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营造学社学术成就与历史贡献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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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回溯历史,追寻先贤足迹,系统地梳理中国营造学社学术成就和历史贡献,彰显其对于中国建筑史学、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奠基性、开创性的深远影响.以史为鉴,观照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监的兴替历程,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与理论探索,及其未来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关 键 词 ：中国营造学社　中国建筑史学文化遗产保护

中图分类号TU-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537(2006)06-0126-08

20世纪初叶,中国建筑史学研究、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与理论探索在“西风东渐”的文化潮流中渐次兴起.清末民初,《保存古物推广办法》(1906年)、《大总统禁止古物出口令》(1914年)、《为切实保存前代文物古迹致各省民政长训令》(1916年)、《保存古物暂行办法》(1916年)等相关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门法令陆续颁布,“古物”、“古迹”、“文物”等概念与内容虽有所扩展,但其内涵并未超越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所谓“以钟鼎彝器为大宗,旁及兵器、度量衡器、符玺、钱币、镜鉴等物等以碑碣墓志为大宗,旁及摩崖、造像、经幢、柱础、石阙等物”的既有范围,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相关法规及体制建设等尚未完善.

20世纪20～30年代伴随着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勃兴,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以“整理国故”和“中国固有形式”为特征的传统文化复兴,遂引起与之相应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端.例如,1928-1929年,民国政府颁布《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寺庙登记条例》等,为近代中国较早正式颁布的文化遗产保护的法规条例；1928年,“古物保管委员会”在南京成立,乃为中国较早设立的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专门机构,自成立之始,该会曾进行相关古建筑、古墓葬、古遗址的实地调查,踏勘登记华北诸省重要古迹,发表研究报告多种；1930-1935年,民国政府陆续颁布《古物保存法》、《古物保存法施行细则》《保护城垣办法》、《古物保管委员会组织条例》、《暂定古物的范围及种类大纲》等涉及文化遗产保护的法规条例.

1935年1月,“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北平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简称“文整会”)成立,此为中国近代以来从事古代建筑修缮保护工程的专门机构建置之始.“文整会”无论在机构规模、资金、设备支持,以及技术力量、工程项目以及管理运行流程等方面,当时都已达及很高的水准,成为20世纪前半叶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核心机构之一.在中国近代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历程诸多背景中,1930年1月,以“研究中国固有之建筑术、协助创建将来之新建筑”为主旨的中国营造学社正式成立.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等一代宗师,以保护和阐扬中国文化遗产的热情,高度的责任感和学术上的远见卓识,开创性地引入现代学术方法,持续而有计划地对中国古代营造文献与建筑遗构进行系统地整理和研究,使之成为中国建筑史学、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与理论探索奠基性的光辉起点.正如傅熹年院士所言,“把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作为一门专门学术,建立在现代建筑学,美术史和文献学的基础上,中外学术界公认是自中国营造学社开始,也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中国营造学社在其存在的15年间(1930～1945年),正式研究人员最多时也不过17人(1934～1937年),而最少时(1938～1939年和1945年)仅有区区5人,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对中国建筑史学、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历史贡献更是非同凡响.中国营造学社不仅构建了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学术体系及基本框架,其倡导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引领并带动了当时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与理论探索的方向；甚至可以说,1949年之后的中国建筑史学研究与文化遗产保护实践,都直接或者间接地继承了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传统,并从中受惠甚多.在人才培养方面,中国营造学社历练造就出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一山大师,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邵力工、王壁文、卢绳等前辈先贤以学养深厚、成绩卓著及其道德文章成为一代宗师.“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新中国的建筑史学研究、建筑教育、建筑创作实践,以及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精英专才大多都直接或间接师承于中国营造学社,其意义和影响可谓深远而重大.

在当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进程中,回溯历史,追寻先贤足迹,系统地梳理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向,对其多方面的学术成就和重大历史贡献进行述评,以彰显其对于中国建筑史学、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开创性、奠基性的深刻影响,无疑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现谨将中国营造学社多方面的学术成就和历史贡献,简略述评如下.

