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性乡村革命小的沉与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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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赵树理的小说将民间阅读趣味、文学泥土气息、问题小说意识和乡村革命题材融合一处,形成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独具一格的乡村“海派”.赵树理文学命运的毁誉和其文学构成,不同时代政治、文化语境的差异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

关 键 词 ：乡村“海派” “赵树理方向” “文艺黑线” “民间立场” 意识形态

一、乡村“海派”的“呐喊”

赵树理的小说只有放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个历史版图上才能凸现其与众不同及其和新文学的血脉相连.“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是借欧美文学的刀“革”中国传统文学的“命”,故翻译文学盛行,对中国传统文学批判激烈.从此中国文学形成了新的格局.许子东认为“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大致有四条发展线索：一是相信文学能够唤醒民众、疗救社会的“救世责任”的文学；二是坚守艺术本分、坚持文人道德的“文人格调”的文学；三是以鸳鸯蝴蝶派、武侠科幻为代表的“大众口味”的文学；四是自张爱玲始将第二（文人立场艺术尊严）和第三（大众口味市民趣味）线索交织在一起的“私语流言”的文学.第四种文学产生较晚,其读者群则集中于具有较高文化品位的市民,其文学史地位有日益上涨之势.第三种文学类型拥有大量的读者群,但它流传于民间也消亡于民间,一直为正统文学所鄙视以至无视,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金庸武侠小说研究的热潮,大陆文学研究者才开始关注这一类型的文学.在这样的文学史背景下,赵树理的小说创作显示了其艺术融汇的独创性和文学观念与高调文学的共通性.

《小二黑结婚》刚出版时,就有人指出它是“低级通俗故事”是“海派”,这话真是一个精彩的错误.赵树理后来对自己的创作有更为清晰的自评：“例如：农民在传统上也听评书,也听鼓词,也听识字人读章回小说或说唱脚本,也听口头故事,也唱民歌,也看戏；有创作才能的人,也把现实中的特殊人物、特殊事件加以表扬或抨击,添油加醋说给人听,编成歌曲到处传唱.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在的文艺生活,我究竟继承了什么呢?我以为我都照顾到了,什么也继承了,但也可以说什么也没有继承,而只是和他们一块儿在这种自在的文艺生活中活惯了,知道他们的嗜好,也知道这种自在文艺的优缺点,然后根据这种了解,造成一种什么形式的成分对我也有点感染,但用什么传统也不是的写法来给他们写东西.”这种“自在”的民间文艺是“通俗”的,虽无“海派”的“洋气”,却有“海派”的深入民心.它们都是民间（都市和乡村）文化的主要形态.陈思和提出“民间文化”这一概念并将其与庙堂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并列,用以阐释影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走向,而且将“海派”等都市通俗小说作为都市民间文化的主要形态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赵树理的小说就是乡村的“海派”,《小二黑结婚》就是一部乡村“海派”的代表作品.作为新文学招牌性人物的郭沫若、茅盾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赵氏作品的“大众化”和“民族形式”,郭沫若以他一贯的诗意语言表达了他的阅读感受：“这是一株在原野里成长起来的大树,它根扎得很深,抽长得那么舒畅,吐呐着大气和养料,那么不动声色地自然自在.”

