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译本《快乐王子集》的译介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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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20世纪40――70年代,王尔德的译介与研究基本处于冷遇期.而这一时期,巴金却选择译介了王氏童话并结集出版且受到读者欢迎.通过分析巴译本《快乐王子集》的译介与接受,不难发现巴金一贯的文学创作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其享有的文学地位以及译者合理翻译策略的选择才是促使《快乐王子集》问世且为中国读者接受的主要原因.

关 键 词 ：巴金；人道主义；《快乐王子集》；译介；接受

作者简介：俞伟丽,女,河南洛阳人,讲师,硕士,洛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英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26--02

一、引言

在整个20世纪40――70年代,中国的翻译活动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操控,王尔德的译介和研究几乎处于停滞阶段,他的小说、大部分戏剧都无人问津,只有巴金翻译的《快乐王子集》在此时独树一帜,分外引人注目.据资料查证,其实早在1942年巴金就开始尝试此书的翻译,他先后翻译了《自私的巨人》、《快乐王子》、《夜莺与蔷薇》,然而他在《快乐王子集》后记中曾表示过不满意自己的译文,“然而我不满意自己的译文,我失了勇气于是我把原书搁回在书架上,不去动它.”（巴金,1953：218）就这样巴金把此事暂时搁置了下来.直到1946-1947年间,巴金又重新开始翻译王尔德童话,之后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于1948年3月初版.巴金翻译的《快乐王子集》一经问世,就受到中国读者的追捧和欢迎,这一版本也是迄今为止王尔德童话最流行的译本.在王尔德译介和研究的最低靡时期,巴金又怎么会选择译介王尔德的童话作品呢?巴译本的《快乐王子集》又怎么能够取得“合法地位”并得到中国读者的认同呢?

二、解析巴金译介《快乐王子集》的原因

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译者一贯的文学创作思想对原著的积极解读.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巴金已是赫赫有名的作家和翻译家.首先,巴金认为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一样,都需要读者能够接受,要考虑中国读者的反应,他认为文学要有目的性,要真正能够移情才好.其次,巴金是一位真诚的人道主义者,人道主义贯穿他整个一生的文学创作实践和思想情感中.可以说,在现代中国文坛,很少有像巴金这样表现出如此浓厚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文学家和翻译家.

巴金的这一文学创作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也深刻地影响着他的文学翻译选择.事实证明,巴金在选择翻译材料时,十分看重作品艺术价值的同时,更注重作品的现实意义、人道关怀和思想的进步性.巴金翻译文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现实主义文学,这类的翻译文学作品包括屠格涅夫的《父与子》、高尔基的短篇小说集以及王尔德的童话集等.这些作品大都具有鲜明的主义和人道精神,揭露了社会中存在的矛盾和下层人民悲苦的生活.

在王尔德译介的低沉期,巴金以一位独特的人道主义作家的眼光重新审视了王尔德的童话作品,他没有人云亦云,没有随意附和他人的评价.可贵的是他发现了王尔德童话作品中有价值的东西：人道主义精神.而这一解读也符合当时中国的政治规范,具有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意义.由此可见,对于王尔德童话作品的人道主义精神的解读,才是译者译介其作品的基础和根本.不可否认王尔德童话的语言优美,故事构思精美,作品的艺术美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作品的艺术价值巴金也是十分肯定的.巴金看到了他的童话作品探讨了“美与爱”的重要课题,在这些“美的故事”里却也有对社会的控诉、对底层人们的同情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巴金正是用自己的方式有选择性地解读王尔德的童话作品,他的认识也与当时主流评论界对王尔德颓废派的认识不同,因为他发现了王尔德童话作品可贵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从而选择译介了此部作品.

三、解析巴译本《快乐王子集》的译介与接受特点

在我国翻译史上,翻译家们一直以来对意译和直译持不同的态度.而在巴金看来,这两种翻译方法实为同一范畴,不需要刻意区分,否则就过于片面和教条化.他曾经说过：“我觉得翻译的方法其实只有一种,并没有直译和意译的分别,好的翻译应该都是直译,也都是意译.”（罗新璋,1984：550）巴金认为在翻译活动中,直译和意译都是必不可少的,译者不能过于机械地拘泥于原文,否则会导致字字对译；同时也不能过于随意,这样会走向乱译.其次,作为翻译家,巴金特别强调译文要对读者负责.这包含两方面的内容,首先译文要有现实意义、积极向上,有一定的艺术价值.第二、译文语言应该明白晓畅,便于读者接受和理解原文的内容.所以巴金的译文一直以来就是通俗易懂、自然流畅,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最后,巴金其实把文学翻译看做是文学创作,即译文要有本身的文学价值和文学韵味.