宋《蕾造法式》、清《工部工程做法》等中国古代营造典籍与文献的系统搜集、校勘、出版

1918年,朱启钤先生赴上海出席“南北议和会议”,道经南京,在江南图书馆发现宋《营造法式》的抄本.次年即以影印行世,世称“丁本”.嗣后数年间,经过精心策划与协调,朱先生委托当时著名的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陶湘等一批资深文献学专家,集精英之功于是役,利用文渊、文溯、文津三阁《四库全书》本及其他传世抄本悉心汇校,并仿照清内阁大库中新发现南宋重刊本残页的格式,1925年以《仿宋重刊本李明仲营造法式》之名由商务印书馆付梓出版,史称“陶本”.此本“为著书之集大成者,此次因印刷之精制订之美及批评之佳故,得风行一时也”,从而激起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视和研究热情.此后,对于《营造法式》的解读和研究就一直成为中国建筑史学密切关注的热点和亮点.而对宋《营造法式》、清《工部工程做法》等中国古代营造典籍与文献的系统搜集、校勘、出版．则成为促成中国营造学社成立的重要历史契机.

1925年在“陶本”《营造法式》付梓同时,朱启钤先生借此机会以私人出资纠集同好,“欲举吾国古营造之瑰宝公之世界”创建民间学术团体“营造学会”,系统地搜集、整理中国古代营造文献,并由此开启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1928年3月,“营造学会”在北京公园(社稷坛,今中山公园)举办中国古代建筑展览会,展示学会历年搜集的古代建筑图书、图纸、模型等,展览大获成功,遂引起社会各界开始关注中国古代建筑,同时也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重视并决定提供资金赞助相关研究,这直接促成了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1930年1月,中国营造学社在北平东城宝珠子胡同七号朱启钤先生寓所内正式成立, 为区别此前由朱先生个人资助的“营造学会”,称为“中国营造学社”.

“以匠为师,沟通儒匠”：匠作工程籍本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启钤先生,凭其特殊的从政背景,以及多年从事工程事务所积累的深厚阅历和学术敏感,对中国传统营造技艺及其“匠作传统”具有深刻的体认和源于内心的尊重,并敏锐地意识到“匠作传统”之中所蕴涵的重大学术价值.朱启钤先生在《中国营造学社缘起》及《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中曾多次重申“匠作传统”以及“沟通儒匠”的特殊价值,并积极力倡“以匠为师,沟通儒匠”,创建沟通“匠作传统”与“文献传统”之津梁,籍此觅得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门径.

中国营造学社初创时,除宋《营造法式》、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等官刊营造籍本的整理研究之外,还将访问“大木匠师、各作名工及工部老吏、样房、算房专家”等列为学社的重要使命,研究工作也围绕竭力搜集、整理各类坊间流传的营造旧籍及匠家抄本而展开；并聘请熟悉清代建筑的老匠师,绘制大木结构详图、彩画图样,以期掌握、识别实物、熟悉专门术语,编纂营造辞汇,将古籍中的营造名词加以考订、注释,其间所形成的一系列经典性的学术成果,逐步展示出“以匠为师”及各类匠作籍本所蕴含的重大学术和实践价值.

典型如中国营造学社汇集相关匠作籍本整理而成的《营造算例》.朱先生在《营造算例缘起》中,对各类匠作籍本的价值及形成,有过颇有见地的论述：“此种手抄小册,乃真有工程做法之价值.彼工部官书,注重则例,于做法二字,似有名不副实之嫌.意当日此种做法,原于事例成案,相辅而行. 　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如有此类算例在内,价值更当增重也.譬诸法家者流,以律为经,以例为纬,此种小册,纯系算法,间标定义,颠扑不破,乃是料估专门匠家之根本大法,迥非当年颁布今日通行之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内庭工程做法则例等书,仅供事后销算钱粮之用,所可同年而语.”

