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生的深度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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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小说有着明显的诗意色彩.从1920年周作人提出“抒情诗小说”的观点,到1934年沈从文的“自五四以来,以清淡朴讷的文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时代一些人的文学趣味,直到现在还有不可动摇的势力”① 的论断,都直指了这一旨向.作为一种审美意义上的文学创作,一度被指认为缺乏“透彻的时代性”,其具有的积极人生意义在长期的文学评价体系中并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往往被片面视为对现实的逃避而加以社会学的批判,难以得到“正宗文学观点平等对待的宽容与尊重”.事实上,作为一个转折时代的产物,它们的出现不仅没有背离介入现实的积极人生精神,反而以一种深刻的人生关怀呈现出现代小说“为人生”诉求的根本性内质,预示了一种文学诗性精神的形成.伴随着中国文学在现代的整体转型,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传统的碰撞与对接,由此释放出现代小说精神的生命与存在、现实和理想、传统和现代等多重意义,从而使“五四”小说真正彰显出文学现代性意义.

一、

“诗性”是文学的本体论内容.雅克马利坦曾指出：“诗是一种精神的自由创造等它超越一切艺术又渗入一切艺术之中”,“是在一种基本的、最普遍的意义上被理解的”.② 在文学人生意义上理解这一点,“诗性”其实就是人性深层对人生本源性和谐境界的共通性向往,是对现实人生的自觉提升和转化,使之趋向于人生理想化状态的人生智慧和审美旨向.作为人生的本源性精神,这不仅是寻求“产生美感的东西以及来自审美满足的印象”③,还是“对存在的探询与追问”.用当代著名哲学家E贝克的话说,就是在人身上的那种要把世界诗化（to poetize reality）的动机,“是我们有限生命的最大渴求,我们的一生都在追求着使自己的那种茫然失措和无能为力的情感沉浸到一种真实可靠的力量的自我超越之源中去”④.在上述意义上审视“五四”小说创作,我们不难辨识出诗性精神具有的清晰意旨和多元形态：

1.诗性的乡土.乡土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内容.这是因为人生首先是从乡土开启和展开的.乡土象征了生命的源头、根基和家园,能够提供人生的亲近感和安全感,本然的具有诗性“美”的意旨和平衡人生的效能.作为人生世界的一个象喻,乡土不仅指向人生活的土地,还是生命理想境界的象征,这是人类必须守护的栖居之地.对乡土的自觉是“五四”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客观上就使乡土成为诗性精神的重要内容和形态.和新文化普遍将乡土视为“一个令人窒息的、盲目僵死的社会象征”,“固定在一个阴暗悲惨的基调”⑤ 的表现方式不同的是,其间不少作家钟情于乡土、自然乃至田园、牧歌等富有审美意蕴的概念,其深层的主体与文化动机,就是一种对乡土负载的生命精神顺依认同和憧憬的诗性情怀.鲁迅的《故乡》由于交织着对于“美丽的故乡”的浓厚乡土情怀被称为“东方伟大的抒情诗”；许钦文的《父亲的花园》写得哀婉真切,具有浓厚的怀乡情绪等等；而废名保持着乡土的诗意想象,在《凌荡》、《竹林的故事》等中营造了一个个近于田园诗的静观世界,再现了古典礼仪之帮的牧歌情调；等等.

2.诗性的.作为人性的本质,不仅包含着身体性的肉欲本能,还有着对健康自然、力与美的澄明化状态的吁求,二者交织在一起,才构成了人性复杂的有机体.在诗性意义上,应该是肉体与灵魂的统一,既有着对生命本能的适当关注,也有着人生意义的转化和提升.五四小说是在“人的发现”的意识觉醒中产生的,这使人的生命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展露.故此,人身体性的本能也就冲破了传统伦理的道德禁忌得以释放,并获得了合法性的肯定.周作人指出人的“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并非对抗的二元.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就对“人”作出了“化”的界定,在他看来,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善的美的,应该得到满足；⑥陈独秀也认为人有“兽性”,“吾人之心,乃动物的感觉之继续等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其他或仅保兽性,或独尊人性,而兽性全失,是皆堕落衰弱之民也”⑦.改变了现代人生的图景,成为了影响现代小说发展的深层动因之一,就使表现成为五四小说不可或缺的内容.比照于当时鸳鸯蝴蝶派和创造社如张资平等人叙述的灰调,五四小说存在的诗性处理倾向,就彰显了的诗意光辉.郁达夫小说具有明显的“净化”现象,人物徘徊犹豫甚至不乏变态的历程往往以的提升、净化而告终；而周全平的《林中》则抒写了湖光树影的秀丽,天真男女的欢爱,月夜黄昏的朦胧,飘零人的感伤,欲情与美景交融,等等.相当意义上,他们构成了现代小说诗性叙述的开启,在后来的沈从文、汪曾祺等人的笔下有了进一步的生发.

