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报视域下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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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择小报研究的初衷,是为了深化海派文学研究,以期在这个过去不为人注意的领域里开拓出新的空间.海派文学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由诸多学者之手,早已日趋成熟,特别在现代性方面的挖掘,更是成绩斐然.现在借助于上海小报这种名声一向不佳的大众读物,来探讨海派文学的另一面,即它的恶浊和腐朽一面,是可以深入一步的.但在大量披览和细致阅读小报之后,我看到了一个丰富的世界,远非先入为主的设想所能涵盖.曾经纠缠不清的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的问题,在这里找到了分野和关联的依据；海派文学精英和通俗层面的异样呈现,变得清晰可见；现代文学信息在市民中的传达和接受,曲折而凝滞,都生动显现了.总之,小报真实地记录下现代市民文化的变迁历程,描述了市民文学的发展轨迹.它自身聚集着一大批游离于文学史、立足民间立场的市民作家.他们既不是流派,也不是集团,而是一个容纳着市民文学审美观念、社会意识、生存姿态和创作手法的巨大的“话语场”.如果整体性地考察现代文学的风貌,小报显然能够提供日常文学状况的真实画面,能够修正和补充已有的文学史不足.张爱玲小说佚文《郁金香》的出土,众多30年代和40年代海派作家在小报上的集体亮相,小报对于新文学文坛的打破常规的褒贬评说,如果不读小报,是无论如何想象不出的.在一张张翻阅小报时,我更为深刻地体会到,只有触摸历史、与“原生态”的历史资料对话,才能催生出创造性思维,避免人云亦云.

原生态文学史图景带来的启示

现代文学的塑造和构建,大致开始于报纸和书局.报刊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渗透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人们逐渐摆脱惯常的政治思维模式,开始以新的眼光重新面对历史的时候,许多先前被遮蔽或淡出的研究对象,终于抖落了封存的尘埃.此时,报刊作为曾经存在的“原生态”历史,自然成为无可回避的文本.由报刊进入现代文学的生成过程,回到在后设的文学史话语里已经消失的“文学现场”,贴近活着的文学历史,是当下研究者注重的立场.采用回归报刊发表现代文学名著当初环境的方法,可以得出极富启示意义的结论.报刊研究是拯救文本“内部研究”“审美疲劳”的良药之一.因它不同于经过筛选和淘洗的单行本,也不同于史家撰述的文学史著作,它是未被秩序化、未经等级化、未被文学史话语定义过的.虽然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但更真实、更丰富、更具阐释空间.下面以小报语言为个案,谈谈自己的研究体会.

第一张上海小报是创刊于1897年5月的李伯元（李宝嘉、南亭亭长）的《游戏报》.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北京小报是《京话报》,创刊时间是1901年8月,创办人为黄秀伯.晚清时期的北京小报都使用“口语白话”.所谓“口语白话”并不等同于古代白话小说（经过文人修饰）的说书人腔调.它只是把清代的官话口语当成书面语写在了报纸上,如《京话报》便自称“是全用北京的官话”.进入民国以后的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其口语白话显示出与书面语结合的倾向,少量文言词汇的使用,不仅没有丧失北京小报白话的基质,反因减弱了口语的粗率、随意,更见其简练了.时空流转至30年代到40年代,北京小报的文学语言已进化为现代白话,新式标点得到普遍使用.除了偶尔出现一篇两篇半文半白的短文外,大部分的文字是口语基础深厚扎实的白话,与老舍语言相当.尤其是40年代后期,北京小报文学语言融合了口语、文言词汇,句子和修辞突破传统而大量采纳外国式,与我们熟悉的新文学欧化白话已相差无几.由此可见,北京小报文学语言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完成了晚清白话运动到现代白话的转型,而“口语白话”的深刻作用始终是它的一条基本线索.