范伯群认为评估一部作品是否为通俗文学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一、是否与世俗沟通,二、是否浅显易懂、三、是否有娱乐消遣功能.拿这个标准来衡量赵树理的小说,其基本特点与之十分吻合,但赵树理突出的“问题”意识和对乡村人物心理的深层把握,常使其“通俗故事”兼具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历史文化的反思性.“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这在我写的几个小册子中,除了《孟祥英翻身》与《庞如林》两个劳动英雄的报道以外,还没有例外.如有些很热心的青年同事,不了解农村中的实际情况,为表面上的工作成绩所迷惑,我便写《李有才板话》；农村习惯上误以为出租土地也不纯是剥削,我便写《地板》等假如也算经验的话,可以说‘在工作中找到主题,容易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赵树理自称其小说为“问题小说”,社会责任感如此强烈,和“海派”们划清了界限.“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人听的.”他之相信文学能唤醒民众,疗救社会的信念与鲁迅、茅盾、巴金等“五四”主流作家并无二致,只是“呐喊”的重心各有不同.新文学主流作家主要是站在人道主义、个性主义基石上对中国封建文化的“呐喊”,赵树理则立于“指导革命现实工作”的立场上对农民和革命工作者加以“启蒙”.由于赵树理对农村现实和农民文化心理的深入了解,他的“呐喊”中也就不免“五四”之声.《小二黑结婚》讲一对农村青年的自由恋爱故事,恋爱的障碍来自于双方的父母（二诸葛和三仙姑）和一些对女主人公心怀不轨的乡村掌权者（金旺兄弟）,在革命新政权的直接干涉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是一个现代乡村版的“西厢记”,是“五四新青年”恋爱悲剧的乡村喜剧版.其中对自由恋爱的颂扬和对封建迷信及父母包办婚姻的批判是典型的“五四”式主题,而对新政权新政策的歌颂和对封建恶霸的揭露则是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的常见主题.《邪不压正》是一篇颇引起争议的小说,其情节结构仍然是以青年的婚姻为主线,而旁涉四十年代后期北方乡村的土地革命和阶级斗争.小说展现了贫农（小昌、小宝）、中农（聚财）、地主（刘锡元）和狗腿子兼贫农、流氓（小旦）在时代大变动中的生活与心理,地主的狡猾、中农的彷徨不定都写得深入却不渝常规,真正发人深思的是小昌和小旦.当年的长工小昌成了后来的农会主席,其作派也愈像地主刘锡元：土地、浮财多占,设圈套斗争反对者,原来地主的狗腿子现在又专门为他跑腿.小旦土改前跟着地主土改后随着新政权,无论白旗、红旗都是威风不倒.赵树理有意写出乡村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却无意中传达了和鲁迅借阿Q对农民革命共同的反思结论.反对地主但不反对剥削.阿Q和小昌精神的相像折射出赵树理的“通俗故事”的不同凡响：“山药蛋”中包含着政治问题、隐藏着“五四”新思想.

二、“海派”“方向”“黑线”

赵树理因《小二黑结婚》而一举成名,其出版盛况和在乡村受到的欢迎程度压过了之前的一切新文学作品.接着他又发表了《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代表性作品.耐人寻味的是解放区批评界反映相当冷淡,零散的评论也只是认定这些作品是“低级通俗故事”、“海派”,并被认定为写男女恋爱在抗战时期是没有多少意义的.1947年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翻译了赵树理的三篇名作后批评道：“他对乡村生活的描写是生动的,讽刺是辛辣的.他写出的诗歌是独具一格的,笔下的某些人物也颇有风趣.可是,他对于故事情节只是进行白描,人物常常是贴上姓名标签的苍白模型.不具特色,性格得不到充分的展开.最大的缺点是,作品中所描写的都是些事件的梗概,而不是实在的感受.”身受西方文学影响的新文学界和土生土长的美国知识分子杰克贝尔登的不谋而合显示了他们和赵树理迥异的文学情趣,表明当时解放区文艺界的主体依然是出自都市的高调知识分子.在延安文艺界的整风运动表达了他对高调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他需要文艺为政治服务并在艺术形式上能和“大众”（工、农、兵）相沟通,因此急需一个与其文艺思想保持一致的作家出现.

