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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0月7日,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第66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筹建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建立,同时建议国共两党迅速选派学生赴该校学习.根据他的建议,广东国民政府成立了由汪精卫、谭延闿、古应芬组成的选拔委员会,鲍罗廷任选拔委员会顾问,并立即着手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地选拔学生赴莫斯科学习.
由于正处于第二次东征期间,战事正频,黄埔军校规定：严禁第一、二期的学生自愿报考.而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正在前线指挥作战,态度又不十分明确.有人指出,这可能和对苏联的看法有关.早在1923年,曾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目的是考察其政治、军事和党务.在考察期间,只是对苏联的军备以及红军的发展、军事理论感兴趣,而对苏联的政治和党务则颇有微词.这时又赶上蒋经国也要去苏联留学,让显得很矛盾.按陈洁如的说法,起初表示反对,说蒋经国“朽木不可雕也”,又说负担不起经国的留学费用.但考虑到革命正在进行,“他当时需要苏联的支持”（陈果夫语）,还是同意送儿子去莫斯科.除蒋经国外,许政要员的子弟也都报了名.
广东地区留学生的选拔主要是通过考试来进行的.考题为《什么是国民革命》论文一篇,笔试之后,公布初选名单,然后再进行口试.口试由国民党委员甘乃光主持,着重考时事政治,最后公布录取名单.在黄埔军校学生中,报名也非常踊跃.虽然黄埔军校严禁黄埔一、二期学生报考,但很多还是尊重了学生的个人意愿.据不完全统计,仅黄埔第一期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就有梁干乔、陈启科、萧赞育、邓文仪、左权等人.为了能去留学,很多人都开动了“脑筋”.比如邓文仪先去偷偷报考,获得通过后,再绕过学校,直接跑到汕头前线向恳请恩准.经过一番软磨硬泡,校长终于在报告上签了字.
10月19日,国民党、广东国民政府、黄埔军校以及广东国民党省党部等为留苏的黄埔学生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鲍罗廷、汪精卫均出席并发表了演说.汪精卫还与学生们约定下列三事：一、关于广东政治情形,政府方面必一周或两周报告留苏各位,希望各位亦必时时将近况报告回来；二、孙文大学之中国学生,必须团结起来,始终“誓为孙文主义奋斗”；三、关于赴苏各种预备,请各生举出干事数人,专向政府接洽,俾将所得消息,随时向各人报告.最后,汪精卫指定林柏生、陈春圃为国民党旅莫斯科中山大学联络员.学生进学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汇报各自的姓名、籍贯、家庭成分、文化程度、学历和经历,曾读过什么书,参加过什么革命活动等等.然后开始被编班,领学生证.学生依党籍、年龄和教育程度,分成11班.考虑到回国以后的安全,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每位中国学生都取了苏联名字.
中山大学的留学生们在生活上得到了苏联政府的特殊照顾.当时的苏联,虽然战争的创伤尚未完全恢复,却为莫斯科中山大学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据苏联档案记载：莫斯科中山大学预算达1000多万卢布.在饮食上,可说近乎奢华.学生们“早餐就有鸡蛋、面包、黄油、牛奶、香肠、红茶,偶尔还有鱼子酱”,且“每天开五次饭”.这让习惯于吃三次饭的中国学生们提议学校取消下午的点心和夜餐.以后更请来中餐厨师,还采购来海参等中国高档食材,让学生们选择着吃俄餐或中餐.学校完全免费发放“劳保用品”：发给每个留学生一套西装、一件外套、一双皮鞋以及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毛巾和衬衫都免费代洗,还发大衣、暖帽、雪靴、雨鞋和凉鞋,每个月还有10卢布生活津贴.起初,学校一律按性别安排宿舍,后来学校租了一栋家属宿舍提供给已婚学生,校长拉狄克更准备过几年为“小革命家办幼儿园”.