与北京小报的白话语言相比,上海小报语言的情状显得多元而复杂,“松动文言”是贯穿上海小报整个生命过程的最主要的语言形式.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现代白话文学的普及,松动文言的使用较前有所减少,但其显要地位还是没有动摇.40年代的上海小报,真正是文言、白话、方言的大融合.每份小报都把文言、松动文言、现代白话和“上海白”同时并置在一个版面上,形成众声喧哗的语言格局.以1948年12月22日《铁报》第三版的内容为例,即可领略到当时上海小报的语言风貌.这个版面上计有：长篇连载白话小说《龙三妹》（武定一）、《成了“洞府”》（文工）；白话小品文《使人头痛的爱情》（柳絮）、《记事珠》（小记者）、《花市》（高唐）；文言散文《徐篆与杨笔》（啼红）；松动文言连载小说《徐雪月寡居遭病困》（书僮）、《一生孤掷温柔》（羌公）；旧体诗词《云深处近旬――题危楼读史团》（白蕉）；方言长篇连载小说《乱世双雏》（王小逸）.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内容纳了四种语言体式,并不是小报文学故意哗众取宠,其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层次的上海市民读者的需要.由此可以想见,即便到了40年代新文学的正宗地位业已牢不可破,上海的普通市民读者却仍然沉浸在新旧杂糅的文字阅读汪洋之中.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晚清白话报的大本营就在上海,但上海小报从未出现过晚清白话报中普遍存在的“口语白话”.上海小报的语言变化过程主要表现在文言的不断松动上面.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一次次行政手段干预下的语言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运动的冲击下,上海晚报类现代白话中的文言气息才荡然无存.于是,此类改良过的松动文言流落海外,渐渐固定为港台、海外华人华文的主要语言模式.

北京和上海处在中国的同一文化时空下,为何两地小报的语言风格有如此的差别呢?这是一道奇特的具有反差效果的语言风景：在古老历史名城中传播的北京小报的主体语言是口语白话,而身处于现代大都会的上海小报则长久使用松动文言.上海小报用文言尽力描摹光怪陆离、喧嚣摇荡的浮世风情,提供一个充斥着物质琐屑、名人流言、摩登流行和涌动的令人目眩的都市景象.而北京小报虽然是用平实的白话写来,则弥漫着缕缕绵长的思古幽情,让人始终感觉到一种古而不化的情绪笼罩.

从对京沪两地小报语言的梳理和考证来看,既见出现代文学语言生成、传播与两地民众和城市境况的密切关联,又能够看到语言营造都市文化时,它所能产生的作用和局限.语言是工具和文化现象,但对于更为稳固的市民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来讲,它是反映者而不是决定者.但是这个“反映”也大有讲究.中国一百多年来现代白话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在《新青年》和“五四”的一声号令之下,在一个早晨便转变成功的.欧化的现代白话成了文学的主要语言之后,其他语言也不是就都销声匿迹了.京沪两地小报的实际情况标示“口语白话”、“松动文言”的先期发生和长期存在,成为“欧化的现代白话”的重要参照,是组成现代文学语言的两脉支流.三者都在不断增进着语言的“现代性”,并与历史语言保持了民间的、上层的、世界的割舍不断的关系,互相激荡,才是今日现代文学语言取得如此质地的根源.松动文言和口语白话在表现现代都市和市民生活方式上,都尽了自己的历史责任,欧化白话与它们的相异之点,可能不在于此（虽然欧化白话照样可以表现现代都市和市民生活方式）,而是表现在对于现代纯文学的革命性产生的价值方面.这是我研究了小报文学语言现象之后,窥探到的在这个老生常谈问题背后的另一层意思,是不经小报读不出的意思.

如何评判作为通俗文学载体的报刊文学成就

上海小报和北京小报的文学都属于通俗文学范畴的报刊文学.当我们评价其文学成就或低或高的时候,持什么标准是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曲高和寡”历来是纯文学必然面对的一种现实,以读者接受多少来衡量成就大小却是通俗文学立足于世的根本.这里隐隐包含了两类不同的评判标准.如果我们沿用过去的思路,僵硬地套用纯文学的标准来对待作为通俗文学的报刊文学,必然会把千千万万市民天天不离手的阅读物贬到十八层地狱以下去.但反过来,我们只看通俗文学大众化和世俗化的程度,认为读者越多的文学即是越伟大的文学,那也会误入歧途.既然通俗文学与纯文学都是作家创造性认识活动与审美体悟的结晶,那么,它们必定又存在着共同遵循的艺术规律,而这个规律一般总是在纯文学的创造性实践中先期产生的.纯文学负载着拓展文学本体审美视域的使命.通俗文学则除了具有文学本体的质素以外,还别有一种品味、风格、情致,更具有娱乐消遣性、世俗的沟通性和浅显易懂的特征,是纯文学所不能代替的.所以,既注重小报文学作为文学本体的艺术价值,同时兼顾作为通俗文学的特殊性征,用评判现代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重结合的价值标准来给报刊文学成就定位才是可取的,同时兼顾到报刊作为通俗文学载体的特殊境遇,注意报刊给文学生成与传播带来的作用力.

