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界奇人蔡季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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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季襄,1898年8月17日生于长沙.兄弟四人,他排行最小,故又名蔡四.因家中殷富,开设有绸缎庄、典当铺和钱庄等,又自幼饱读古文诗书,国文基础深厚,所以他极爱好收藏文物.蔡氏的个人收藏活动十分活跃,经常深入工地、觅求文物珍品,同时不惜重金购置文物,致四方文物汇集蔡宅,名重一时.

结缘文物追讨楚帛书

蔡季襄收藏文物、古董,与他的亲戚、湖南名绅叶德辉的指点是分不开的.

叶德辉是个有名的藏书家,精于版本目录学,他喜爱收藏字画、钱币、玉器等,也擅长鉴别字画,却轻易不与他人共享.蔡季襄从小就跟这位亲戚学习古文诗书,并在其指导下,走上了收藏之路.蔡季襄最初收藏文物、古董是从收藏古代钱币开始的,叶德辉不但将自己所藏的各种钱币复品赠送给蔡季襄,还不吝将所学的有关知识传授给蔡季襄.在叶德辉的影响下,蔡季襄在古钱研究上亦有较高的建树,他在《国宝金匮时代与用途之探讨》中指出：“铸国宝金匮直万,每枚当黄金一斤,名为赏赐,有名无实,行之不久即废止.”

后来,蔡季襄对文物古董的兴趣与爱好与日俱增,知识面也一日比一日宽广,渐渐地成为了长沙地区以及整个湖南地区文物古董收藏的领军人物.

长沙古代墓葬,曾经遭受严重的盗掘.长沙的职业盗墓者,被称为“土夫”或“土夫子”.商承祚在《长沙发掘小记》中写道：“解放前,长沙盗墓甚炽”,长沙古墓葬“经土夫之盗掘,破坏无法统计”.著名的长沙库楚帛书,就是1942年由长沙“土夫子”盗掘出土,后来经蔡季襄之手又流失到国外的.

1942年初,一群盗墓者在长沙库发现一个洞,便一起去发掘.盗墓者当时发现了一座战国楚墓,找到了一批铜兵器、漆器、木人及一些残碎的纺织品.在盗墓者眼中,以铜器、木器最为抢手,所以纺织品被盗墓者当成废品一并送给了古董商唐鉴泉.他们不知道,这件纺织品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发现之一.

蔡季襄得知楚帛书出土,迅速以3000元法币将帛书和其它文物买下.蔡季襄刚拿到帛书时,帛书被折叠成数层,放在一个竹篓里,底下还有很多破碎不堪的帛书小块.随后,蔡季襄将帛书上的泥土和污秽用毛笔洗干净,将帛书展开,并对其进行临摹和研究,1944年,蔡季襄将帛书的研究成果印成书,名为《晚周缯书考证》.后来,因为帛书上面许多文字模糊不清,蔡季襄携带帛书到上海,想为帛书拍摄红外线照片,显示出一部分文字. 蔡季襄找到金才记古玩店,托店主金从怡找一家有红外线摄影的照相馆拍摄帛书.

美国人柯强得知消息后,主动找上门来.蔡季襄与柯强是老相识.早在长沙雅礼教会学校教书的时候,柯强这位美国人在同校老师如当时长沙著名的古玩收藏家钱无咎、左尘龄等人的影响下也爱好古玩收藏,蔡季襄当时就卖了许多珍贵的文物给他.柯强见到蔡季襄后,对他说,家里有两部新式红外线相机,可以帮忙.蔡季襄便将帛书带到柯强住处,柯强拿着摆弄了一阵,借口镜头出了毛病,要求蔡季襄把帛书多留一天.

蔡季襄当时急于想弄清楚帛书上的文字,就答应了.第二天,蔡季襄向柯强索要帛书,没想到,柯强已擅自托人将帛书带回美国了.蔡季襄预料到大事不好,气愤地要求柯强马上退还帛书.柯强欺骗蔡季襄说,拍摄完照片,大约一周后就可将帛书寄回.最后,两人签下一个协议,写明帛书价值1万美元,柯强当场支付1000美元,如到期不寄回,柯强需再向蔡季襄支付9000美元.

一周后,蔡季襄再向柯强索要帛书,柯强又找借口推脱.此后,每隔两三天,蔡季襄就去询问一次,柯强或说“已写信去询问”,或干脆不在家.当蔡季襄又一次向柯强催要时,柯强的佣人告诉蔡季襄,他已经乘飞机回美国了.为了打探音信,蔡季襄又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囊中金尽后,只得垂头丧气地回到长沙.