学校的文化娱乐活动非常丰富：有电影、戏剧和音乐会,还可以看到有关中国的新闻纪录片.还安排芭蕾舞剧团、音乐演奏家到礼堂演出.学生们可以免费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和观光.中山大学还设有一个门诊所和一个小医院,在学习期间为学生提供保健服务,医药全部免费.中山大学还有专管学生及其在中国的家庭经济福利的机构.家庭经济有困难的学生可以通过向学校申请救助金,甚至学生回国探亲时还发给经费,并让中国留学生享受和苏联人一样的休假.黄埔一期生邓文仪曾对此评论说：“夏天,中山大学在乡村成立夏令营等经历了两个月的愉快经历和美好时光之后,每个人都增加了体重.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有类似的暑假制度.”
大学的学制为两年,第一学年,主要安排俄语学习,每天为4课时.其他课程有：政治经济学、历史、现代世界观、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等.第二学年,主要课程为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主义原理、经济地理等.此外,莫斯科中山大学还设有军事训练.在军事研究室里陈列着各种普通武器和地形沙盘.学生常去莫斯科附近的军事院校参观和到附近兵营去打靶,接受野战训练,绝大多数军训教官在黄埔军校供过职.在完成训练课程后,一个教官曾告诉学生：“你们所受的军事训练堪与黄埔军校一、二、三期受过的相媲美,现在你们就能指挥军事战役.”办学期间,国民党要人宋庆龄、冯玉祥、胡汉民等曾来大学做过演讲.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邵力子是常驻中山大学负责监察的人士之一,他不仅来校视察学生情况,还和他的儿子邵志刚一同听课.
由于时代的缘故,黄埔学生在中山大学留学期间,很多人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政治漩涡.国民党莫斯科中山大学支部始建于黄埔军校学生赴莫斯科学习之前.据三期生康泽回忆：在中山大学考试录取工作完成后不久,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曾召集他们开会,“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黄埔特别党部旅莫斯科支部,并选举支部执行委员,除了吴淡人、李秉中,我也当了选.”1926年四、五月间,国民党“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支部”正式建立,陈春圃当选为首届执委会主席.康泽和谷正纲、萧赞育等组成了“高级碰头会”,还与谷正纲、萧赞育、张镇、夏云沛、唐健飞六人被称为“反共六头机关”,经常受到学生们的围攻、批判.邓文仪为此经常对康泽说：“这是什么地方,你们不要再顶下去了,弄得不好,不但回不了国,甚至连命也要搭上.”1926年底,斯大林派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到中国指导革命,邓文仪“表现好”,被选为学生代表随罗易一同回国.贺衷寒是后来补进中山大学的.他见同学中有数百名国民党党员,便着手成立孙文主义学会分会.1927年下半年,距离第一期学生结业的时间已经不远,学校当局将贺衷寒等放在第一批首先遣送回国之列,路费除由学校发给每人一张出苏联国境的车票外,另发旅途用费50个卢布,不够的则由自己筹措.而萧赞育在学习期间,则成就了“小戴季陶”的名号.一次,校长拉狄克给学生讲中国革命运动史时,批评孙中山的土地政策不彻底.萧赞育认为拉狄克不了解中国国情,无理地攻击孙中山先生,便写了一篇文章,以孙中山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理论为依据,列举了许多理由对拉狄克进行反驳,一时声名大噪,被留苏学生称为“小戴季陶”.
1927年7月26日,国民党中执会全体会议正式发出通令,决定取缔中山大学并与之断绝一切关系,禁止国民党员继续在该校学习,同时命令国民党各级组织严禁再向莫斯科派遣留学生.是年秋,国民党中山大学“特支”在执委会主席凡的主持下,召开了最后一次全体党员大会,“宣布解散特支,声明退出国民党”.与此同时,除蒋经国等极少数国民党学生以外,大多数国民党学生被遣送回国.1930年秋,莫斯科中山大学停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