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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多,而能做到纪老先生这一步的,则不多矣!
作为新闻界的老工作者,我这一生经历了很多激动人心的场景,留下了许多难以磨灭的记忆.我90岁人生,引以为荣的是记录下了《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在直接领导下做过两年多时间的新闻宣传工作；先后采访过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4位共和国元帅.
在晋西北采访
1948年4月2日,公鸡一打鸣,晨星刚隐去,我们《晋绥日报》编辑部的全体同志就急忙从炕上起来,忙活着剪胡子,换上刚洗过的军装和布鞋,除留下几名值班人员外,其余27名同志全部出动,冒着晋西北料峭春寒,从报社驻地高家村出发,一口气跑了10多里山路,来到晋绥军区贺龙司令员的驻地——山西兴县蔡家崖村.司令部驻扎在一个典型的晋西北的石窑院落,我们被安排到西厢一间2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屋内摆了一圈木板凳,窗前放着一张缴获的沙发.这就是当天的临时接待室.
10点多钟,随着一阵“来啦!”的欢呼声,围一条白羊毛围巾,穿一身褪色的灰棉制服,一双陕北农村棉布“窝窝”鞋,健步进入我们这间临时接待室.满面红光,谈笑风生,伸出大手和每位同志用力的握手,并问起每个人的名字.这是我第六次见到,也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幸会.
我们报社的同志都沿着墙角的板凳坐着,贺龙、陆定一、张子意、周文等同志在中间,就坐在他们对面的沙发上.由于屋小人多,我正好被挤在的左边.刚一发言,我就立即掏出随身携带的一个只有巴掌大的笔记本,开始做记录了.
看着我们给他递上事先准备的几个问题的纸条,风趣地说：“关于贯彻全党办报的方针问题,办报,你们是先生,我是学生,先生不了解学生,对学生不会出题嘛!”从谈话中能看出对我们报纸上大到头条社论,小到消息、通讯,甚至是报角不起眼的按语,他都熟谙于心.
运用金圣叹批注《三国演义》的这个特点,讲评我们报纸给材料加按语的做法.他说,这个做法有人不看好,我看是好的,使人看时有个头绪.在谈到《晋绥日报》编者按语太多的问题时,他说：“拉得太紧,弓就会断.古人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现在‘弛’一下同志们就会清醒起来.”
还纠正办报中“左”的倾向.他说：“有点泄气的样子,不够明确,泼辣也差,材料也少,空气稀薄,使人不想看.应当挤些水分,把空气凝成固体,报纸就会办得更好.”“应当保持你们报纸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割不出血来的.”
每讲完一段,就稍作停顿,问大家听明白了吗.主席还不时起身在屋子里踱步,提问.谈笑风生两个多小时,不觉到了中午.我们都准备回去,贺龙司令员大声喊：“同志们不要走了,请大家吃黄河鲤鱼!”我们随、周恩来、贺龙、陆定一、胡乔木等领导同志进了食堂.这顿饭除了黄河鲤鱼,还吃上了已经10多年没吃过的大米饭,这对于吃了多年黑豆、山药蛋和马料的我来说是终生难忘的盛宴.
经我记录整理的这次谈话发表在《晋绥日报》主办的《新闻战线》的创刊号上,印发到全国各解放区.全国解放后,再经亲自审定,这篇题为《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被编入《选集》第四卷,成为我党新闻宣传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在主持的西南局工作
1949年11月23日,西南局在湖南常德成立.西南局书记把题写的《新华日报》报头交给我们从《晋绥日报》抽调来的同志,准备创办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12月10日,《新华日报》在山城重庆创刊.当时,我任《新华日报》城市组组长,在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每半个月都要参加一次小平同志亲自主持的西南局会议,受领新的工作任务,汇报过去的工作情况.
12月底,我按通知到大溪别墅一间小会议室参加会议.一进门,只见、张际春、陈锡联、阎红彦等领导同志都在座.我报告说,我是《新华日报》派来参加会议的记者.主持会议的小平同志对我一点头,指着他正对面的一个空位,示意我坐下.我近距离注视着45岁的小平同志,他刚剃的光头显得人格外精神,目光炯炯有神,双手交叉扶着两肩支在桌上,带着浓重川味的讲话斩钉截铁.
一次,西南局召开大会,刘伯承、、贺龙都作了讲话.我现场写了条新闻稿.会后,请小平同志审稿时,他对刘伯承、贺龙的讲话只做了个别字句修改,而把自己的讲话全部删掉,并把自己身为西南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和大会第一个讲话人的名字圈改成刘、贺之后,最后只留了一句“也讲了话”.小平同志改完后对我说,新闻要短些.我们几个讲话的都是一个意思,何必要多写我呢?1950年5月16日,小平同志在西南区召开新闻工作会议上说：“办好报纸的三个条件：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61年过去了,这话至今仍然在我耳畔回响.