我们不妨以对待“人”与“社会”的不同,来深入观察纯文学和通俗化报刊文学的差异.现代纯文学是“人的文学”,贯穿着以“人”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注重人性的深究和人类命运的探问.同时,现代纯文学作家又把文学活动当作改造国民性和社会的工具,以期达到启悟人们去追寻人生真谛、建立理想社会的目的.因此,用现代纯文学的标尺度量文学,必定会以思想和社会意义及审美者的内心体验为准绳.通俗化的报刊文学是娱乐游戏文学,它们的文学追求不在揭示“意义”“体验”上,而在于能否使读者感受到阅读所带来的身心愉悦.小报文学也反映社会,但是,与纯文学力透纸背的社会剖析相比,只能算做一种展露型文学.它注重展露市民生活的广阔程度,追求拟真化效果.铺陈社会生活多样性的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凡都市里存在过和发生过的所有现实,都能在这里找到雪爪鸿泥.通俗化报刊文学写发生在城市里的各个重大事件如工人罢工、金融危机、军阀混战、学生运动、抢购风潮等；写都市里各种人物的生活姿态,有买办、商人、银行家、寓公、政客、军阀,也有工人、职员、店员、学生,甚至姨太太、舞女、娼妓、白相人、流氓等等.同时他们也表现都市里的人文景观,像交易所、跑马厅、游艺场、舞场、妓院、大饭店,也有工厂、作坊、街道和弄堂等等.总之,林林总总的大小社会事件和市民生活的各个侧面都触及到了,都被不厌其详地记录在案了.通俗报刊文学这种生活的“实录”体式,好的方面是如同日本德川时代风行数百年的民间图画“浮世绘”,表现斑斓的市民风情,色彩明艳,但由于线条简单,不能与油画比拟,看多了自会觉得单调、粗疏.

文学既然是一种审美艺术,那么,蕴涵其中的艺术真实、情感评价和哲理认识就需要借助一定的形式创造得以体现.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犹如“两个实体,活在一起,永远谁也离不开谁”.因此,文学创作的过程也是一个形式创作的过程.通俗报刊文学的文体意识薄弱,即使有时也试图做一些“创新”,充其量只能是玩一些小的技巧花样,从未实现过大的文体突破.这是因为,这类文学以叙事为主,延续的是大众叙事的体式,无论怎样变换结构布局和视角,都逃不出繁冗、琐碎的“讲故事”状态.加上作者大多为生计而写作,生产的报刊对文学作品大规模数量的需求,遂使得模式化的“复制”变成成本最低的文学生产方式.“十年磨一剑”与小报无缘,快餐式的作品成为“主打”也就必不可免.

但是,也不能说通俗报刊文学作家完全没有独立的文学意识.比如《铁报》的编者在1945年复刊的时候曾向王小逸提出过写“别裁小说”的要求.编者的要求当然来自读者,这说明40年代的市民读者对模式化已经产生厌倦情绪,有了改造通俗报刊文学文体的心理期待.为此,作家们曾经做过努力.不过,由于落后的艺术理念没有彻底更新,至多是在旧有的叙事框架内,做一些无关宏旨的调整而已.王小逸曾煞有其事地发明创造过所谓的“藕断丝连”小说体,隆重推出他的新作《观光团》,但事实上这只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冷眼观》等晚清“集锦式”小说的翻版.整篇小说用“观光团到上海参加‘庆祝收复胜利大会’”这一微弱线索,将15个短篇故事连缀起来.每个短篇故事假托一部文学作品的一个章回,每篇短故事里的“观光者”都是分别“来自不同旧小说里的人物”,故事的内容概括了1945年光复之后上海滩上出现的新奇古怪的社会“众生相”.“采用的说部,假定为《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三国演义》、《老残游记》、《广陵潮》、《九尾龟》、《官场现形记》、《东周列国志》、《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西厢记》、《珍珠塔》、《聊斋志异》、《子不语》、《玉梨魂》,大约为15种.每章回小说两种之后,间以曲或弹词或笔记或鸳蝴派等一种”.每篇故事的梗概从回目中即可一目了然,例如有“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第x回‘蘧公孙干禄,沈琼枝逃婚入医院’”；有“李伯元《官场现形记》”中的“第回‘抗日夫人理由十足,蒙难同志名利双收’”.很有今日“戏仿”手法的意味,大致可看出作家利用传统资源翻造新颖文体的苦心

