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在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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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是抗日战争初期成立,在中国新闻界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新闻团体.中国青年记者学会诞生在武汉.在武汉期间,作为民间社团组织,它为团结全国进步力量抗日救国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关 键 词 ]青记 武汉 新闻史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近现代新闻团体研究（1905-1949）》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0YJA860014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简称“青记”）是抗日战争初期成立,在中国新闻界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新闻团体.作为民间社团组织,它为团结全国进步力量抗日救国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一、“青记”诞生在武汉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1938年3月30日成立于武汉.它的前身是在上海成立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中旬,周恩来代表到上海检查党的工作. 在会见胡愈之、夏衍等人时,周恩来指示加强爱国新闻工作者的团结,组成统一战线.胡愈之、夏衍等同一些新闻界人士商讨后认为,应该在上海组织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团体.1937年11月4日下午,新闻界范长江、羊枣、夏衍、碧泉、邵宗汉、朱明、恽逸群等在一起商量,决定组织一个新闻团体——“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并推举范长江、恽逸群、羊枣三人负责筹备工作,发起人中还有《大公报》记者王文彬、章丹枫、孟秋江、陆诒等.

1937年11月8日晚7时,“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 在上海山西路南京饭店举行了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发起人共15人,会议通过了协会的章程,推举范长江、羊枣、碧泉、恽逸群、朱明5人为总干事,夏衍、邵宗汉等人为候补干事,这时有会员20多人.[1]今天的记者节就是依此确立.会议讨论了当时上海战事的发展趋势,认为全国新闻事业的中心当为武汉,特通过决议,授权范长江到武汉筹备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武汉分会.[2]

范长江于1937年11月中旬到达武汉,同武汉新闻界一起筹备建会.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于1938年元旦成立了武汉分会,并成立了武汉和上海的联合办事处.3月15日,联合办事处决议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更名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并举行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更名的“一个原因是国民党政府不允许我们成立一个职业性团体,以致给他们增添麻烦,要我们成为学术性的团体.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用‘学会’这个名字,它可以教育会员,壮大自己的队伍”.[3]

1938年3月30日下午,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在汉口青年会二楼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除武汉和上海两地的外,还有长沙、广州、西安、成都、重庆、香港和南洋等地的.参加会议的来宾有国民党部长邵力子,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新闻界张季鸾、曾虚白、邹韬奋、陈博生、王芸生,《扫荡报》社长丁文安,《武汉日报》社长王亚明,《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还有文化界人士郭沫若、杜重远、沈钧儒、阎宝航、金仲华等,以及苏联塔斯社的罗果夫、美国合众社的爱泼斯坦、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会上,主席团范长江致开幕词.邵力子、于右任、沈钧儒、阎宝航、爱泼斯坦等在会上讲话.[4]会议选举了学会领导机构,由范长江、徐迈进、陆诒、钟期森、夏衍、恽逸群等11人为理事,按照统一战线的原则,推举《大公报》的范长江、《新华日报》的徐迈进、《扫荡报》的钟期森为常务理事,并由朱明担任秘书.学会设总务、组织、学术三个组,萧英任总务干事、冯英子任组织干事、朱楚辛任学术干事.学会还聘请新闻界前辈邵力子、于右任、张季鸾、郭沫若等15人为名誉理事.[5]大会通过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成立宣言》,制订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简章》.

“青记”成立后,第一个会址设在汉口华商街济世总里21号,是一个仅仅20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不久,因为会务的发展,原址已不够用,“青记”将会址搬到江汉路宁波里12号,后来又在夏春里租了几间房屋,成立了“记者之家”.在宁波里12号的会址,一直用到武汉弃守为止.“青记”凭着这几处会址,接待和团结了广大青年新闻工作者,推动着会务的发展.[6]

二、“青记”在武汉期间的活动及其历史功绩

从1938年3月30日成立到同年10月25日武汉弃守,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在武汉活动共7个月左右.7个月中,“青记”做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

(一)出版会刊,团结教育广大青年记者.

“青记”成立后,出版了会刊《新闻记者》月刊.创刊号于1938年4月1日出版,16开本,共34页,由学术组主编.这是“青记”的机关刊物.由于印刷条件限制,至1939年下半年仅出版7期 ,[7]而且并未每月出版.虽如此,它仍起到了对会员进行团结和鼓舞,对当时新闻政策和新闻事业发展进行建议和讨论的作用,也成为比较集中表达对国是的观点和意见的阵地.[8]

创刊号以“刊词”的形式刊发了范长江在“青记”成立大会上的开幕词《青年记者学会组织的必要和前途》.文中指出：组织青年记者学会的目的之一,是进行自我教育,出版专论新闻事业的刊物,举行讨论会和座谈会,“第一,接受前辈新闻记者的经验”,“第二,同辈间的相互教育,各人在刊物上和讨论会上发表各人对新闻工作的见解.”[9]

刊物第一期的作者多为当时新闻舆论界的著名人物,如邵力子、张季鸾、陈博生、曾虚白、邹韬奋、潘梓年、金仲华、范长江等,他们都从各个侧面对新闻工作的性质和任务作了论述,并向从事新闻工作的人们提出了希望和要求.