3.宗教式的人生关怀.五四时期,“各种宗教的传入等对新文学运动的帮助,是应该可以确定的”,宗教文化成为五四文学的重要思想资源.⑧ 其时进入中国的是经过了宗教世俗化运动之后的现代宗教,其基本精神是一种将神世俗化和人道化的人道主义,它一改过去轻视今生、看重来世的传统立场,关心人的现实人生,其特有的“二元式”特征使其笼罩下的此岸人生具有神性的诗意光辉.作为人生意识高度发展的产物,宗教是个体意识的强化而意识到“为了给自我找到克服广场恐惧的靠山”的产物.⑨ 旧论认为中国缺乏宗教,恰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回答这一问题.夏志清就曾指出：“中国文学传统里并没有一个正视人生的宗教观.中国人的宗教不是迷信,就是逃避,或者是王维式怡然自得的个人享受.”⑩ 宗教的文化情境激活了新文学意义的多种可能性,使作家们营造出了宗教意味的诗意世界.冰心、王统照、许地山、苏雪林等人将“爱与美”的宗教哲学引入创作,写出了一批“被人认为神秘的朦胧的”的宗教式人生关怀作品.在探询诗性精神超验的意义向度上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性文学经验,其指向已不仅仅是个体生命的完善问题,在更深的意义上,这也是人类共同的人生母题.

二、

在一个以启蒙与救亡为主流的转型时期,“五四”小说表现出的诗性色彩,显然和时代形成了错位,预示了小说艺术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作家们借助于对人生和现实的诗性想像,将现实和诗性并举,注重情感抒发的多元性,彰显的是融合现实和理想的现代人生意义.如果说现代文学从开始就存在着将文学作为变革社会现实的精神器物倾向的话,那么这种倾向其实也存在于此类创作中.而以往我们局限于一种社会学的价值评判框架,往往将之视为对现实的逃避,其实也就忽视了这一类创作“改造”现实的主动精神.事实上,诗性的向美追求也是一种“人的解放”,同样体现了对现实发言的主动精神,是一种伴之以理想人生的现实人生关怀.

现实和理想是现代小说的两个基本维度,走向任一极端都会丧失文学的精神,要么成为政治、道德等的附庸,要么沦为一种虚妄的幻像,从而失却文学与人生的对接意义.“五四”小说提供的启示是二者的融合性,即对现实的否定和人生理想状态的艺术表达；这使之一方面得以与人们深层心理结构中的审美趋向发生沟通,一方面融进历史性的内容,获得了某种自由的张力,从而创造性的转化传统诗性文化,兼容社会性的群体关怀,共生出文学诗性精神.首先,诗性精神偏离了传统文人间的消闲行为和隐逸的避世情怀,打破了传统诗性文化的自足、保守和封闭,具有了明显的现实干预功能.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现代作家在启蒙心态的支配下,“为人生”的理性写作立场无疑根本区别于传统文人,也就不可能自足于所谓“田园诗”境界了.而且随着五四“人的意识”的发现和强化,文学精神必然会融进对价值意义,对社会、人生现实的人文诉求.如果说时代的主流仍在要求文学的批判与战斗功能,他们则通过这一转化,依靠艺术的美来制衡现实,在人生关怀的多样性中表现个体对社会化沦落的否定与超越.在现实层面上,人生的诗性意义在于“在污秽现实中虚构一个理想净土的真诚感情与求索精神”,这又正是“对现实的不妥协”.{11} 换言之,他们对于现实其实只是换了一个方位而已,现实仍是观照的对象和参照.而以往我们侧重于社会学层面的评判,恰是因为忽视了这一点.事实上,将“五四”小说诗性精神与“逃避现实”相等同更多出于一种误解,是从现实人生出发僵化理解文学创作的产物,其结论带有较强的功利性、实用性等非文学意义.