1931年,初入学社的梁思成先生,即是从学习和整理上述匠家秘传抄本入手,并陆续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整理发表《庑殿歇山斗科大木大式做法》、《大木小式做法》、《大木杂式做法》、《土作做法发券做法》、《瓦作做法》、《大式瓦作做法》、《石作做法》、《石作分法》、《桥座分法》、《琉璃瓦料做法》等多种匠作秘籍.1932年,梁思成先生将已发表的内容重新校阅,将其分出章节,重新编排,以单行本出版,即为《营造算例》.与之同时,梁先生曾拜参与清末皇家工程的匠师为师,参照当时北京大量明清建筑遗构作为标本,对清代建筑的营造方法、技术以及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进行研究,于1932年完成《清式营造则例》.此著是“将清代官式建筑的做法及各部分构材的名称,权衡大小,功用,并与某一部分地位上或机能上的联络关系,试为注释,并用图样标示各部正面,侧面,或面及与他部相接的状况.图样以外,更用实物的照片,标明名称,以求清晰.”

梁思成先生在《营造算例序》中特意强调匠家籍本远胜于《工程做法则例》的价值：尽管《营造算例》“最大的目标在于算而不在样”,但“因为说明如何算法等现在由算的方法得以推求出许多样的则例,是一件极可喜的收获”.而为推进这“极可喜的收获”即“由算求样”的研究,裨益后学克服其中“满是怪名词,无由解读”的困难,梁先生又特地将《清式营造则例》与《营造算例》相辅刊行.

中国营造学社初期的研究工作,积极收集、整理、出版涉及中国古代营造的典籍文献,如《园冶》、《梓人遣制》,《工段营造录》、《一家言居器玩部》、《燕几蝶几匡几图考》、《姚氏营造法源》、《清内庭工程档案》等；并对古代营造匠师、营造史料进行系统梳理,编辑有《哲匠录》、《明代营造史料》、《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等；而学社收集到的《万年桥志》、《京师坊巷志稿》、《燕京故城考》、《惠陵工程备要》、《正阳门箭楼工程表》．《如梦录》、《长安客话》等古籍及工程籍本,也均经详加整理和校阅.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曾经作为中国建筑史学、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共同源头”的“以匠为师”的优秀传统,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及其修缮工程领域一直延续至今,而且日益发挥着主导性的关键作用；然而,当今的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却逐渐远离了“以匠为师,沟通儒匠”的学术传统,几近“失语症”,学术理路更是“见物不见人”,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如此.关于匠作籍本及工匠传统的研究工作一直没有深入与进展,如今寥寥在世的营造匠师,已近垂暮,传统营造技艺及其背后所蕴含的巨大学术价值,几遭冷遇,境况堪忧.

清代“样式雪”图档的抢救性搜集、整理和研究

“样式雷”图档是指清代皇家工程设计世家雷氏家族绘制的建筑图样、烫样、工程做法及相关文献,现今存世逾两万件.为庚续“世守之工”,薪火相传,雷氏家族自清咸丰十年(1860年)起,在“家中裒集图稿、烫样模型甚伙,筑室三楹为储存之所”,至清末,上述家藏图档逐步为雷氏各支子孙分获.

民国初年,朱启钤先生即已开始“设法访求此项图样,彼时雷氏犹以为将来尚有可以居奇之余地,乃挈家远引,并将图样,潜为搬运,寄顿藏匿,以致无从踪迹”.

