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漫与国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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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以后,想起沈雁冰曾经提倡新浪漫主义的往事,茅盾说,“‘新浪漫主义’这个术语,二十年代后不见有人用它了,但实质上,它的阴魂是不散的”.

茅盾的说法有正确之处,新浪漫主义当然是“阴魂不散”,后来所谓“革命的浪漫主义”,本质上即属于沈雁冰当年介绍、界定、美化和推崇的“新浪漫主义”.然而茅盾的说法也有不确之处,因为“二十年代后”依然有人使用“‘新浪漫主义’这个术语”,譬如,19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艺论者.

中国的新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其概念和实践与欧洲、日本差异迥然,曾被简化和美化以将就中国语境,在1930年代及其之后卷入了中国左翼和右翼的革命,从而形成了“革命的浪漫主义”,更卷入了国民性思考,且将这一思考代入了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方法论公式,展开革命政治与国民启蒙的运算.

一、

在1920年,“新浪漫主义”（Neo-romantici）突然成为中国主要文艺和思想刊物上的新术语,田汉、沈雁冰、汪馥泉、胡愈之、郭沫若等人麇集周围,或译、或著、或用,概念界定的不精确似乎也不妨碍“新浪漫”一度成为文论焦点.新浪漫主义进入中国,途径有二：一是直接取自欧洲；一是转道日本而来.

新浪漫主义原本出现于19、20世纪之交的欧洲,但是作为文学思潮,它在欧洲文学史上的面目却是含混的,有人以它指称后期浪漫主义,有人用它概括紧随自然主义而兴起的部分现代主义思潮,譬如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当年弗兰兹·梅林（Franz Mehring）的观点被认为是对新浪漫主义典型的“欧式”理解：新浪漫主义“是自然主义的女儿”,是“不能忍受资本主义的现实,也不想去忍受”而逃向“梦的国”,“历史地说来,只是被抱在资本主义底衰萎的腕内的,艺术或文学底无力的休息”.然而新浪漫主义在日本却被推崇和简化,与唯美、颓废相关涉,被视为文学发展的最高阶段,譬如,厨川白村即认为新浪漫主义恰似人在“四十岁前后的圆熟时代”,它是“发挥天赋的个性和独创性”的新文艺思潮,新浪漫主义体现了“主观”“主情”“唯美”“颓废”“神秘”等特征,又曾受“科学的精神陶冶”.而在中国,新文学界对新浪漫主义的接受和理解乃是兼采日欧而又有所超越和发挥,终将无所为而为的审美性质的日欧新浪漫主义在中国语境里转变为有所为而为的工具性质,从而形成了中国式的新浪漫主义,为日后左翼革命的浪漫主义和右翼民族主义的新浪漫主义或者新理想主义确立了理论框架,尤其是提供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寄生点和国民性论述的附着点.

其时,田汉等人对新浪漫主义的领略和阐扬主要是将其视为纯粹的文学思潮,叙述重心乃是置于新浪漫主义或者所谓新罗曼主义作为纯粹的艺术方法的层面：“新罗曼主义的文学是不执着于现实而又不离开现实的文学”；“新罗曼主义是直接由旧罗曼主义的母胎产下来的,而他‘求真理’的着眼点,不在天国,而在地上,不在梦乡而在现实,不在空想界而在理想界”；“新罗曼主义认定舍实世界无以达理想的世界,舍现世界无以达永劫的世界”；“新罗曼主义是直接受过自然主义的庭训的”,“以罗曼主义为母自然主义为父”.显然,新浪漫主义与现实的关系被裁定为不执不离,不执于现实乃是体现其“浪漫”,不离于现实则是体现其“新”,然而对所谓“现实”是审美性观照而非批判性介入,不具政治意识形态的紧张；同样,指认新浪漫主义的“母系血统”为浪漫主义,是为了说明其“重情绪,重直觉,重主观,有梦幻”的创造性特征,确定其“父系血统”为自然主义,则是为了强调其创造性不是空疏无根,而是实有所据,是“含有现实感和科学的观察底分子”——于是,新浪漫主义的“浪漫”成为腾空之后的自由状态,然而其“新”则是作为起点和终点、作为根据和归宿的坚实跑道.