《新闻记者活动的正确动机》一文作者是邹韬奋.他在文中指出,做新闻记者最应该有的是活动力和活动的正确动机.他说,“所谓活动力是不怕麻烦的研究,不怕艰苦的探索,有时也包括不怕艰险的奔波.”至于正确的动机,“便是要为社会大众的福利而活动,而不要为自己的私图而活动.我常和长江先生谈起：‘我所敬重的朋友都是有事业的兴趣而没有个人的野心.’”邵力子文章认为,新闻记者要把握和认识时代,不做时代的落伍者.因此,当新闻记者应该有学问的基础,他所选择的新闻的标准应该具有教育意义,是指导社会走向进步的.还要有工作的热情和牺牲精神.《文学作品和新闻作品》一文则对文学和新闻的性质和写作方法作了区分：写文学作品是为了抓住读者共鸣的情绪,写新闻作品是为了满足读者求知的.前者要有掩护,有含蕴,才能引人入胜；后者必须开门见山,说明因果,才可令读者痛快. 除此之外,这一期还有介绍香港、厦门新闻界状况的随笔,有关于新闻记者“在抗战中的工作”的座谈会纪要,有介绍苏联报纸现状的译文.尤其是一篇《回到祖国来》的长篇通讯,记述了华侨战地记者服务团从南洋回国,如何经香港、广州,一路辗转到武汉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写得十分生动感人.[10]

第二期《新闻记者》刊登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成立宣言》、《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简章》和《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一年工作纲领》.其中,《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成立宣言》分析了抗日战争中新闻事业的形势和任务,阐明了“青记”的性质和宗旨.它指出：“我们是愿献身于新闻事业有青年精神的记者组合”,“新闻宣传工作的影响,对于抗战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新闻舆论可以坚定抗战胜利的信心,可以鼓舞抗战的勇气,可以打击败北主义的倾向,可以激励英勇的士气.”“为了补救目前抗战中新闻工作的缺点,为了失去岗位的同业,为了训练成功大批健全的新闻干部以应付将来新闻事业的需要,我们不能不起来组织,不能不赶紧以集体的力量,加强自我教育,加紧自我扶助”.[11]

“青记”为了坚持抗战,抵制投降活动,曾召开了几次关于时局意见的座谈会,邀请当时在武汉的各方面知名人士,发表对于国是的意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这些言论都在《新闻记者》上发表,直接反映了“青记”的政治态度.[12]

“青记”一向重视学会会刊对会员作用, 除《新闻记者》外,1938年到1940年,“青记”在全国各地的分会在各种报纸上创办的副刊和专刊等共计15种.如广州《救亡日报》副刊《新闻战线》就是由“青记”广东分会筹备处学术组主编,1938年8月1日发刊的.[13]

(二)倡导清正廉洁的新闻职业道德.

“青记”非常重视团结教育会员,养成清正廉洁的新闻职业道德.

范长江在《新闻记者》上发表《建立新闻记者的正确作风》的文章,对新闻工作者忠实于客观事实,严肃于自己的生活,廉洁自律提出了要求.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有了健全高尚的人格,才可以配做新闻记者.有了健全的人格,才可以谈到其他和技术问题.新闻记者应当是社会所敬重的人物,如果在人格上有了根本的缺点,就不能算做新闻记者.”他认为,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最低限度要“第一,必须绝对忠实,必须以最客观之态度,从事新闻工作”；“第二,必须生活于自己正当收入的工作中,无论如何个人不能取非工作报酬的津贴与政治军事有关之津贴.”[14]

抗战之初,国民党将领汤恩伯指挥南口之战,英勇阻击日军,战功卓著.范长江在当时《大公报》上对汤恩伯作了许多正面报道：“汤恩伯先生因为日夜辛劳的结果,瘦得不成样子,两个眼睛深深的凹入,整个身体剩下了皮包骨头.”“故日夜操劳精密指挥,已半月未曾得一安眠机会,整天和、地图接近,时时注意敌人一尺一寸的移动”.[15]“青记”成立时,活动经费困难,便开展募捐.汤恩伯听说后,开了一张5000元的支票,说是送给范长江个人的,范长江听后大为恼火,认为这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当场掷还了支票,狠狠地骂了汤恩伯一番.尽管“青记”穷困,面对5000元的巨款,却弃之如敝履,绝不拿一分非分之财,这是“青记”倡导的廉洁作风的一个例子.[16]

(三)团结各方面力量,积极服务抗战、宣传抗战.