1930年5月,因雷氏各支后裔“穷困愈甚,时事日非等闻其四出求售,而零星购得者,颇有数起”,朱桂老感到“倘不幸而全部流落国外,或任听肆贾,随意抽卖,俾有系统之资料,零星散失,消归乌有,岂不可惜”,乃致函于中华文化基金会表示“于雷氏家藏遗物,乐为考求,并希望于最短期间,使此项图型,得一妥善之安置”.在多方努力下,中华文化基金会“设法筹款,旋由北平图书馆购存,先行著手整理”,以供将来之研究. 　此后的几年里,中国营造学社一直致力于搜集散佚市面的“样式雷”图档,并转交北平图书馆收藏.如,1931年,经学社中介,故宫文献馆与中海图书馆协商合作,参照中海图书馆收藏的画样,整理修复故宫文献馆所存圆明园懊德堂等处烫样；1931年3月,中国营造学社与北平图书馆在中山公园水榭举办圆明园遗物文献展览,展出了“样式雷”画样、烫样及工程籍本．引起各界广泛关注；1932年,营造学社还曾协助中法大学审定其收集“样式雷”图档的目录.值得高度评价的是,在“样式雷”图档的整理与研究方法上,朱启钤先生及其中国营造学社当年曾建议,弘扬收藏单位合作整理圆明园慎德堂等处画样、烫样的经验,将各部分所有图型集中一处,汰其重复,传写异样,分工合作,不期年彼此皆成为有系属之完本.而今看来,当时即很有远见的提出将所有收集到的“样式雷”图档集中在一起进行整理研究,这是非 常具有战略眼光的学术思路.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除北平图书馆的烫样和中法大学的购藏在解放后被调拨或移交故宫博物院外,传世“样式雷”图档仍分散在各收藏单位,基本保持着当年购藏的保管面目,各收藏单位和研究者至今尚未达成相互沟通、全面合作的机制.

朱启钤先生不仅是“样式雷”图档研究最早的倡导者,还开创了“样式雷”世家的研究专题.收集“样式雷”图档之始,朱启钤先生即确立了整理及研究方法,并安排刘敦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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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建筑遗构的大规模调查及测绘研究

中国营造学社创办之初,虽在营造文献和匠作籍本的整理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其多数成员仍然是按照传统文献考据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主要针对涉及营造的古代文献进行整理和考订,并不直接进行建筑遗构的实地测绘和调查,其研究热点也往往集中于古代建筑的典章制度方面.是时适逢日本建筑史学者关野贞访问中国营造学社,并朱启钤先生商讨合作事宜,提出由学社负责文献研究,日方负责实物调查测绘与研究.同时关野贞示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与应县木塔照片,并流露出只有日方才有能力和经验进行如此巨大规模的测绘和研究.此事对朱先生刺激颇大,使他深感现存大量古代建筑遗构之珍贵,决心引进人才,自力进行古建遗构的实地调查与研究,使既往的文献和法式研究建立在古代建筑实物的基础之上.针对中国营造学社初期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朱启钤先生深知传统的研究方法并不能带给学社学术上突破,只有引入建筑学专才、借鉴现代科学方法将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纳入一个明确的科学体系中,才是学社未来发展之方向.此乃朱启钤先生将学社研究重任委托于梁思成、刘敦桢二人全面主持的真正原因.

1931年7月,梁思成先生任营造学社法式组主任.1932年4月即赴蓟县独乐寺实地调查测绘,完成了精确的实测图及调查报告.对此傅熹年院士评价道：《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所体现出的通过实地调查测绘并与《营造法式》印证,进而探究古代建筑遗构中所包含技术、艺术因素的研究方法,使之成为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引领风气之先的一篇重要论文,并为以后调查实测和研究古建筑提供了范式,其学术水准不仅一举超过了当时欧美和日本人研究中国古建筑的水平,而就实物与理论、文献的结合而言,并且透过形式深入探讨古代建筑设计规律而言,也超过了日本人当时对其本国古建筑研究的深度.此文发表后,日方即不再提双方合作由他们负责实物调查研究的建议了.而稍后刘敦桢先生则主持营造学社文献部工作,除调查研究北京智化寺,为调查研究明清建筑树立了范式外,更在文献考证上做出卓越成就：其代表性成果《大壮室笔记》在现代建筑学及深厚的古文献基础上考证汉代宫室,精密入微,发前人所未发,决非一般文史考证所能及.