蔡季襄后来打听到,当时长沙湘鄂印刷公司经理吴爱泯的儿子吴存柱在美国哥伦比亚读书,是柯强的学生.蔡季襄立刻写了一封信给吴存柱,请他向柯强询问帛书下落.隔了很久,吴存柱回信,说与柯强见面了,但柯强绝口不提退还帛书,只是说当时协议上定的1万美元价格太高,只愿出6000美元,希望蔡季襄把价格压低一下.蔡季襄立刻去信告诉吴存柱,说帛书无论如何不能卖,请柯强马上将帛书寄回,自己则退还1000美元的定金.后来吴存柱回信说,柯强对退还帛书一事含糊其辞、不愿答复,也不愿意按协议付款.蔡季襄明白,楚帛书实际上是被抢走了.

1955年,蔡季襄以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列席代表身份,在大会上将柯强盗骗帛书的经过作了讲述,并将当年被迫和柯强签订的契约上交给了省文化厅.

同年,为核实蔡季襄所述内容的真实性,湖南省博物馆派高至喜赴北京找吴存柱――当时吴存柱在北京大学任教授.高至喜没有见到吴存柱本人,但吴存柱知道高至喜的来意后,写了一份证明材料,并将1946年至1948年和蔡季襄的通信通过校人事部交给了高至喜,表明蔡季襄所说确为实情.

1974年,蔡季襄在写给商承祚的信中表示,虽然时隔近30年,自己仍希望能打上一场跨国官司,为祖国追回楚帛书.当时柯强尚在世.

1982年,高至喜赴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见到了展出的楚帛书原件,并量得尺寸为高38.5厘米,宽46.2厘米.后来,高至喜在任省博物馆副馆长时将蔡季襄所写的材料,以及当年吴存柱的证明及往来信件,一起整理好,上交给国家文物局,希望能想办法追回楚帛书,但后来没了下文.

今天,楚帛书主体部分及一块残片远在美国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另一块残片则被收藏在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残片原为著名考古家及古文字学家商承祚收藏,上世纪90年代,商承祚的家属将其捐赠给了省博物馆.残片最长处约4.6厘米,最宽处约1.7厘米,上有14个字.

捐献文物 展示复制、修复精湛技艺

1951年,蔡季襄由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陈浴新介绍进入文管会工作,毅然将家中文物全部捐赠给国家,其中有许多珍贵文物.如战国时期的丝带、带钩、东汉陶屋、鸡埘、铜爵、铜方壶、唐宋瓷器、数千枚珍稀古钱币、玉器、滑石器、印章、漆木器,等等,种类之多,品种之全,保存之完好,叫人赞不绝口.

这批文物中最富盛名的属战国人物龙凤帛画,这是我国目前最早的“铭旌”实物.这是1949年由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文物,是我国现发现最早的一幅帛画.画风以墨线勾描,线条有力,顿挫曲折富于节奏的起伏变化,用黑白组合,使画面具有一定的装饰趣味.在人物的唇和衣袖上,还可以看出施点过朱色的痕迹.图中描绘一妇女,侧立向左,头后挽有一垂髻,并系有饰物,长裙曳地,腰细而修长,两手合十神态虔敬.在人物的上方,绘有一龙一凤,形态夭矫富有极强的动势,似乎正向天空飞升.画面呈现出风发昂扬的勃勃生机.关于画中所绘龙的形象,初发现时由于左侧龙足处破损,只见右侧一足,一度被认为是夔,该作品也曾定名为《夔凤人物图》.夔是古代传说中恶的象征物,故而将这幅画的含义释为善恶之争,恭立的妇女则是祈祷善灵的胜利.但研究者认为这是一幅描绘一位墓中死者对引道升天的祝祷,更符合记载中楚人的丧葬习俗.在妇人之上绘的龙凤,寓示着死者随龙凤所引升天时情形.腾空而起的龙、凤均有一种向上的动势,而下方的侧立人物则反映出一种跟随的特征.可以肯定这是一幅为死者祈天求佑的具有丰富含义的绘画作品.这幅帛画从用笔用线的描述、人物特征的描绘到图的构成无不反映出我国古代绘画对形、神独特的气质和丰富内涵的表现.