40年代的小报文学同时意识到新文学文体的优长,渐渐有了用新文学来改造旧表现形式的动向.1946年的《铁报》上曾连载过一篇仿鲁迅《故事新编》的小说,也命名为《故事新编》.全篇小说由《黑市国》、《民蛀国》和《聋哑国》三个短篇故事构成,每个故事虚拟一个“国家”,讲述一则寓言,隐喻一种龌龊的社会现象.《黑市国》叙述了一个如何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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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化的报刊文学是市民大众文化文本,所表现的是一个时期内的社会情趣和一般市民的思想情绪,其文学观念变化的主要依据是社会文化思潮和市民接受观念的变化,它的表现形态是共时性的.要实现这种共时性的文化观念,就要选取流行时尚的题材.40年代末期,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小报小说闻风而动,在原有风格基础上添加一些政治内容以适应形势.王小逸的最后一篇长篇小报小说《铁蹄下》（未写完,《罗宾汉》停刊了）,一改往日的香艳笔调,开始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和堕落,但是,都是流于表面化甚至是漫画化的描述.例如,描写国民党洪排长逃跑之前还在向伪保长、伪甲长索要金子,伪保长想拿金元券糊弄排长,被排长识破,俨然是一幅滑稽漫画.由小报文人改编、绘制的《白毛女画传》令人啼笑皆非,它将黄世仁和白毛女的故事演绎得不伦不类,仿佛是一段不食人间烟火的男女三角恋爱传奇.造成这一现象的真正原因,是生活在上海洋场上的小报小说家根本无法理解像《白毛女》这种来自解放区的文学作品.改写这种小说绝非小报文人所长,实是应景之作,是小报小说家一相情愿给上海解放的“献礼”.诸如此类勉为其难的举动,凸现了小报小说热中追逐时尚潮流的秉性.

再者,非单行本、连载化和未完成时态,是这类报刊文学的又一特征.通俗文学作品大多是在报刊上连载,单行本只占极少数.王小逸共写了一百多部小报小说,有单行本的不足十本.周天籁写了大约五十多部小报小说,只有六部出过单行本.陈亮所著有四十多部,单行本的不超过五本.连载小说都是写一段刊一段,写到哪算哪,如果中途作家生活发生变故,兴趣转移或报纸停刊,小说也就戛然而止.因此,报刊小说多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半成品.半成品现象是连载化特点所致,自晚清媒体小说出现之日就有.《新小说》中的许多小说都是没有完成的.这种弊端是媒体机制本身带来,所以不能把责任完全归咎于作者.无论是无名的还是著名的通俗作者,都有这样的经历.张恨水的《锦片前程》于1932年至1934年连载于《晶报》,未连载完就停止了,至于以后又出了单行本,那是后话.大量散佚在报刊上的毛坯产品所显示的恰好是文学史家顾及不到的大面积文学实存.对于报刊文学来说,读者的接受反应情况是决定其生存和命运的主宰,也是改变写作路向的指挥棒.读者的接受情况大致有三,一种是被小说所吸引,一天接一天地看下去,使得作者只好续写,或出单行本；二是看完就丢掉,根本不再考虑小说的情节,仅仅是为了打发一时的无聊和寂寞；三是对小说缺乏兴趣,没看完就放下了.如是能引起读者兴趣的小说,编者为了市场利益,就会要求作者继续写下去.《亭子间嫂嫂》在《东方日报》连载一年后,已长达五十余万字.周天籁准备杀青,可是报社老板邓荫先获知消息后,“急来坦白诉陈报纸即赖该文支持.因又写三十余万字,共八十万字,要求结束.又来阻止.至一百万字时,一切不顾,将女主角‘饮恨而殁’,‘全书完’付之”.与此相反的情况是,有的小说没有写完,因读者反应不佳,就会强行中断.至于那些反应平平的小说,在报纸不停刊的情况下,只要作者愿意写下去,也能够寿终正寝.“流通”改变文学的面貌,以报刊最为显著.