梁、刘二公确未辜负朱桂老的殷切期望,以深厚的国学根基、系统的现代学术训练使学社的发展成就卓著.这不仅体现出朱启钤先生高瞻远瞩、知人善用的襟怀,也成为其治学生涯中最值称道的学术佳话.

1932～1937年间,中国营造学社在前期深入系统的文献整理和研究基础上,按照新的工作方针,由法式部主任梁思成、文献部主任刘敦桢二先生领衔,研究重点转向对古建筑遗构实物的调查和测绘,对北京、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等地的古建筑实物遗存,展开了大规模调查研究,总计2700余处,其中测绘重要古建筑206组,完成测绘图纸约2000余张(不包括抗战时期在西南地区所绘图纸),并附有大量的调查报告、测绘图版及照片.通过这些以调查报告形式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陆续发表的研究论文,至今依然是中国建筑史学研究至关重要的基础史料,堪称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珍贵原典.而中国古代建筑的大量瑰宝．也由此为世人所知晓并得到重视,为中国建筑史学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和修的理论探索和实践

中国营造学社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与理论探索的先行者.作为技术顾问学社曾受聘于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依据调查、测绘和评估报告,学社审核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实施的古建筑修缮和保护工程.朱启钤、梁思成等均曾出任文物整理委员会的正式委员,并亲自参与和指导北平文物整理工程诸多重要项目的实施.

1932年6月,梁思成先生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二期《独乐寺专号》发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其中“今后之保护”则高屋建瓴地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与方法提出建议和设想,此或可视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诸如其中“保护之法,首须引起社会注意,使知建筑在文化上之价值；使知阁、门在中国文化史上及中国建筑史上之价值,是为保护之治本办法.破坏部分,须修补之,等有失原状者,须恢复之,等二者之中,复原问题较为复杂,必须主其事者对于原物形制有绝对根据,方可施行；否则仍非原形,不如保存现有部分,以志建筑所受每时代影响之为愈.古建筑复原问题,已成建筑考古学中一大争点,在意大利教育部中,至今尚为悬案；而愚见则以保存现状为保存古建筑之最良方法,复原非有绝对把握,不宜轻易施行.等在社会方面,则政府法律之保护,为绝对不可少者.等而古建筑保护之法,尤须从速制定,颁布,施行；每年由国库支出若干,以为古建筑修葺及保护之用,而所用主其事者,尤须有专门智识,在美术、历史、工程各方面皆精通博学,方可胜任”等远见卓识的阐述,使之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与理论探索的重要原典之一.

此后,中国营造学社在诸如《故宫文渊阁楼面修理计划》、《修理故宫景山万春亭计划》、《杭州六合塔复原状计划》等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渐次所提出的“整旧如旧”、“保持原状”、“复原”等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修缮原则.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及实践的基本理念和方向,也正是奠基于此,在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收录的大量古建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国营造学社发现的.

1935年9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一期发表的《曲阜孔庙之建 筑及其修葺计划》,则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早期历程中较为完整、系统的重要实例之一.其中提出的“延年益寿”或“返老还童”、“修旧如旧”或“焕然一新”等保护理念与当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之“保护为主,抢救第一”方针、“不改变文物原状”基本原则、及“新方法、新材料应用”等具有内在的历史关联性.《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中提出的基本理念、体例以及涉及的文化遗产保护意义和价值、目的和原则、程序和方法等,至今依然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基准和范本.

