协调发展”的原则.在金融宏观调控方面,他主张“银行企业化及银行行为规范化,是构成金融宏观调控有效性的微观基础”.“银行企业化、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金融宏观调控系统的建立和完善是同一个过程,必须同时发展,增强合力,渐进而不停顿”.在改革开放初期,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需要的中国金融系统再造中,在这一“摸着石头过河”的长期过程中,这些大胆的改革设想和政策主张,对开创中国金融事业的跨越式发展弥足珍贵,更加突显了这位大师的才华和睿智!

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2004年“未来之路：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中的中国”论坛上,王传纶提出了他的“船长理论”.船长的职责就是观察进出港口和航行中的各种情况,要亲自处理这一过程中比较复杂的问题,在自动控制系统能够解决问题时,船长就可以不用亲自掌舵,可以退到后面.他认为：“政府必须做一些事情,必须撒手一些事情.政府必须出台好的政策而不是更多的政策.”

“长于精思又重于实践”是王传纶一直追求的目标,也是一种境界.

关于如何治学,如何做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浸淫了一个多甲子的王传纶认为：“搞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就应该考虑到实践的重要性,理论要联系实际.”他非常关心年轻人的成长,直言到：“青年学者做一些计量的分析是基本功.一定要多做.但不希望年轻同志看到外国的某一些大家有一个基本理论就被它打动,就觉得这个基本理论或者基本观点很奇妙,拿来就把它直接套用.这样做往往肤浅.我赞成做一些实际工作,我也赞成年轻的同志最好是结合在一起,参与到一些大问题的研究中去.”关于如何对待西方的经济学思潮,他主张“有些还是有价值的,我们应该批判地吸纳,在扬弃中借鉴,要紧的是应当用这些理论方法来研究我们的重大现实问题”.

厚德载物成“大家”

一提起王传纶的名字,他的渊博知识和人格魅力,让业界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年青的,都对他顶礼膜拜.一张温和的面孔,一腔温润的话语,总是带给人们一股温馨；一身儒雅的气质,一双深邃的眸子,总是让人“艳羡”不已；谦逊淡泊,让同行肃然起敬；润物细无声,让一代代学子成为栋梁.

王传纶的成就还得益于他有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现在这个家庭是我重新组建的家庭”.原来他在20岁时娶了西南联大的校花,后任职于北京大学数学系,“”期间因受迫害抑郁而终；1968年又成立了现在的这个家庭.现在的妻子来自知识分子家庭,曾是北京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处长,“我们是患难夫妻”,40多年来两人相濡以沫,生活得安详平和,“常常在家以讨论国家大事为乐,这也是我们这代人的习惯”.对物质生活,老人更是“不太在意,满足基本需求就可以了”.老伴对他的不名不利也给予理解和支持.在过去的特殊年代,看到周围同事们生活困难,日子过不下去时,王传纶拿出自己的工资解囊相助.学校分房子时,他住的是老伴单位分的房子,认为“有房子住就可以了,还有一些教师没房子住呢”,因此就放弃了.现在的他每天还“蜗居”在一套两居室里,简单桌椅,粗茶淡饭,看书笔记,让他“心里很满足”.

王传纶总是感念影响他人生的师友.他有一个深深的遗憾：“陈岱孙是我的老师,他无儿无女,所以那时我基本每个月都要到他家看望他的.在陈老先生去世之时,正赶上我在外地,因此无法给他老人家送行,这是我最大的遗憾啊!”听到这里,记者建议他写篇他与陈岱孙之间的故事文章,以此弥补他的遗憾,他默许了.

一位和王传纶合作过的资深编辑一直记得老人的温情.2007年,这位编辑手术后在家休养.王传纶听到这个消息后,委托自己的儿子、儿媳推着坐在轮椅上的残疾孙女来到这位编辑位于6楼的家中看望.仅仅几面之缘,仅仅几通,仅仅编辑与作者间的几次交往,老人却把她当做自己的孩子一般对待,那份温暖和感动一直存在这位编辑的心头.

年青时,王传纶渴望“过知识分子的上层精神生活”,今天,90岁的他已经实现了自己年轻时的梦想.回顾自己的“知识分子”生涯,老人深深感悟到：“解放后,回国后,很自然地有怎么了解环境,适应环境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是经受住了考验的,积极的一面是爱国.而且,中国知识分子不比国外学者差,我们是有这点傲气的,用现在的说法,是要求有尊严地活着.而缺点的一面在于,在解放以后,知识分子在与工农结合上,总有自认为先知先觉的问题.但与民众相结合,这不是个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是社会要求的问题.这个社会不是你一个人的社会.真正对社会有影响的人,不是这样（脱离实际,认为自己先知先觉）的等现在的年轻人,要物质、要名利,有其积极的方面,但要控制；而年纪比较大的,已经有了一定权威的那些知识分子,在政府、在社会做事情,脑子要清楚,要为群众做事情.”

年近90岁的王传纶,每天要学习上网,每天还在思考着这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会给全球金融业带来哪些深刻的变革,中国金融业究竟可以总结出哪些自己的发展规律,他相信中国的发展规律有一天会成为世界的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