与田汉等人同时,沈雁冰也曾注目于新浪漫主义,其对西方文艺思潮的顺序评断和“追本溯源”,“最终目的是为了提倡新浪漫主义”.沈雁冰也相信,“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新浪漫主义”是依序“进化”而至于“今日”,新浪漫主义乃是文学发展的最新和最高阶段,中国文学在思想和方法上已经“步入后尘”,应当急起直追,实践新浪漫主义.与田汉一样,沈雁冰也认为新浪漫主义乃是兼得旧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的旨趣,然而其论述重心和思想倾向,则与田汉判然有别：田汉的落脚点在创生为艺术的文学,而沈雁冰的关注点则在呈现为文学的社会.

沈雁冰在文学上持平衡不偏的观点：“文学之完成,所恃者二,一为艺术,一为理想”,“艺术之至高格,在兼观察与想象而能谐和”.新浪漫主义之前的“写实文学”（实为自然主义文学）“偏重观察而摒弃想象,虽与现实能适合,使表现（文学）不至与实在（人生）冲突,而其弊则在丰肉而枯灵”——这是就艺术创造和文本形态而言.而就写实文学介入现实的效能而言,沈雁冰则认为其“能抨击矣,而不能解决,能揭破现社会之黑幕矣,而不能放进未来社会之光明”,结果是“使人愤懑而不知所自处,终至于消极失望”.沈雁冰遵循其文学“为人生”的逻辑路径而美化和推崇新浪漫主义,认为“新浪漫主义为补救写实主义丰肉弱灵之弊,为补救写实主义之全批评而不指引,为补救写实主义之不见恶中有善,与当世哲学人格唯心论之趋向实相呼应”.在此,沈雁冰所美化的新浪漫主义具备三个在后来左翼的“革命浪漫主义”和右翼的民族主义新浪漫主义中有关键意义的特征：

一是以写实为肌质而推崇符合理性要求的想象；二是受命于政治或者道德的绝对命令而热衷于指引未来、示范正确、歌颂光明；三是艺术精神是“革命的,解放的,创新的”,“有进步,有生气”.

二、

相形之下,沈雁冰所理解的新浪漫主义已经远迈日欧,是为理论旅行的辗转变异导致,也是中国语境的持续压迫促成.作为试图以文学创造承担社会进步使命的文学从业人员,沈雁冰不是文学史家,他所描述的新浪漫主义自然也不是其准确的历史面貌.积弱不振的国家形象和国民形象使得“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不欲认可欧洲新浪漫主义中的颓废、唯美和世纪末的梦幻气息,于是沈雁冰的表述代之以通往未来的光明、解放、进步和生气,他误读了新浪漫主义,并委之以重任.沈雁冰相信,“能帮助新思潮的文学该是新浪漫主义的文学,能引我们到真确人生观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不是自然主义的文学,所以,今后的新文学运动该是新浪漫主义的文学”.新浪漫主义的文学,不仅应该表现“青年的烦闷,烦闷后的趋向,趋向的先兆”,而且“应该把光明的路,指导给烦闷者,使新信仰与新理想重复在他们心中震荡起来”.然而沈雁冰本身是“浪漫”的,他把新浪漫主义的文学视为夜行货车,将“引我们”沿着“光明的路”,穿过自然主义式的“愤懑”“消极”和“失望”的暗夜,而进入新浪漫式闪耀着“真确人生观”之光、新信仰之光和新理想之光的黎明——然而“真确人生观”“新信仰与新理想”到底为何物,“光明的路”到底为何路,那是思想、道德和政治哲学的论域,沈雁冰也不甚了然,他唯一能肯定的是新浪漫主义有效的载具属性. 新浪漫主义的载具性质为思想、道德和政治意识形态提供了不确定的目标和路径以及中性的装载空间,而沈雁冰为新浪漫主义的夜行货车装载的首批货物是“国民性”问题.

国民性的问题系乎“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也涉及新浪漫主义的功能.沈雁冰再次为新浪漫主义描述的功能是更紧密地贴近人生、更有效地负荷使命,“翻开西洋的文学史来看,见他由古典——浪漫——写实——新浪漫等这样一连串的变迁,每进一步,便把文学的定义修改了一下,便把文学和人生的关系束紧了一些,并且把文学的使命也重新估定了一个价值”.“世间万象,人类生活,莫不有善的一面与恶的一面”,而在新浪漫主义之前,“旧浪漫派文学与自然派文学各走一端”,“丑恶的描写诚然有艺术的价值,但只表现人生的一边,到底算不得完满无缺,忠实表现”,而“新浪漫派的作品能兼观察与想象,而综合地表现人生”.论述至此,沈雁冰突然抛弃日欧对新浪漫主义的一般理解,率尔引申,认为新浪漫主义所表现的“人生”,应当“于个性之外更须有国民性”：

