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与《圣经》神圣性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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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宗教经典,《圣经》属于神圣叙事.而其神圣性的保证,与其描述性叙事风格有着巨大的关系.《圣经》文本没有对律令的明确解读,这无疑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间.阐释空间的存有,保证了后代人对《圣经》的解读一直常解常新,是其生命力与神圣性的保障.本文旨在浅析阐释空间与《圣经》神圣性之间的关系.

关 键 词 ：阐释 解释学 《圣经》 叙事

最初由存在主义阐释学提出的观念,“阐释活动是此在的存在方式”已经逐渐被后世学者认可.没有《圣经》就没有阐释学,要探讨阐释活动必然不能绕开最早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人类解释活动的源头――《圣经》解经活动.即使人人都是阐释学的研究者,作为经典案例,可供探讨的视角、内容如此之多的《圣经》,也自然会成为很多人在文章中使用的佐证,甚至成为用来“被胁迫”,继而成为他们观点的佐证的最为“百搭”有效的 “证据”――有探讨空间的文本,是无法下定论的,也注定永远不会在文字之海沉沦.

一、流传中的阐释空间

《圣经旧约》原是犹太教经典,由希伯来文翻译为拉丁文,《圣经新约》的撰写,语言使用和翻译情况本身就可以撰写成一部考据之书――新约的几篇一开始就是采用不同语言写就的,目的是向不同国家的人群传播基督教,之后《圣经》作为基督教的经典在欧洲大范围传播,之后再由拉丁文再翻译成当时的地方方言,在殖民时期,《圣经》在世界范围传播,这个过程又是一个《圣经》翻译和接受的高峰期.中国也是其中一个被传教的国家――作为世界上最复杂的语言之一,中文版的圣经的翻译也是《圣经》翻译史上最不容易的案例之一,我们现在通用的和合本圣经,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数量可观的学者的协助下翻译成的.和合本无论是在准确性和文学性上来说,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然而在翻译的过程中,每一个译者在不遗余力地尊重《圣经》原文本的权威性时,也会在具体的理解继而解读、翻译中像压迫艺术品本身艺术品格的策展人一样把自己的主管理解和解读注入译本,译本也必然或多或少被迫“服食”了外界的感性理解因素.多元文化语境的影响,外来文化的审美震惊,使得人们被动地加深对自我的反思,这种阐释的冲突,可谓是“生产性的”.[1]在本国文化语境中找不到对应物等困扰,势必给中国的读者留下许多能够探讨的部分.用现代汉语写论文,本身就是在使用西方的视角来解读古代文学.同样道理,用现代语言来解读《圣经》,本身就是在使用当代人的视角来观照古代西方人对《圣经》的理解――中国版的《圣经》是从拉丁语并参照英语等欧洲语言的译本翻译而来的.艾昂斯特贡布里希爵士已经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或显或隐地阐释清楚了“纯真之眼”――即完全不受他者影响的观照视角和习惯――是不可能存在的,人们只能“经过训练”才能懂得如何欣赏和评价文本以及艺术品,即使还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也会受到伽达默尔所谓的“前见”和“前理解”的影响,是无法避免潜移默化的影响的.这里不再赘述,并且按照前文的论述,同样道理,一个中国文化语境下成长起来的人,阅读西方的经典文本《圣经》,继而组织翻译《圣经》――翻译过程中国本土的文人起着重要的作用,本身就是在使用中国固有的文化语境培养出的视角来观照外国的经典,这个翻译者所翻译的文本,又被其他人阅读,那么这些人更是带着这种观照习惯,又混杂了译者自己的观照习惯来观照这种经典.所以,一种本身没有任何阐释的,但却有着巨大的阐释空间的,或者说有着无数的解读可能的著作摆在人们面前,那么这种阐释的空间,将会被历代读者与信徒用丰富的时代精神填充,并不断再创作.

二、阐释空间必定需要阐释

有讨论空间,就势必有阐释.《圣经》可探讨、可阐释的空间巨大,本身就说明对《圣经》的解释是必要的.苏珊桑塔格在文章中提出“反对阐释”,阐释会削弱艺术,甚至是了艺术――艺术品本身是复杂的,是多维度的,桑塔格认为阐释艺术品的过程阐释者会有所选择,阐释者会削弱艺术品本身的多元意义,并且,较之她认为的古典的“虔敬的阐释”,现代的阐释则是“在挖掘,而一旦挖掘,就是在破坏；它在文本‘后面’挖掘,以发现作为真实文本的潜文本”,[2]这会使艺术品的赏析选择理性而击毙了感性――艺术品本身是艺术家的感性情绪流露.但是试问,阐释本身不也是艺术创作吗?即使阐释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弊端,甚至是谬误,但是错误的阐释就没有价值吗?如果把每个时代的相对较为不合理的阐释和误读都汇集在一起进行分析和探讨,可能不合理的部分本身就是一条清晰的线索,这条线索极有可能是我们认识人类阐释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