在《快乐王子集》中,巴金把直译和意译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认为采用何种方法翻译应看哪种方法能够更好地传达原作的内容和艺术意境.比如在《快乐王子》中,王子对小燕子说到自己生前居住的宫殿.“I did not know what tears were, for I lived in the Palace of Sans-Souci, where sorrow is not allowed to enter.”（Oscar Wilde,1990：12）

对于这个宫殿名字,巴金采用意译的方法把王子居住的宫殿译为“无愁宫”,而当时周作人是直接音译为“商苏西”,又在其后加了标注“此言无忧”.巴金的译法会更直接、更容易地让读者明白这个词的含义.

在《快乐王子集》中,巴金译文的语言特色尽显无疑.原作王尔德的语言十分美妙,富有音乐感,风格清新,优美动人.巴金在译本的后记中写道：“二十年前我起过翻译英国诗人奥斯加王尔德的童话（或译仙话）的念头.可是我始终不敢动笔.他那美丽完整的文体,尤其是他那富于音乐性的调子,我无法忠实地传达出来.他有着丰丽的辞藻,而我自己用的字汇却是多么贫弱.”（巴金,1953：217） 可见巴金十分欣赏和看重王尔德童话的语言特点,虽然他十分谦虚,但其译文语言自然流畅、明白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整体的文风与原文比较接近,同样清丽动人.

“And a delicate flush of pink came into the lees of the rose, like the flush in the face of the bridegroom when he kisses the lips of the bride.”（Oscar Wilde,1990：29）

“一层娇嫩的红晕染上了蔷薇花瓣,就跟新郎吻着新娘时,他脸泛起的红晕一样.”（巴金,1953：163）

巴金在翻译时,十分追求译文的艺术性,注重译文的选词和句式的艺术美,强调译文一定要有生命力,能够被中国读者理解和接受.他不拘于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打破原文的句子结构,根据汉语的句法结构和表达习惯重新再现原作的内容和风格,使译文自然、流畅、生动.

《少年国王》原文：“Such, at least, was the story that men whispered to each other. Certain it was that the old king, when on his death-bed, whether moved by remorse for his great sin, or merely desiring that the kingdom should not pass away from his line, had had the lad sent for, and, in the presence of the Council, had acknowledged him as his heir. ”（Oscar Wilde,1990：79）

巴金译文：“至少人们偷偷地互相传述的故事是这样的内容.有一件事倒是确实的：老王临死的时候,不知是因了忏悔自己的大罪过,还是单单为了不让他的国土从他的本支落到别人的手里,他差人去把那个孩子找了来,并且当着内阁大臣们的面承认孩子是他的继承人.”（巴金,1953：4）

《快乐王子集》除了集中体现了巴金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特点外,人们还可从译文中窥探出巴金这部译著的期待读者群.《快乐王子集》于1948年初版,现在看来童话的既定读者群应该是小读者,而当时巴金是把王尔德童话作为文学范畴进行译介的,他并没有特别设定这部译著的读者群为小读者,因为译文语言并没有刻意浅化为儿童语言,这从以上译文中皆可看出.而这种选择与他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也有很大关系.然而由于他的译文语言通俗易懂、简洁流畅,不乏口语化的特点,让儿童以及成人都可以理解和接受.巴译本对读者界定不确定的特点也恰恰给其提供了广为接受的有利条件,或许也是这本小书之所以至今还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四、结语

在20世纪40――7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王尔德童话的译介在中国处于停滞期.然而,巴金却在这一时期特立独行地译介了王氏童话,且巴译本的《快乐王子集》迄今还颇受读者喜爱.作为一位人道主义战士,巴金一贯的文学创作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使得他发现了王尔德童话中闪烁的人性光辉,并最终成功译介了王氏童话.通过分析可知,巴译本《快乐王子集》的译介特点乃不拘一格,直译与意译兼容并用,以读者更好地接受原作为目标.所以巴译本的语言晓畅易懂、文字自然、优美、生动,译本一经问世便受到读者的欢迎与青睐.而当时,巴金在中国文坛已是赫赫有名的作家,享有很高的文学地位,这一事实也可为巴译本《快乐王子集》广为读者接受的原因之一.笔者对巴译本《快乐王子集》的译介与接受进行了个案分析,阐明除了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对于翻译作品的选择之外,译者的文学地位、文学创作思想和对作品的个性化解读对王尔德童话在当时中国的接受也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