“所谓国民性并非指一国的风土民情,乃是指这一国国民共有的美的特性.例如俄国国民美的特性是能忍苦和反抗黑暗,能用彻底的精神做事,能爱他人,能有四海同胞主义的精神.这些国民性经郭克里（Gogoli）以来许多文学家的描写发挥,不但在俄国有了绝大的影响,并且在世界也生了绝大的影响.这样的国民性文学才是有价值的文学.等中华这么一个民族,其国民性岂遂无一些美点?从前的文学家因为把文学的目的弄错了,所以不曾发挥这些美点,反把劣点发挥了.这些‘国粹文学’内所表现的中华国民性,我们不能承认是真的中华国民性,国民性的文学如今正在创造着.”

沈雁冰站在他所界定的新浪漫主义的文学工具性立场,重新界定了国民性,他将国民性“浪漫”地解释为“一国国民共有的美的特性”,拒绝了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对国民性或者说国民劣根性的“丑恶的描写”.沈雁冰当时对国民性问题的理解和策略显然不同于严复、梁启超和鲁迅等人.严复等人的思路是改造国民性而非浪漫地叹赏其“善美”.严复曾援引欧洲“天赋人权”的理论,认为“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爱”,“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而只有确保和维护国民的自由和权利以实现从传统的群体本位转向近代的个体本位,才有可能实现国民性的改造和国家的自由和进步：“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可以有权也.”梁启超则也以其“新民说”而提出改造国民性的整体规划,包括“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毅力”“私德”诸方面,企图从“新民”而至于振衰起弊.至于鲁迅,虽倡“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而其作为小说家的叙事则往往观照“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揭出病苦”,方便“疗救”,在国民性问题上长期持守“启蒙主义”的思路,务以改造国民的劣根性为职志.

概言之,严复、梁启超和鲁迅的国民性思路为“现实主义”地指陈问题,从而改造,从而进步,沈雁冰则是倡导“新浪漫”式地表现“中华国民性”的“美点”,使之“发挥”,使之“光大”.

新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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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般而言,左右之争是1930年代重要的时代主题,然而当年的时代主题却不限于左右之争.诚然,傅彦长等资深的右翼文人撰写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企图确立以民族主义为中国新文学的中心意识,主张将民族主义的文学投入到“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大业之中.诚然,其“中心意识”企图压制“自命左翼的所谓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排除”左翼思想,然而其指向的目标则显然不只是左翼,也不只限于用“民族性”及其“光辉”否定“阶级性”及其“斗争”,他们所欲“排除”的,不仅是“普罗毒物”,还有“颓废的残骸”,包括“一切残余的封建思想”“一切阻碍民族进展的思想”.

应当承认,民族主义文艺的主要刊物和社团是紧随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和左联而起,然而从民族主义文艺论者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之前的几年已创办其刊物、展开其论述的事实可知,他们显然是早有更为理想化的追求,那便是对民族性或者说国民性的思考和呼吁.即便是检阅1930年代民族主义文艺论者的大量论述,也可发现,他们的“当面之敌”首先是左翼,但不限于左翼,他们还要“消灭”国民头脑中“从来的封建思想与个人主义”,他们“反对普罗文艺运动”“反对封建思想,提倡”“反对颓废思想”“反对出世思想”——由此,他们的目标显得含混起来：既谋求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战争中“消灭”左翼,又谋求在对“封建”“颓废”“出世”等历史遗留问题的“消灭”之中刷新国民性.至于如何刷新国民性,他们当然是寄望于民族主义文艺,而他们至为重视的恰好是新浪漫主义或者说“新理想派”的民族主义文艺,强调“民族主义文艺是有力的,有希望的,是有光明的,是有意志的,是有精神的”,可以扫除“萎靡不振,颓废,扭扭妮妮,没有目的,没有意志,只知做奴隶”的状况,从而“唤起民族的意识,激励民族的生气,团结起来,一致地为民族而争斗”.凡此论议,无不兼有新浪漫主义的色彩和国民性设计的热忱.