编者、读者与作者三者互动的报刊研究方法

在研究小报时经常遇到一个困扰的问题,便是我们应当如何研究报刊,包括报刊文本与作品文本究竟有何不同,作品的外部研究与报刊的外部研究是否一样等等.

作品文本的研究以解读文本为题旨.传统上采用“社会―文化”研究和作家生平史料相结合的方法,现在被称为“外部研究”；或者形式主义的纯文本分析方法,从文本细读切入,即“内部研究”.而报刊研究不能仅限于报刊文本的内容,这是因为,报刊与作品文本研究的显著不同就在于报刊的生成过程从编辑、创作到发行传播等,都更为复杂,更为宽广,更趋集体化、社会化.如果单从文本本身的特点看,报刊的不同在于它给读者提供的是一个个“版面”,这个版面由众多的作者和众多的作品构成,是真正的“众声喧哗”.而编辑从约稿、选稿到编排版面,都有他的明显或潜在的意图.各个不同作者的“小文本”在被不打招呼地重新组合成“大文本”时,彼此产生了互动关系,生出新的意义来.读者在阅读报刊时,首先会忽视单个的文章和图片,而关注整个版面的气息与主题.这样,报刊是无时无刻不处在一种动态的文化、文学想象的情境中.研究这个情境及由此情境构成的文化、文学的蕴涵,就成了我们的方法.或许因为阅读报刊的目的不一,会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如为钩沉某作家的亡佚文字而遍访报刊,就可能较单纯一些.但实际上,翻阅那些与此作家存于同一情境的报刊文本,其中传诉出的一切,还是与这一代作家全部相关.

我开始进入上海小报研究时,就注意到同一张小报内版面的互动关系,以及小报彼此间编辑意图的碰撞.1935年10月以后的《立报》将三个副刊“言林”、“花果山”和“点心”（此时的“小茶馆”是“点心”的专栏）从上到下排列,安置在同一个版面上,使三者形成联动,实现了《立报》主办者成舍我的办报理想：“新旧结合,雅俗共赏”.如1935年10月11日《立报》副刊“言林”载有陈子展《从笔名谈起》,任钧《忆蒋光慈》,以霖《关于病》三篇新文学文章.《忆蒋光慈》是一篇祭奠蒋光慈病逝四周年的抒情散文,感情真挚、悲戚,文章不仅对蒋的人品给予高度评价,也对他死后的寂寞寄予无限的同情.《从笔名谈起》和《关于病》是两篇杂文,分别是对新文学文坛上此起彼伏的论战的评说,和对现代生活紧张节奏的感慨.“花果山”里有恨水的半文言文《姜子牙》,恨水的长篇连载小说《艺术之宫》,李薰风用文言写的《略谈刘宝全》.《姜子牙》借“姜子牙临老遇文王”之轶事,嘲讽在新亚饭店结婚的74岁老翁.《略谈刘宝全》评介京韵大鼓的“崇师”刘宝全的才艺.“点心”里有“小茶馆”专栏里低俗的小品文《野鸡拉周先生》、坊间流行的“切口”集锦《西厢别解》、外域及科学知识简介《杂碎》,以及长篇连载小说《假凤虚凰》.当读者阅读到这样一张报纸时,不仅会注目于孤立的每一篇文章,而且也体会到了整个版面的氛围,感受到不同层面的文化存在、文学样式、生存方式在其中汩汩流动：由新文学到半文半白的鸳蝴文学,到民间曲艺、坊间传闻；由现代生命感觉的传送,到都市里传统文化精神的笼罩,到市井闾巷鄙陋生活的白描.于是,一幅上海新旧文学、文化、生活方式交叠错位的图画,就这样在编辑精心镶拼之下,浑然而成.这种阅读体验在单纯的作品文本阅读中是找不到的.所以,研究报刊除了钩沉史料,更应该注重版面中各个“小文本”的撞击关系,在这种关系分析中,探寻编辑的意图,想象历史文化的因缘际会,从而回到文学现场.