蔡季襄不仅在文物收藏方面颇有见地,而且在文物修复及保护方面造诣颇深.他首先试用了“蜡封”的方法保护漆器,同时还用蒸馏水浸泡竹简,效果极佳,并应邀赴河南帮助处理信阳出土竹简.蔡季襄还成功复制了西汉漆奁、战国毛笔、战国大伞、羽觞,并临摹了战国人物龙凤帛画等.这些复制品为后来的文物展览提供了理想的替代品.尤其是战国毛笔的复制技术更令人称赞不已.毛笔是我国一种独特的传统书写、绘画工具.中国传统书画是离不开毛笔的.毛笔历来受到文人墨客的喜爱,为文房四宝之首.相传毛笔为秦蒙恬所造.毛笔在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已经有了雏形, 1954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南省长沙市友家公山的一座战国墓群中,发掘出一支长约21厘米,直径为0.4厘米的毛笔实物.该笔与现在使用的毛笔极相似,笔头毛长2.5厘米,笔杆亦系竹管,所不同的是笔头不是插在竹杆套内,而是用劈开的竹杆端部将笔头夹在其中,外缠丝线,再涂上漆.这支埋入地下两千多年的战国毛笔,被认为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毛笔实物,称为“战国笔”.又由于长沙古属楚国,这支世界上最古老的毛笔又被称为“楚笔”.当时是用来书写竹木简牍的.其实早在解放前蔡季襄就曾收藏过一枝战国毛笔,由于出土时腐坏严重,加之保管不善,没有多久就化为几片竹片.蔡季襄天天观看毛笔实物,了解其构造,终于将战国毛笔栩栩如生地复制出来了.后来战国毛笔由于严重腐化而变形,蔡季襄复制的这枝毛笔反而成为了研究战国毛笔的重要实物.20世纪90年代,湖南省博物馆根据蔡季襄的复制技术制作了一大批毛笔,作为旅游纪念品推出,深受日本、香港、台湾等地游客的欢迎.

四羊方尊的修复为蔡季襄带来了极高的声誉.四羊方尊,商晚期偏早器,是我国现存商器中最大的方尊,高58．3厘米,重近34．5公斤,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现藏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

四羊方尊出土时,口沿被挖破了一小块.黄材镇万利山货号的老板得到消息,马上以银洋400元轻易购得四羊方尊,400银洋对于发掘这一国宝的姜氏兄弟已经是笔不小的意外之财了,但是山货号的老板知道此物的实际价值远不止于此.他马上秘密派人与长沙市内西牌楼怡丰祥牛皮商号店主赵佑湘联系,由赵佑湘约犁头街古铜号店主、古玩商朱文斌到黄材看宝,山货号老板开价1万银洋!当赵佑湘等一看到这只铜尊,眼睛立刻放出青铜一样的绿光.这是稀世珍品啊!他们马上不动声色地购走四羊尊.为安全起见,众人商量数日后决定不把宝物运往长沙,暂时将四羊方尊偷运到时属长沙县的靖港镇某商号寄存.然后通过可靠的渠道秘密放出消息,宝物内定起价20万,有买主要看货须预交10万.

当时的长沙县政府侦察得到这一讯息后,为防止奸商贪利将国宝卖给外国人,立即派警员将赵佑湘拘获讯问.国民党长沙县保安特务队遂至靖港将四羊尊没收,并上交省政府,后来四羊方尊被送到省银行严密保管.抗日战争时期,四羊方尊随省银行内迁沅陵,途中遭日机轰炸,四羊方尊被炸成10多块碎片.1952年,中南派人到长沙追查四羊方尊的下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派蔡季襄等人从省银行仓库找到了置于一木箱之内的四羊方尊碎片,蔡季襄面对四羊方尊残骸,心中不无惋惜.后来经过多方专家的会诊,各路高手献计献策,在蔡季襄的亲手操持下,经历了无数个夜夜,呕心沥血,终于将其重塑复原,重现此尊原来风采.

著述丰富 却无缘面世

蔡季襄为人爽快,特别能说,人称“蔡四爹”,知识十分渊博.早年写了《晚周缯书考证》一书,同时还向《长沙大晚报》撰写文章.解放后还撰写有《五代湖南马氏史迹图考、备注》（上下册）、《汉代货币图考）、《略论楚文字的继承、演变和使用》、《长沙明藩史迹考》、《湖南省文物志、流散文物》（草稿）、《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考》（上下集）、《楚辞器物图释》（一、二、三、四集）、《长沙陶垣公墓考》（附黄肠题凑）、《长沙五里牌406号战国楚墓出土竹简考释》、《长沙仰天湖楚简考释》、《长沙马王堆汉墓菘侯王妃墓铭旌考证》、《西汉菘侯利獬夫人墓考证》、《西汉长沙王建德王后墓考》等,累计百万余字.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其著述难以公开出版刊行,最后被当成废纸卖给古旧书店.湖南省博物馆获此信息后,于1978年以308元将这批珍贵手稿购回,使蔡季襄半生心血之作免遭厄运.这批手稿为后来文物研究工作者开拓思路,撰写论文提供了第一手珍贵资料.

1979年底,蔡季襄病逝于长沙.究其是是非非,功劳过错,蔡季襄应该说是我国文物行业里的一大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