阐释是无法淡出,只要人们活着,则不允许阐释死亡.只要时代在变化,只要时间在演进,只要人类还存在,那么阐释就是必需的.再次使用海德格尔的观点来说,那就是阐释活动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方式,有人在,有思维活动在,有讨论的空间在,那么阐释就不会死.时间推移,时空转换,每个时代的人对于《圣经》这样一部深刻而多维度的经典的阐释都跃跃欲试,人们都希望对这部丰富的智慧之书做出具有本时代、本地域的精神气息的阐释.每到一个思想开放的时代,人们对于前人对《圣经》的阐释抱有着虔敬之外,更多的是带着怀疑与批判的眼光去审视――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随着世界本身的发展而改变.继而在审视前人对《圣经》的阐释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时代精神,发现了这个世界较之前代的不同之处,继而兴奋地将不同前代的阐释记录下来,广为发行.这种现象充分印证了社会学关于人们对于新知识的热爱,是印证自我能力的本性,在记录对《圣经》新解读的过程中证实自我对当下时代的把握能力、学习并理解新知的能力.

三、律令阐释的缺位

众所周知,《圣经》在产生之初具有法令性的效力.然而耶和华、摩西、亚伯拉罕和耶稣在陈述一些对信徒的戒律和守则之时,只是在陈述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绝大多数时候并没有指出为什么有些事情绝对不可以做.可见《圣经》的记载者,只有记录神圣性律令的,却并没有阐释为什么要严格遵守这些律令.耶和华也好,耶稣也好,他们只是在传达律令,简短有力.对于上古时代的信徒,因为有机会目睹摩西或者耶稣等人的神迹,他们没有问为什么,然而对于后世的信徒,神职人员在传教过程中,面对因为文化专制而蒙昧的人们的十万个为什么,阐释是必需的――不能够展现神迹的教皇、牧师、神父、神学研究者们,本身不是上帝,也不是耶稣,仅仅靠“你的信成就了你”的说辞,对于已经正式成为神的弟子的信徒来说,这是毋庸置疑的准则,而对于那些潜在的、还没有真正走入宗教的准信徒来说,恐怕他们只能感受到霸权与强制,根本无法说服他们走进宗教,甚至会使他们对之产生排斥情绪.阐释律令,成为传教的需要,传教士必定为之努力奋斗. 我们已经说明了律令阐释在《圣经》文本中的缺位,接下来我们需要来拷问这样几个问题：到底是耶和华、摩西和耶稣没有做任何阐释,还是传承、记载《圣经》的人没有记载他们的阐释?如果当时耶和华、摩西和耶稣有做过阐释,那么记载《圣经》之人为什么没有记录他们的阐释?我们不妨设定有阐释但是没有记录这种情况,那么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情况是记载之人故意不记载,另一种情况是不具备能力记载.因为《圣经》是宗教典籍,并且具有法令性,神圣叙事是不允许篡改的,所以记载之人不记载神圣人物的阐释这种可能性是不成立的.那么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记载之人不具备能力记载.从记载之人不具备能力记载神圣阐释这点再推下去,这并不能成为《圣经》所记载的事件发生之时,神圣人物没有做任何口头的阐释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没有记录,不代表根本没有；也就是说,没有记录,但是可能存在神圣人物自己对自己所宣布的法令进行过的阐释.那么我们就需要来反思一下桑塔格“反对阐释”的号召,来自创造者自己的阐释,也要遭到反对吗?虽然,艺术品成为艺术品之后,与艺术家之间是相对独立的,但是如果反对艺术家自己对艺术品的阐释,就是完全肯定了欣赏者自己对艺术品的阐释,无论怎样,阐释总是存在的.阐释学产生之前,阐释已经存在,语言存在之日,便是阐释诞生之时.语言的产生标志着人类认识活动的开始,也就是说阐释是贯穿于整个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之中的.

四、结语：阐释空间成就神圣性

《圣经》这部经典著作,其叙事无论是将其看成神圣法典还是文学奇葩,其阐释的空间都给它自己屹立不倒的可能性.试想,如果神圣人物当时是对自己宣布的宗教律令的所有阐释在当时都被记录者完全记录下来,那么就存在这样的隐患――得到关于法令的阐释,就等于知道为什么神圣人物当时要颁布这些法令,于是,有些当时的法令是基于当时情况的权宜之计这种可能就存在,我们设定这种可能确实存在,那么这些法令颁布时的理由在当代社会已经不存在,那么读神圣经典的当代人就会第一时间形成这些法令在当代社会是不适用的反馈,这就削弱了《圣经》的神圣性.一不小心使《圣经》一直保持神秘性的当时的记载人,如果有着现代人的叙事能力,绝对不会想到如此天衣无缝的叙事方式.永远保持阐释的空间,任何时代的读者都必然会在这极大的阐释空间――哪怕仅仅可以插进一只脚,那么《圣经》就能够被读者的阐释产生的合理性支撑,就可以永远得到具有一时代之精神气质的解读.对于每个读者来说,只要有一种阐释维度与自己的思维频率一样,就会被《圣经》吸引,《圣经》也就会被视为智慧经典,而《圣经》恰恰又是一本对每个读者都能提供阐释空间的文本,所以每个读者都能在这部神秘庄严的大书中发现自己的阐释与之契合的地方,在接受美学理论所谓“填空”的过程中,实现自我的知识确证.总之,阐释空间对于《圣经》神圣性的构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