近现代报刊有的是商业消费性质的大众媒体,有的是同人报刊,还有受制于的舆论工具,小报是兼具消费和同人两种功能的报纸.不同的利益和立场决定了不同报刊的文化风貌和价值指向,也就决定了历史和文化多种阐释可能性的存在.因此,研究报刊就不能沿用作品文本研究方法,必须把各种报刊就同一事件发生的“差异”关系纳入视野,构成思维的平台.如1933年丁玲的突然失踪,曾引起小报的浓厚兴趣,很多小报争先恐后报道丁玲被捕之消息,至于具体情景的描述,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如,《晶报》说“丁有一腻友冯君者,共处一室,出入相偕”,丁玲被捕时,“冯越窗而遁”,“堕楼而伤”.《社会日报》则明确指认,堕楼而亡者是冯雪峰.《福尔摩斯》说堕楼者为应修人.1934年6月25日《晶报》说被捕后的丁玲“自具类似悔过文字,遂得自由,并闻组织部月赠百金,令其安心著作,惟丁精神亟待休养,陈明原委,买车赴杭,近方徜徘西子湖边也”.相隔不久,《上海报》报道说：在南京“曾见丁玲,并其小苹”.不同小报提供了内容相异的版本,显然掺杂进想象或虚拟的成分,但毕竟也算做一种历史文本.历史本是真实的存在,但历史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流传于后世,要想认识那段已经消逝的历史,没有现成的一眼可以识别无遗的方法,只能依仗各样的间接材料.那么,在不同报刊提供的不同文本的碰撞中寻觅线索,也是理解历史存在的一条重要途径.

另外,不同报刊的互动除了提供历史丰富性的效果之外,还可以从中听到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组织的不同声音,使平面化的历史、文化场景成为向不同维度延伸的立体构型.阮玲玉之死被左翼定位是小报文人的诽谤和谣言所杀,一句“人言可畏”为历史做出了最终的裁决.其实,如果把不同小报的记述并置在一个平面上,相互呼应,那么,将会得到比原来复杂得多的想象,不是一句“被小报文人所杀”能说尽的.阮玲玉不幸的身世、成名的艰辛和卓越的演技曾经被小报演绎成贫寒子弟成名的神话故事,大加渲染.同时,她的未婚同居生活、私生女儿、“移情别恋”、跳舞的嗜好、香港约会等“丑闻”也被小报真真假假地一一披露.在这些“宣传”中,有同情、理解和赞誉,也有蔑视、中伤和调侃,难以一言以蔽之,得出一个爱憎分明、善恶昭彰的结论.还有,阮玲玉之死并非没有大报的参与,只是形式不同而已,大报也难逃其咎.1935年初,阮玲玉主演的电影《新女性》得罪了新闻记者,遭到新闻界的发难,大报记者组织“上海新闻记者公会”就曾群起而攻之,要求联华电影公司向全体记者登报道歉,修改影片中侮辱记者的情节.各大报纸联合停止刊登各种有关《新女性》的稿件、批评、广告,电影公司禁放《新女性》,对《新女性》实行了封杀.在这场记者的运动中,《申报》经理马荫良、《新闻报》经理汪伯奇都参与了谈判和磋商. 阮玲玉作为女主角的扮演者自然受到株连.在这种情况下,小报一改以往对她演技大加赞誉的倾向,开始吹毛求疵挑毛病.并且不惜违背事实,说她的演技还不如另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配角.此时正值她要求脱离张达民而引起诉讼之时,终于,在内外交困之下,于开庭审理的前一天身亡.阮玲玉去世之后,小报连续发表了许多悼念文章,表示真切的惋惜之情.如有《悼阮玲玉――殡仪馆中面目如生》、《阮玲玉泪痕》、《哀玲一束》等等,甚至还幻想阮玲玉起死回生.如果我们将各种小报加上大报大刊对阮玲玉事件的前后报道连串起来阅读,必能提供一个立体交叉的、多面体的画面.虽不至于得出最终的结论,却确实能引发多样的思考.