其次,诗性精神的多元化、复杂化.传统诗性文化的虚静、谐和已然发生了裂变.这在一定程度上根源于晚清以来的社会变动带来的民族心理的挫败性创伤,用陈子展的话说：“它所给与中国民族的刺激,教训,苦恼,悲愤,愿望,要求等该是何等的深厚,沉痛,丰富,热烈啊!”{12} 出于“创伤性的记忆”,五四小说的诗性转变伴随了明显的焦虑、矛盾、彷徨等“边缘情绪”,这些情绪往往和作品中的诗意情调构成共存关系.废名等人虽寄情于山水田园,仍念念不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续绝之义”和“现代文明的开拓之举”等等；{13} 《故乡》的“萧索的”的荒原气息；《沉沦》“生的意志与现实的苦闷之冲突”,等等.可以说,他们是以个体的巨大痛苦为基础来提升生命进入诗境的,传统文化的乐感精神显然已在痛苦智慧中被转化.当然,这使“五四”小说在表达诗性憧憬的同时,也可能被现实、社会问题等功利性主题所混淆或借用,成为现实的“传声”体或“想象”体.这就是为什么“五四”小说的诗性精神往往又会和问题小说、社会小说,“为人生”派等具有明显功利意味概念相联系的原因.其实从晚清小说《老残游记》中桃源般的“桃花山”却是一种大同社会的“国家想像”,到“问题小说”为人生问题开一些诸如“爱与美”的药方等等,都带有现实、社会内容对传统诗性内容和思想的互相求证和裂变倾向.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诗性精神的传统性,使其变得“众声喧哗了”而贴近了当时的历史环境.

再次,诗性精神的多元取向避免了现实和理想的割裂和绝然对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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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性精神表现出的这一融合无疑是一种自为的价值选择,建构出了“五四”小说诗性精神的双重品格,其间渗透着现代知识分子对社会、人生、生命的清醒认识,预示着中国文学从晚清以来的注重社会性、政治性、民族性向注重审美性的分流与转变,引导、拓展了现代小说“为人生”的基本理念和功能.在转化、融合传统和现代、现实和理想的同时,也就标识了诗性精神作为现代小说基本品格的形成.

三、

作为一个过渡时代的产物,“五四”小说的诗性精神体现了一种深刻的人生关怀.鉴于其人生本体意义的意向性,考察其成因也就不应局限于既有的“西洋小说的输入”以及“中国文学结构的调整”等因素的作用.固然,类似观点从挑战和应战的互动模式中说明了五四小说转变的主要原因.可作为“五四”的基本文化语境,它们提供的主要是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基本阐释背景,而并不能说明“五四”小说诗性精神的具体成因,尤其缺乏文学人生意义上的关注和分析.