以宏观的“全部文化史”视野构筑中国建筑史举体系

中国营造学社创建之初,朱启钤先生即明确指出“因全部营造史之寻求,而益感于全部文化史之必须作一鸟瞰也.等总之研求营造学,非通全部文化史不可,而欲通文化史,非研求实质之营造不可.”由此可见,惟有宏观性的“全部文化史”(包括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工程技术史、艺术史等)基础和视野,才是中国营造学社构筑中国建筑史学体系的基本要义和学术宏旨.朱启钤先生还提出“等建筑本身,虽为吾人所欲研究者,最重要之一端.然若专限于建筑本身,则其余全部文化之关系,仍不能彰显.故打破此范围,而名以营造学社.则凡属实质的艺术,无不包括.由是以言,凡彩绘、雕塑、染织、髹漆、铸冶、搏埴、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亭,惟而极之,凡信仰传说仪文乐歌,一切无形之思想背景属于民俗学家之事,亦皆本社所应旁搜远绍者.”由此亦可足见朱启钤先生对中国营造学社的卓越领导,以及致力于构筑宏大的“全部文化史”研究框架的高瞻远瞩,其所倡导的“实质”和“无形”艺术无所不包的学术理念,不仅足以与当今“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观念等量齐观,并且至今仍然未失其的开创性、先进性、前瞻性.

总之,中国营造学社不仅仅关注纯粹技术层面的研究,而是要全方位地探究建筑本身,以及隐涵于建筑背后的文化学意义上有形或无形的诸多层面.如前所述,朱启钤先生一直所强调和尊重的文献传统与工匠传统,即是涵盖了艺术、技术、意匠、制度、法式、则例、算例、图样等诸多层面的广义的建筑观、文化观.当代诸如《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中国建筑艺术史》、《中国古代建筑史》等中国建筑史学巨著依然是此种学术理念“水到渠成”之延续,实际上并未超越出朱启钤先生七十余年前所擘划出的学术框架：“言及文化之进展,则知国家界限之观念,不能亘置胸中,岂惟国家,即民族界限之观念,固亦早不能存在.吾中华民族,具博大襟怀之民族.盖自太古以来,吸收外来民族之文化结晶,直至近代而未已也.凡建筑本身,及其附丽之物,殆无一处不足见多数殊源之风格,混融变幻以构成之也.等不独吾中国也,世界文化迁移分合之迹,皆将由此以彰.等且也学术愈进步,则大同观念愈深,民族观念愈淡.今更重言以申明之,日中国营造学社者,全人类之学术,非吾一民族所私有.”

以中外建筑文化交流的广阔视野,观照建筑作为世界文化迁移分合演进的载体,亦是中国营造学社学术宏旨的突出特征.从朱启钤先生寄望创办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使命和终极目标来看,他是以中西文化交融之宏阔背景为基点,去思考和关注“中国营造之学”应该如何融入世界学术体系的诸多问题.朱启钤先生对此寄予了融入世界学术体系的宏大理想,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制订的各项研究计划,因而更具有了高度的学术前瞻性.

结语：

上世纪30年代末,朱启钤先生曾亲撰《中国营造学社概况》一文,或可视为当时中国营造学社对自己研究工作简略综述和自我评价,兹恭录如下,谨以此深切缅怀那些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毕生奉献的前辈先贤,并与第二个中国“文化遗产日”共勉：

“中国营造学社工作,以研究中国固有之建筑术、协助创建将来之新建筑为主旨.然中国建筑在时间上包括上下四千余年,在空间上东自日本,西达葱岭,南起交趾,北绝大漠,在此时间与空间内之建筑,完全属于一个系统之下.本社最高最后之目标,即完成此建筑系统之历史是也.然此历史悠久、幅员广大之建筑系统,乃为数千年来其产生地之士大夫学者所不屑道.遗物虽多,而文献无考者众,整理每苦不得其门径.故对其历史及技术欲加以彻底之研究,势必徵之文献,符之实物然后可.故本社暂设文献、法式二组,分工合作.为工作便利计,先自研究清式宫殿建筑始.俟清式既有相当了解,然后追溯明元,进求宋唐,以期迎刃而决.为求达到上项目的,工作多以实物调查为主.其余整理首籍与编制图书,均价重实用方面,并以研究所得,为国内各团体计划古建筑之修葺,及供给教学用或设计用参考资料.数载以来,社中工作渐为社会一般所认识,而本社亦渐获贡献服务之机会,此同人等引为欣幸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