按照“青记”成立时拟定的工作纲领,“青记”应在2个月内成立徐州分会.[17]因为徐州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战争前线,中外记者较为集中.经《动员日报》、《大公报》和《扫荡报》记者的积极筹备,5月9日,“青记”徐州分会成立.“青记”和各方面记者在工作和生活上通力合作,表现出了团结互助的精神,完全摒弃了过去那种“同行不合作”的新闻界旧作风.

徐州分会成立不久,徐州突围开始.在徐州的中外记者30多人也随部队突围.在突围的十多天里,记者们边行军,边报道消息,5月下旬先后回到武汉.“青记”总会、武汉各报社为徐州突围归来的会员举行欢迎会,表示慰问.在会上,各人报告不同的经历和沿途所见的军民英勇抗战事迹,有人建议,把这些材料写下来,由“青记”负责编辑成书.不久,这本集体创作就以《徐州突围》为名,由生活书店出版.[18]

保卫大武汉期间,“青记”工作非常紧张,一方面要加强业已建立分会的成都、长沙和广州等地的联系,推动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又要接待各地来往武汉的记者及华侨报纸的记者,定期和不定期举行各种座谈会、讨论会,交流战时新闻工作的经验.作为当时全国性的群众团体,“青记”还参加了在武汉招待国际友人、慰问伤兵和难民以及各种庆祝、纪念和游行活动.[19]

武汉会战的是在1938年8月至9月间,“青记”组织了“战地书报供应队”,利用上前线的机会,为前线部队输送了一些书报.会员孟秋江在8月购买了《大公报》、《新华日报》、《武汉日报》、《扫荡报》等报纸460份派人送往马回岭前线,供部队阅读.孟秋江去德安前线采访,又买了大批《大公报》、《新华日报》带往前线.范长江、陆诒前往南昌,带去了“青记”总会、长沙分会和生活书店共同捐赠的报纸2000份.[20]“青记”还在阳新、通山一带的三十一集团军中建立了“三十一文化兵站”,供应一部分书报和士兵读物.这些工作得到前线部队的热烈欢迎.[21]

中国的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外国记者来到中国实地采访报道中国的抗战.美国、法国、苏联、澳大利亚等国均有多名记者来到武汉,有的外国通讯社如塔斯社还在武汉设有分社.“青记”千方百计为他们提供各种方便,会员们也常同他们一起出入战地,结下友谊.

“青记”还积极协助华侨记者做好战时报道工作.“青记”理事、原马来西亚槟榔屿《现代日报》的总编辑曾圣提曾组织“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回国进行战地采访.这些从国外回来的记者,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在工作中遇到很多困难,“青记”向他们提供情况和建议,帮他们选择采访地点,使他们很快适应了国内的采访报道工作,向海外报道祖国的抗战情况.

武汉会战后期,战事节节失利,从前线回到汉口的战地记者越来越多.为了安置从前线回来的各报战地记者,“青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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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战事吃紧之时,依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胡愈之和范长江经过周密思考和认真筹划,准备以“青记”会员为骨干,组成一个通讯社,向国内外发稿,宣传抗战、宣传团结、宣传进步,打破国民党社的新.武汉失守前夕,范长江和陈侬菲退到长沙,着手成立通讯社的工作.1938年10月20日,国际新闻社在长沙成立,范长江任社长,基本队伍是“青记”会员.[23]国际新闻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是党领导下的新闻机构,这是武汉时期“青记”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

注释：

[1]王大龙：《抗战烽火中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纵横》2007年第10期

[2][4][18][19][21]陆诒：《“青记”的创立和它在武汉会战前后》,《新闻研究资料》总第7辑,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

[3][5][6][8][12][14][20][22]冯英子：《在武汉的日子》,《新闻研究资料》总第7辑,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

[7][9][10]吴元栋：《寻访五十年前的〈新闻记者〉》,《新闻记者》1992年第7期

[11][17]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上）,中华书局,精装版

[13]王文彬：《中国现代报史资料汇辑》,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

[15]《汤恩伯与南口战役》,http：//bbs.tiexue./post_3184347_1.

[16]冯英子：《新闻记者不爱钱》,《新闻记者》1997年第12期

[23]王大龙：《爱国进步的旗帜 战火中涅槃的凤凰——记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在抗战中的历史作用》,《新闻三昧》2005年第9期

（湖北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