周扬的《论赵树理的创作》（1946年8月26日《解放日报》）、郭沫若的《读了〈李家庄的变迁〉》（1946年9月17日）、茅盾的《论赵树理的小说》（1946年11月1日）先后发表,作为“左翼”文艺界的代表性作家和批评家的肯定预示着赵树理在解放区文艺界地位的即将改变.1947年7、8月份在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正式提出了“赵树理方向”.当时边区文联负责人陈荒煤作了总结发言,从三个方面肯定了赵树理的创作：一、政治性强；二、“选择了活在群众口头上的语言,创造了生动活泼的、为广大群众所欢迎的民族新形式；”三、“真正做到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具有高度的革命功利主义,和长期埋头苦干,实事求是的精神.”这三个方面完全以“讲话”为依据,肯定了赵树理也遮蔽了赵树理.周扬、陈荒煤两位解放区文艺界的领导人都是从农民和地主对立的阶级斗争理论解读其作品的政治主题,这首先造成对赵树理小说的某些“误读”.周扬认为《小二黑结婚》是“讴歌农民对封建恶霸势力的胜利”,陈荒煤说从《小二黑结婚》到《李家庄的变迁》都是描写了“地主恶霸及其狗腿子们”和“贫苦农民及新生的一代‘小字辈’的人物”两个阵营的斗争.其实《小二黑结婚》是通过恋爱故事写新旧思想的矛盾,而和金旺兄弟的斗争只是其次要主题；《李有才板话》虽是写农民和地主的斗争,但更有对农民封建思想的揭示.同时,对于《地板》、《富贵》、《孟祥英翻身》等无法纳入阶级斗争理论的作品避而不谈.对于赵树理小说的“民族新形式”完全肯定,却无视其艺术视野的狭隘.赵树理的艺术个性主要源于中国民间文化,但他对新文艺认识不足,对西方文学更是加以排斥.这使赵树理的作品虽然活泼生动,但其人物形象、思想内涵缺乏应有的丰满和深度.

新中国成立后赵树理在创作上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新要求,其作为“方向”的文坛地位也不断下降,直到“文化大革命”被批判为“文艺黑线”.新中国成立前后,围绕着《邪不压正》展开了一场争论.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没有写好阶级斗争；二、没有塑造英雄人物.1950年赵树理担任通俗刊物《说说唱唱》的执行主编,因发表《金锁》、《武训问题介绍》、《种棉记》而接连受到批评,他开始明白“产生这三次错误有一个相同的根源,就是不懂今日的文艺思想该由无产阶级领导”.这一切都显示了赵树理作为乡村“海派”擅长从恋爱、婚姻等日常故事入手和善于发现“问题”、“启蒙”农民、“呐喊”于新政权的文学思想,在不断“规范”化的新中国意识形态下进退无措.其间赵树理主要创作了短篇小说《登记》、《求雨》和长篇小说《三里湾》.《登记》是《小二黑结婚》的延续；《求雨》是对封建迷信的批判；《三里湾》描写新中国的农村合作化运动.60年代初随着政治上较为务实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提出,文艺界以邵荃麟为代表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和写“中间状态的人物”的主张,对赵树理的评价又大大提高.1962年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茅盾、邵荃麟重新阐释赵树理的小说,高度评价其现实主义精神.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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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吸取民间文艺精华并融汇了“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和“”、“科学”的血液,创立了独具一格的乡村“海派”文学.但在二十世纪的时代风潮中,他从被轻视却自在的“海派”到解放区文艺的“方向”再到“”中的文艺“黑线”,每一步的兴衰荣辱都折射出意识形态的变迁,每一步的变化都离不开被“误读”的命运.

三、观照与反思

八十年代前后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主要是对刚刚结束的“文化大革命”的批评和反思.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研究界对赵树理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现实主义精神和反封建的主题.周扬、刘再复、黄修己等人先后撰文赞扬赵树理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周扬指出,赵树理在作品中“描绘了有些基层干部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是伪装的地主恶霸”是他“深入生活的发现”.这些评论针对“”中“假大空”的激进主义文学理念,倡导文学的“真实性”和现实主义的观念,对赵树理的创作进行了“选择性”的评述.

八十年代后期研究界对赵树理的评价更多的集中在其文学观念和视野的局限性上,戴光中是其中的代表.首先是针对赵树理过分强调文学为政治、现实服务的文学观念,认为它损伤了其作品的艺术性.其次是针对赵树理的“民间文学正统论”,认为它造成了赵树理对西方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偏见,限制了赵树理的文学视野.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和文化上盛行的“现代化”思潮为评论界认知赵树理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带来了“盲点”.随着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的译介以及对中国文学“一体化”的不满,赵树理作为四十年代由政权树立的一个“方向”,自然成为用“现代主义”加以批评的最合适的“样板”.