应该说,“五四”小说的诗性精神首先是“人的文学”观念的衍生.文学在本质上都是为人生的,而人生又是多样的.周作人《人的文学》观念似乎已指明了这一点,“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其中又可以分作两项,一是正面的,写这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二是侧面的,写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等”{14} 周的观点反映了“五四”时期对“文学表现人生”的两种倾向对立的基本理解,后者一般被认为是对人生的现实化、功利化诉求；而前者“人间上达的可能性”就可以看作是对文学人生诗性精神一面的界定,属于人生的人道主义、理想化诉求,基于这一理解,周作人声言文学“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要讲人道,爱人类等占得人的位置”.{15} 而叶绍钧认为,“人生本是充满着生趣和愉快的,但却给附生物纠缠住了,以致成了枯燥的社会”{16},郁达夫则更具体,“小说的目的,在表现人生的真理,表现的材料,是一种想象的事实,而表现的形式,又非美不可的”{17} 等等,又都可以看作是对小说“人间上达的可能性”意义的肯定和具体化阐释.可以说这在理论上确立了现代文学的诗性精神,为五四作家的创作转向提供了一个备选方案.因此,可以说“为人生”文学观念存在的差异和缝隙诱发了“五四”小说诗性精神的产生.而随着现代文学历史的展开,作家们的艺术实践则不仅验证了文学诗性精神跨历史、时代鸿沟的活力,也折射了时代为之提供了适宜的历史导向,昭示出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同时,“五四”转型期纷繁变化造成的社会文化现实的巨大反差,也在客观上决定了“五四”小说的诗性精神必须“有效地与产生它的一定社会形态相联系,这种体系必须适应于一种文化自身的形式和环境条件,做不到这一点,就会毫无存在价值”{18}.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传统诗性精神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提供的是小国寡民式“人生学问”,而五四的转变则是在社会体制、文化秩序、社会心理等方面深层而广阔的变革,业已偏离了传统、进入现代的轨道,传统农业人生智慧已不能为五四小说“为人生”的现代诉求提供完全的思想资源.现实在迫使着改变.另一方面,多年来对西洋的接受,也使得融合中、西成为时代的基本思路.凡此使得“五四”作家能够较为从容的汲取了“他者化”的理论资源,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使其适合一时代对人生问题的理解和应对.正如上文所述,这种转变带来了传统诗性文化的分化和裂变,必然建构出诗性精神的现实和理想、传统与现代的双重结构和意义,使得现代作家得以在乡土、、宗教等多个层面上探求提升人生的方式和意义.文学是“人生的反映”,勃兰兑斯说过,“在现代,我们晓得文学所以能活着,是在其提供问题之点的”.{19} 透过“五四”小说这一作家心灵的镜像世界,看到的正是思考着时代、人生、生存等等问题的现代求索者身影.

诗性精神是一种人生的智慧,通过降解现实、社会、情感等问题带来的纷扰和冲突,达到人生的谐和,旧语“诗是禅家切玉刀”就是这一意思.五四小说从传统中继承了这一“生命的学问”,并杂糅进历史赋予的新内容,使之转化、上升为一时代的美学追求,正是因为“五四”时期破而未立,人生的诸多问题已非传统文化所能解决,故此诗性精神适时填补了不成功的“转型”所带来的文化、艺术、人生观念的断层,成为转型期的文学选择.这些作品的出现时间也可间接说明这一问题,它们基本上出现在1920年代初期,其时“五四”已然开始落潮,经历了“一个政治压倒一切的时代”,冷却后带来了普遍的幻灭和无措,因为“旧的东西似乎倒下去了,而新的并没有站起来”,造成的普遍空虚和失落必然需要引导和填补.

综之,“五四”小说表现出的诗性精神使一种诗艺问题上升到了本体论的水平,已不仅是一个时代的现象,也可以说是现代文学发展的一条源流,这业已为文学史实践所证实.如果我们不局限于社会学的价值评判,而待之以一种开放的视野,其意义就在于以小说艺术的方式述说了对现实、人生的理解,关注人的存在状况,其深层的文化动机,是对生命理想状态的“憧憬”,形式已不仅是形式,而成为探询人生价值意义的途径与工具.

注释

①沈从文：《论冯文炳》,《沈从文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页.

②[法]雅克马利坦著,刘有元等译：《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94页.

③[法]让贝西埃等著,史忠义译：《诗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33页.

④转引自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2页.

⑤转引自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页.

⑥{14}{15}周作人：《人的文学》,张明高、范桥编：《周作人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123页、第124页、第123页.

⑦陈独秀：《今日教育之方针》,《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⑧谭桂林：《百年文学与宗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⑨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江苏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

⑩[美]夏志清：《新文学的传统》,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11}陈思和：《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浪漫主义》,《学术月刊》1987年第10期.

{12}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

{13}陈星：《白马湖作家群》,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

{16}转引自谢昭新：《中国现代小说理论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17}郁达夫：《小说论》,《创造周刊》第1卷第2期,1924年4月16日.

{18}[乌拉圭]安赫尔拉马：《拉美小说作家的十个问题》,《当代拉丁美洲文学评论》,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

{19}[丹麦]勃兰兑斯著,韩侍桁译：《十九主潮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页.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连云港师专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