1950年5月的一天,小平同志在驻地召开会议.他眼睛闪耀着激动的光辉,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用指头不时“咚咚”敲击着桌子,亲切地望着在座的李达、蔡树声、孙志远、赵健民等领导同志,笑着说：“修成渝铁路我们军队一定要打头阵!”他的讲话不时赢得雷鸣般的掌声.6月15日,成渝铁路开工典礼在军区大院举行.小平同志正在讲话,天上突然下起大雨,当时他就光着头,只穿件白布衬衣,冒着,用高亢热情的话语鼓动大家投身铁路建设的大会战.“我们调集部分军队参加修路,同志们是开路先锋!”顿时,口号声响彻云霄.经过军民两年奋战,1952年7月1日,全长505公里的成渝铁路正式通车.小平同志欣然挥毫为《新华日报》题写了“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时隔30多年之后,小平同志又欣然地为我创办的《中国老年》杂志和《中国老年报》分别题写了刊名、报名.2001年,创办了12年之久的《中国老年报》与《中华老年报》合并,仍然采用小平同志题写的报名《中国老年报》.
采访共和国开国元帅
我第一次见到贺龙元帅是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当时,我们只能吃上黑豆、山药蛋和马料.一次大会上,只见一位身着灰色旧军装,腰扎皮带,裤裹绑腿的指挥员站在主席台上一张没有油漆的白木桌前,讲话中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一直用灼灼目光环视全场.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这青年一代,生活在革命战争的伟大时代,这是前人不能经历,后人无法看到的时代.这是艰苦战斗的光荣时代.只有你们这一代青年,才能亲身经历这个时代.你们是时代的创业者,肩负着天下兴亡的重担!”我们当时听得热血沸腾.一打听,才知道讲话的这个指挥员就是时任一二○师师长兼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 抗战胜利后,我作为战地随军记者跟随贺老总转战长城内外.那年隆冬时节,我部奉命撤离包头,突然一声防空警报把人欢马叫的队伍一下冲开.最后撤离的贺老总,跃马上山,挥着马鞭问：“前面的人跑什么啊?”我骑在马上边跑边答：“防空,有敌机!”他追问：“你听到了吗?你看到了吗?”我说：“没有,前边的人说的.”贺老总更加发火了：“人家反革命,你也反革命吗?”1949年,我随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在重庆见到时任西南军区副司令、西南局第三书记的贺龙同志.1954年5月4日,我作为人民日报驻西南局记者,奉命征求西南局对改进报纸的意见.贺老总不停地摇动着手中的折扇,深情地说：“应该通过党报,使军队和人民见面,这样既教育了军队,也教育了人民.”“”中,听到贺老总含冤倒下的噩耗,我彻夜哭泣,泪湿枕巾等
1978年12月5日下午4点,我如约来到北京后海一座黄楼,见到刚刚手术后的徐向前元帅.徐帅身材高大,身穿青黑色的制服,右臂拄着拐杖,在护士的搀扶下,站在透进窗户玻璃的阳光下和我热情地握手.随后,他坐在沙发上,把刚做过手术的右腿在垫椅上放稳后,就开门见山地谈起了“二月逆流”问题.徐帅满头白发,头脑清晰.讲到“大闹京西宾馆”时,徐帅异常愤怒地挥着拳头.说到“大闹怀仁堂”时,徐帅靠着沙发,迎着阳光,用力地挥舞着手臂.1982年7月11日上午9点,我第二次访徐帅.当时正下着雷阵雨.徐帅穿着便服,健步下楼,来到客厅,紧紧握住我的手,用浓重的山西口音回答我的问候,说：“老了,眼睛不行了.”我发现,81岁的徐帅鹤发童颜,精神矍铄,明显比上次见到时健康得多.他说：“我的家连着被抄了三次,甚至连作战日记也被抢劫一空.可是,他们连一根稻草也没有捞到,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忘我斗争数十年的历史!”徐帅平易近人,身居高位却没有一点官气.这次一见面就同我交谈党风问题.徐帅神态安详,思路清晰,面带微笑,用洪亮而亲切的声音讲述他的革命生涯.他还用霍去病把皇帝赏赐的两坛美酒倒入泉水中与全军将士共享的故事,来勉励我们的高级干部要关心群众、关心士兵.临别时,徐帅让摄影师给我们拍照留念.
两次见到聂帅的情景至今也历历在目.在简朴的客厅里,聂帅靠在躺椅上,一面服药,一面和我谈话.他和蔼可亲的神态、循循善诱的态度,令人感动.他全面、客观、公正、准确地讲述了“二月逆流”的背景经过和功过是非.他在和我第一次谈话后,看到通讯的清样后,又约我进行了第二次谈话,还让秘书把谈话内容于1979年1月16日整理成《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交我,信中精辟地阐述了他的观点.
还有一次令我永生难忘的访问,就是1982年11月24日,我在北京西山受到叶剑英元帅亲切接见.那次见面,他对我畅谈起西安事变及粉碎“”等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等
在几十年的新闻工作中,我先后写出《贺老总在前线》《贺老总和他的普通一兵》《一场伟大的斗争——揭穿林彪、“”一伙制造“二月逆流”重大政治事件的真相》《历史的审判——写在特别法庭开庭之前》《长沙诬告前后——特别法庭开庭第一审判庭侧记》《的魔爪和丑态——特别法庭开庭第一审判庭侧记之二》《无法无天的历史不能重演——写在等十名主犯被判刑之日》《老帅的期待》《叶帅在时代的激流中》等文,发表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对老帅们亲历党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全面、翔实、生动的报道.
记录者单位：人民报社
责任编辑：王封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