九十年代后期陈思和挖掘出赵树理创作的“民间立场”的文学史意义,认为赵树理的小说作为“民间文化形态”表达了和国家意志不一致的“民间立场”.这种研究思路其实和改革开放带来的负面影响密不可分.九十年代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拜金主义、道德败坏、文化混乱等种种现象和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初的预想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对“现代性”的反思便成为人文知识分子思考的焦点.“国学热”、“文化散文热”、“人文主义大讨论”等都是反思中形成的文化现象.从“民间立场”和“民间文化形态”的角度理解、阐释赵树理的小说并在此基础上为其确定文学史地位,是陈思和的思路带给赵树理研究的启发.

最后将赵树理和不同类型的小说家作一比较,以引发我们对赵树理小说创作道路的反思.如果将赵树理和张恨水、金庸两个二十世纪最为著名的通俗小说家作一比较,就会发现他信守“问题小说”观念之坚执.张恨水写言情故事亦不忘现实,“混在新闻界里几年,看了也听了不少社会情况,新闻的幕后还有新闻,达官贵人的政治活动、经济伎俩、艳闻趣事也是很多的.在北京住了五年,引起我写《春明外史》的打算.”金庸寄居英人治下的香港仍不忘在武侠传奇中影射大陆政治,一部《笑傲江湖》传达了十几年后大陆知识分子才开始的对“”的反思.但他们的创作在根本上是娱乐大众的“消闲”文章,没有赵树理念念不忘社会“问题”、以文救世的“高调”.故不难理解张恨水、金庸的作品几十年后仍有众多的读者和“观众”,而赵树理的读者却渐渐流失.如果将赵树理和鲁迅、巴金诸家相比较,就会凸现其固守“民间文学正统论”之偏执.这一类作家的西方文学背景使他们大多具有更为开阔的文化、文学视野,其作品虽不免欧化语言的僵硬,但其思想的深邃、文学趣味的“雅正”使它们成为更合知识分子口味的“正统”文学.赵树理虽然早年于长治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广泛接触过新文学和西方文学,并因此开启了他对乡村封建礼教、迷信的长期关注,但其文学情趣的民间化自抗战初形成后一直旗帜鲜明.这也是赵树理早年被轻视为“海派”、八十年代后期被指出缺点无数的原因所在.如果将赵树理和张爱玲作一比较,也许会引发对其文学史地位的新思索.许子东认为张爱玲将文人立场艺术尊严和大众品味市民趣味相融合,开辟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四条发展道路.那么是否可以说,赵树理则是将救世责任（“呐喊”）和民间趣味相结合开发出第五种现代文学发展道路?也许赵树理的民间趣味指向农民而张爱玲却指向市民,而市民的文学资源更为繁复、曲折、精致（如同赵树理一生痴迷的上党地方戏和张爱玲倾心的《红楼梦》、《海上花列传》）；也许赵树理“呐喊”救世的“五四腔”和“响应党的号召”的“遵命文学观”为后来的读者所厌倦,而张爱玲集中国传统文人文学的熏陶和西洋现代主义文学的视野更合和平年代现代人的口味；故而赵树理“说书”式的小说在五十年代“山药蛋派”之后香火渐绝,而张爱玲的影响则是“落地的麦子不死”,从台湾的白先勇、施叔青、朱天文、朱天心到香港的钟晓阳再到大陆的苏童、叶兆言、王安忆诸人,余音绕梁连绵不绝.即便赵树理没有像张氏那样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创出一条新的道路,但他从乡村民间文化中寻取资源的方式（陈思和的研究对此充分肯定）却为后来的作家提供了新的思路.

[资金项目：徐州工程学院基金资助项目,编号：XKY20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