叶秋原曾代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阵营“检讨”过“中国文艺界”,认为在五四时期,鲁迅虽然也曾“向封建思想进击”,但却是“以个人为中心”,对其“所表现的人物”乃是“舞文弄墨地加以讥讽嘲弄”,没有“民族意识”；而“含麻醉性的张资平恋爱小说,即兴的郭沫若的落叶,富有浓厚的颓废病的郁达夫的沉沦等,都不过是一时的病态下的产物,等在文艺上形成了一种颓靡不振的风气,更摧残我们的民族精神”；五卅以后,“长篇有茅盾的《虹》,老舍的《二马》,巴金的《灭亡》等,短篇小说作者,最令人注意的,却要算沈从文和鲁彦等”,然而他们“除技巧是有长起的进步外,思想上仍未能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来表现伟大的民族精神”.在国民性问题上,叶秋原的基本观点类似于沈雁冰早年的说法,强调的是表现“美点”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而同其他的主流民族主义文艺论者一样,叶秋原解决文艺问题和国民性问题的偏方也是沈雁冰式的,或者说是中国式的新浪漫主义,主张“提高我们民族的精神,表现我们民族的活力,美化我们民族的生活,唤醒民族的意识,鼓励民众去奋斗,使人都为民族争光荣,为国去效死”. 在文艺方法层面,民族主义文艺论者虽不废写实主义,却是显著地偏向新浪漫主义：“文学的功能,一方面固可代表一个时代”（写实主义）,“而另一方面,更可创造一个时代”,凭借“宏伟磅礴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扫荡一切,清除一切,融合一切”（新浪漫主义）；“民族主义文艺绝不抛弃时代精神的”（写实主义）,“却正要把握时代,而且要跃进于次一时代的”（新浪漫主义）；“文艺是民族的生命”,可以“素描出民族之现在的危险,叫出大众灵魂的痛苦”（写实主义）,或者“描写出历史中的伟大人格,虚构磊落光明之淡泊风气,创造出美丽的臆境,造就理想的人格”（新浪漫主义）.

为了解决新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在创作方法问题上的争论,民族主义文艺论者提供的观点有其特别的“民族主义气质”,且与国民性问题紧密连接,而不常涉及左翼右翼之争.民族主义文艺论者有一种表述方式,是将民族主义文学“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大类,积极的是鼓励的,消极的是攻击,暴露或者讥讽的”；“积极的鼓励的民族主义文学,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写作”,其一是“再现”,以历史上“怀抱民族主义的英豪,和有益于民族的事物为题材”,而“最终的”或最重要的则是“表现”,即是“所谓新浪漫的写法”.新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文学,“要合于科学,对于社会科学有详细的研究,对于现社会要有深刻的观察才行”,“否则空泛不切,读者不能起感应,也就没有效果”.

民族主义文学论者也将民族主义文学“分作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类”,广义的包括一切“留意民族的前途,希望民族兴盛起来,多方想促成民族进步”的文学,“狭义的民族主义文学”,其“要点在于能够直接鼓励民众,使得马上起来做卫护民族的事业”；在国民性问题上,广义的民族主义文学不妨“暴露”和“针砭”,“即使是痛骂民众,暴露民众的弱点”,也是“爱护民族之道”,而狭义的民族主义文学则不是“针砭”和“暴露”,而重在“鼓励”和“示范”；在方法上,广义的民族主义文学可以是写实主义的,而狭义的民族主义文学则是“新理想主义”的,为了达到振起国民性的目的,可以“写出实际上不曾有过的事物”,“新理想主义也叫作新浪漫主义,同写实主义以前的浪漫主义的区别,就在于经过科学化,要有‘真实性’,至少使得读者不会感到‘不自然’”.应当根据时代情形和需要,“调查明白弊病的所在,对症发药,才容易收到良好的效果”,如果“一味凭主观的设想”,“那就是浪漫的”,而非“新浪漫”.

民族主义的新浪漫主义之“浪漫”,其实强调的是对国民性的理想化叙述,其理想又是根源于现实的国民性缺陷,“理想”的功能是补弊救偏；而民族主义的新浪漫主义之“新”,则是在旧浪漫主义的主观、理想和热情之上增加了“真实性”的要求,但其“真实性”不是写实主义的真实性,而更近于逼真性——以逼真的理想化叙述实现政治意识形态方面与国民性的提升、鼓励和示范方面的双重目的.

四、

新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文学,在民族主义文艺论者笔下,显然存在如下偏向：一是热衷于光明、热情、向上、向前、理想在胸的风格特征,拒绝颓靡、“封建性”、“奴隶性”；二是强调“民族本位”、“集团”价值、“集团行动”,反对“一盘散沙”；三是崇尚为国家“牺牲”,为民族“效死”,“舍己为群”；四是突出“中心意识”,“主义思想的正当”.凡此,不过是民族主义文艺论者当年的理论游谈,而考其“游谈”,虽则常与当时的左右之争相关,而更多的表述还是企图在国民性问题上提出和召唤正面的“示范”.

