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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名著一直是我们整个人类的财富,而西方文化的影响,伴随着文学名著的到来,也以语言的形式存在着中国本土化的倾向,这也是文化的冲突后融合,并以此带动了我们整个社会的前进与发展.
一、西方语言文化的国别变体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 语言学家多数认为只有英国英语才是正宗的舶来品, King’s English或Queen’s English才是惟一标准英语.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以后,Noah Webster等人积极提出“美国英语”的主张,并于1828年出版了《美国英语词典》.尽管如此,19世纪及至20世纪初, 美国用语（Americanis）还是被看作不规范的东西.直到二次大战后,美国以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为后盾, 美国文化以不可阻挡之势,袭卷英伦三岛及整个西欧.与此同时,大量美国用语进入英国英语,有的甚至取代了传统的英国英语.1978年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的以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为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各国学者讨论了英语的两大地域变体划分―――国际使用类（International）和国内使用类（Intranational）.与会者对这两大地域变体的划分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一定共识.“国际使用类”指的是作为外语的英语变体,完全或主要用于国际间交流；“国内使用类”指的是作为母语与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变体,主要用于国内人际间的信息交流.
在漫长的扩散与发展过程中,英语通过与世界各地语言和文化的接触而产生了许多英国本土以外的变体,称之为海外体英语或英语的社会地域变体.通观这些变体,社会语言学家认为它们以三种形态存在,即作为母语（如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作为第二语言（如在印度、尼日利亚、新加坡等国）和作为外语（如在中国、日本、俄罗斯等国）.这三种形态既有同属英语,以标准英国英语为其共核的特点,也存在着相互之间和与标准英国英语之间有大大小小,多多少少差别的特征.
二、西方语言文化的中国本土化背景
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洪堡特(Humboldt)认为, 语言不仅有表达功能,而且还有认知功能,是“一个民族进行思维和感知的工具”,每一种语言都包含了一种独特的世界观.
语言习得的完成,是某种思维方式形成的标志.一个人一旦首先习得了汉语,形成了中国式的思维方式,他都将不可避免地在其英语使用中夹带中国特点.因而,中国英语的中国特点不可避免地主要由操汉语的人固有的思维模式和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所致.
英语在中国的普及程度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增多而大大加快,在这样的背景下,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现象也日渐突出.中国的英语使用者（包括在中国使用英语的外国人）以及研究人员越来越难以回避中国英语存在的客观现实,而这种存在的合理性也越来越为各方人士所接受.汪榕培（1991）、李文中（1993）都对中国英语的客观存在予以肯定.
语言接触论认为,一种语言在进入另一种语言文化时会产生碰撞,必然要受到另一种语言的结构及思维的影响,也必然要去反映这一地方的文化特色,只有这样这一语言才能在这个地方生根发芽,从而形成一种语言变体.因此,英语在中国文化环境中长期使用,就发展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本土化英语.
另一方面,中国本土化英语的存在无论对英语本身还是对中外文化的交流都是一种贡献.英语作为一种语言它有它本身的局限性,不可能全面、客观、恰如其分地反映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 中国特色的英语正好极大地丰富了英语,增强了它的表现力,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中国本土化英语作为一种媒介是英语国家人们对中国英语的特的语用方式产上了兴趣,进而让他们了解了中国.
三、西方语言文化的中国本土化趋向
社会语言学家Braj BKachru(1985)专门研究了区域性变体问题,并划分了制度型变体（institutionalized variety）和使用型变体（performance variety）,分别与前面提到的国内使用类和国际使用类相对应.制度型变体属于语言集团中多数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即内部共同语.制度化变体的变异现象已相对固定,有一定的生成与发展规律可循.使用型变体是跨文化交际中作为外语使用的语言,如作为外语的中国英语.由于交际目的的限制,其变异的不定性较大,常随说话人不同处境、语言水平以及受话人的不同态度和具体反应而变化.在我国英语无论是在学校的教学中,还是在实际使用中, 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国际交流,英语在中国的内部功能仍未呈现明显的发展趋势.
在目前阶段,虽然中国英语的语音、语篇为英语语言所接受的程度还很低,但大量汉语词汇进入英语词典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从那时到现在的20年中,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到现在,中国对外交往与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都是以前无法比拟的,虽然缺乏准确的统计数字, 但可以肯定目前的数字要大得多.
在翻译与交际中,中国所特有的事物使用中国英语远比硬套“标准英语”更容易为英语国家人士所理解和接受.“武术”译成英语为“martial arts”,很难为英语国家人士接受.而音译“wushu”已经被更多的外国人所接受.另外不少汉语借词早已进入英语辞典中,如kungfu（功夫）、quyi（曲艺）等等.
所以,在跨文化交际中,采取“入乡随俗”的原则,并不一定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在不少情况下,客观上引起了相反的阻碍作用.有人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中国人对“龙”的传统观念与西方迥然不同,难道因此在汉译英时就把出现“龙”的地方(龙舟、龙灯、舞龙等)都改成另一种西方人“感到愉快”的形象,以求得对等功能吗?那么,在以养猪业为畜牧业主体的国家,翻译《圣经》时,是不是也要把“牧羊人”改为“牧猪人”,把“羊群”改为“猪群”呢?显然,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人们借助于“存异”的原则对外来文化所获得的理解,是更加真实、更加深刻的理解,文化冲突只能在文化交流中获得统一.
随着中外交往的加深,更多英语国家人们也会日益需要加深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理解,而携带中国文化信息的中国本土化英语自然也使得这些国家的人们更直观高效地理解中国文化.另一方面英语的中国本土化能够以其无可替代的认知方式向世界表达中国人的宇宙观、价值观以及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但我们也必须看到,目前阶段这一领域的研究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未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这就需要有关各方做出更大的努力,投入更多的资源,以使此项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参考文献】
[1]张培成.使用目的与国别变体[J].现代外语,1995,（3）.
[2]]汪榕培.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1,（1）.
[3]王弄笙,汉英翻译中的CHINGLISH[J].中国翻译.2000,（2）.
[4]林秋云.作为外语的英语变体:中国英语[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8）.
[5]杜瑞清.近二十年“中国英语”研究述评[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1).
（作者简介：王向华,潍坊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