报刊的存在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灌注其中的时间流动因素自然是不容忽视的,所以,纵向的比较研究也属必要.考察不同时段的报刊,可以感受时代风云的变幻莫测和文化变迁的流脉,梳理隐含其中的历史线索.如30年代以前的小报与新文学是壁垒分明的,到30年代初随着曹聚仁、郑伯奇、徐懋庸、柯灵等的介入,开启了小报接纳新文学的先河.30年代中期,小报渐渐放弃批判新文学的姿态,中和新旧文化.30年代后期,一些海派作家成为小报的编者或作者,实现了新旧文化、鸳蝴和海派的合流.检索这历史的链条,能够带给我们新的启示：新文学的落地生根不是一帆风顺的,仅靠几位新文化领袖振臂高呼自然不会让民众应者云集.新文学从曲高和寡的云端走入寻常市民中,要经历一个缓慢的、曲折的过程.相反,通俗的文化媒体在市民中却拥有顽强的生命力.鸳蝴文学与海派文学之所以在1930年代后期合龙,其原因便在于海派向市民文化“投诚”,向世俗定位；而鸳蝴文学于日常生活中也终于获得了部分的现代性.这样进行的报刊研究,会把我们带向一个全方位的文化和文学图景之中.动态才是浑成的世界,更接近文学、文化的原生状态,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认识、评价已有的一切提供有理有力的根据,激发我们的创造性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说,报刊研究及研究方法的改进,正是大有可为.

注释：

（1）《论看这京话报的好处》,载1901年8月15日《京话报》第一回.《京话报》是书之形,报纸之实的旬报.因此国家图书馆没把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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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福楼拜：《致乔治桑》（1876年3月9日）,载《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3期.

（3）见孔庆东著：《超越雅俗――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4）（5）见王小逸：《观光团前言》,载《铁报》1945年12月10日.

（6）（7）见王小逸：《观光团》,载《铁报》1946年1月17日,1946年2月25日.

（8）鹏至：《故事新编》,共三个片段：《故事新编――黑市国》（连载一）,载《铁报》1946年5月5日；《故事新编――民蛀国》（连载二）,载《铁报》1946年5月12日；《故事新编――聋哑国》（连载三）,载《铁报》1946年6月9日.

（9）鹏至：《聋哑国》,载《铁报》1946年6月9日.

（10）《金锁记》、《恋爱十年》、《饮食男女》三篇仿作分别刊登于《辛报》1949年3月24日、1月1日、7月1日.

（11）周天籁：《逍遥逍遥集亭子间嫂嫂》,台北星光出版社,1976年.

（12）《丁玲之被捕》,载《晶报》,1933年5月27日.

（13） 《丁玲存亡之谜》,载《上海报》,1934年6月28日.

（14）分别见：《阮玲玉身世》,载《晶报》,1933年5月27日；《阮玲玉以腰许国》,载《罗宾汉》,1928年6月7日；《阮玲玉在香港》,载《晶报》,1928年9月19日.

（15） 分别见辛生：《新女性侮辱记者之应付》,载《晶报》,1935年2月12日；辛生：《新女性片交涉紧张》,载《晶报》,1935年2月18日；百合：《影片之题材与新女性》,载《晶报》,1935年3月1日.

（16）辛生：《新女性片交涉紧张》,载《晶报》,1935年2月18日.

（17）见行云：《新女性中的小漏洞》,载《晶报》,1935年2月13日.文中谈到《新女性》中的一个情节时说：“惟阮玲玉在车站接受其爱女等于乘客纷纷下车,车中已空之际,与其爱女厮磨不舍,为时间所不许,不合情理之.”

（18）见《新女性中之王艳秋》,载《晶报》,1935年3月7日.

（19）见行云：《阮玲玉厌世》,载《晶报》,1935年3月10日.

（20）见《阮玲玉非真死之怪讯》,载《晶报》,1935年4月18日.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