然而民族主义文艺论者的思想层次远不能同严复、鲁迅等人并论,他们关于国民性的论述经常背离时代的正面价值,时出偏言鄙论.即便是论述其所谓“正大的主义”,他们也会将“民族主义”从三义中孤立出来,将其绝对化、一元化甚至国家主义化,往往有意识地回避和拒绝“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所涉的相关价值,甚至一边批判“奴隶性”和“不”,一边又深陷极权思维而不思自拔,他们新浪漫主义式地大声呼唤希特勒、墨索里尼甚至是比希特勒“更加伟大更加英雄”的“民族英雄”,他们振振有词地排外,并且无视自由和人权,与严复等人当年试图通过尊重和维护国民的自由与人权而实现国民性改造或者“新民”的追求背道而驰.最终,民族主义文艺论者使其所提倡的新浪漫不“浪漫”、新理想不“理想”,使其“民族主义”的国民性“示范”最终“失范”.

当然,考虑到在创作上对民族主义文艺论者的主张而响应者甚少,符合期待者罕见,因此其理论的反动之处和进步之处都没什么影响.然而,在新浪漫主义和国民性问题上,他们也有值得注意的主张,譬如张季平所谓“民族主义恋爱观”.其实,提出“民族主义恋爱观”,直接涉及国民性问题：首先在美感方面,“排斥痨病鬼美,一切矫揉造作美,以及表示有闲的白嫩的手面,瘦小的腰足”,“美丽的女性,是两颊完全红晕,充满着血和乳的质素,她尽可粗手大脚,她要有气力能够做工,康健而且敏捷,她的精神如火如荼,等她具着充分的力的美,她是代表这一个新时代的”,而男性自然“也是这样”,并且,“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享恋爱的权利”；其次在生活态度上,“他排斥过去一切只是消费的享乐,他也不沦于浪漫主义的赞美歌颂,他反对荒淫无度,萎靡颓废,所有堕落的生活,他坚确地认定,他们的结合绝不是单只个人的狭窄的存在,他还具民族的生存和繁衍的意义,因此,在他们的生活态度上,他们的恋爱的生活,是给予了他持久的热力,等他们常充满着快乐,而且他们的生活常是集团的”.凡此主张,已经无关乎左右,而关乎民族,关乎国民性.

如果考虑创作问题,可知张季平在美感和生活态度上的主张恰与左翼的革命恋爱小说中的女性美和主人公的生活态度形成对照.再比较一下左翼的小说《梦醒后》和将“民族主义恋爱观”形象化的小说《野玫瑰》,则可发现：《梦醒后》的女主人公形象是性感、娇艳、嫩白而无意志力量,男主人公也显得柔弱无骨；《野玫瑰》所塑造的男女形象却是勇敢、健壮、积极、强悍有力.如果从小说的写法考察,则可以看出两篇小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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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资平与民族主义文学论者的观点如此相近,不证明张资平被民族主义文学论者批判之后接受招安了,却似乎在说明一个问题：新浪漫主义也罢,国民性设计也罢,也许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关心的重大问题,不管他是自由主义分子,还是民族主义分子；而即便是民族主义分子,其所关心的重大问题,也未必只是与左翼的斗争.

五、

19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及其理论,如今已长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话题.援用阿尔都塞、马尔库塞和布尔迪厄等西方学者的意识形态叙述逻辑和权力场一文学场的描述方式,中国学者不仅已将所谓“右翼”的民族主义文学从既往的文学史所遗忘的丘墟之下掘出,而且在国家统制、意识形态及其运动、理论和作品诸方面的论述已成规模,探讨日趋深入.

然而,对民族主义文学问题的研讨主要集中于政治与文学的观念联系、权力征召和政策统制诸层面,其问题意识和相关论述固然敏锐而深刻,却也常有简化历史之嫌.

政治一文学的决定论理解模式是有效的,但其有效性也是有限的,它有可能在聚焦于1930年代右翼和左翼的意识形态对抗之际,遮蔽了民族主义文学更为丰富的关切.检阅史料可知,当年参与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右翼文人不仅有政治一文学的决定论观点,有政策统制和诱导的策略考虑,还有其文艺创作的方法选择,譬如前文所述的新浪漫主义；而在有关新浪漫主义的论述之中,不仅有具体创作方法的细致商量,更有在民族主义的视域里刷新国民性的深度用心,民族主义文学论者由此而成为20世纪前半期国民性思想上的又一叙述环节,并呈现出右翼思维在这一问题上的一般特征,及其理想性和反动性.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孟春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