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此文是一篇文学翻译论文范文,文学翻译有关论文范文集,与也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相关硕士毕业论文。适合不知如何写文学翻译及文学作品及创造性方面的英美文学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文学翻译类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的作为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与叛逆性主要由译者主体性、译文读者和不同社会之间价值观以及道德观的差异引起的.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恰当运用创造性叛逆可以使译文增值,相反,对创造性叛逆限度把握不当,随意删减、改译或增加内容,会导致译文成为笑柄.

关 键 词 ：文学翻译 创造性 叛逆

中途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On the Creative Treaso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GAN L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of Hube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bei•,Enshi 445000)

Abstract: The creativity and treaso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are caused by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readers and sense of value and morality. The creative treason is rather positive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If the translator can use the creative treason properly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ed text may be better, otherwise, it may fall into a laughing stock.

Key words: Literary translation, Creativity, Treason

长期以来,在中国翻译界,“忠实”被视为翻译的最高标准,在理论上就出现了“信达雅”“等值”“化境”等概念.这些概念从本质上说都是将原文看作“绝对标准”,以是否忠实于原文为评判准则,而忽略了译者客观存在的主观能动性.但是,在文学翻译中,译者一直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也是一个创造性的叛逆者.

“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是法国文学社会学家Robert Escarpit于1961年在《文学社会学》中最早提出的：“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指语言）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了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Robert Escarpit,1988：137）显而易见,他的这一命题限于语言环境和语言外壳转换层面.对此,中国引进“创造性叛逆”概念的第一人谢天振从比较文学研究角度加以丰富和深化,注重了文化交流中一些有关于译者主体的创造性叛逆的问题.谢天振在其《译介学》一书中指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但是,这仅仅是理论,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和叛逆性是根本无法分隔开来的.它们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谢天振,1999：140）将这一概念引入传统译论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可以定义为,翻译过程中译者在某种明确的再创作动机驱使下完成的创造性翻译行为,是通过积极发挥和运用主观能动性,对原作在文字、结构、内容及美学效果等层面进行阐释和建构,主要表现为有意识的误译、编译、改编等.这种创造性叛逆在文学翻译中随处可见,例如,苏曼殊、陈独秀等人采用章回小说的形式从英文转译雨果的《悲惨世界》就是一例.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THE NIGHT OF A DAY'S TRAMP

An hour before sunset, on the evening of a day in the beginning of October, 1815, a man treling afoot entered the little town of D――The few persons who at this time were at their windows or their doors regarded their treler with a sort of distrust. It would he been hard to find a passer-by more wretched in appearance. He was a man of middle height, stout and hardy, in the strength of maturity；he might he been 46 or 47 years old. A slouched leather cap half hid his face, bronzed by the sun and wind, and dripping with sweat.译文：

太尼城行人落魄 苦巴馆店主无情

话说,公历一千八百五十年十月初旬,一日天色将晚,四望天涯,人随寒风落叶,一片凄惨的声音,走进法国太尼城里,这时候将交冬令.天气寒冷.此人年纪约摸四十六七岁,身量不高不矮,脸上虽是瘦弱,却很有些凶气,头戴一顶皮帽子,把脸遮了一半,这下半面受了些风吹日晒,好象黄铜一般.进得城来,神色疲倦,大汗满脸,一见就知道他一定是远游的客人了.

比较译文与原文,我们可以看出,译文从语言形式到叙事结构都发生了“叛逆”,并富有创造性.译者“创造性”地引入了章回小说的叙事结构,尤其是其叙事者所享有的叙议方式兼涉的空间和所运用的特殊叙事话语,将原作第三人称的客观叙事转变为译作中叙事者直接面对想象中的读者讲述故事并有主观倾向的叙事,背景得以衬托,叙述有声有色,文气畅然,原作似乎因此获得第二次生命.

由以上译例可以看出,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是富有积极意义的.创造性叛逆正引起越来越多中外人士的注意.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命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例如,安德列•,勒弗维尔（Andre Lefevere）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一种重写”；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t）说：“语际翻译一定会体现出译者自己对原文的创造性阐释”；乔治•,斯坦纳把翻译过程分为四个步骤,即信赖(Trust)、侵入(Aggression)、吸收(incorporation)、补偿(restitution).他在对这四个步骤的阐述中贯穿着这样的观点：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将个人的生活经验、文化和历史背景渗入了原文,使翻译变成了对原文的再创造.我国著名学者郭沫若指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前苏联翻译研究文艺学派把文学翻译看成是一种文学再创造的过程,而不是一种单纯的语言转换过程.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与叛逆性的呢?原因有三：译者主体性,译文读者和不同社会之间价值观、道德观的差异.

首先,译者是中介者,起着沟通作者和译文读者的作用,是翻译活动中的主体.译者所处的文化、历史背景、价值取向、个人喜好、语言水平等为创造性叛逆打下了烙印.译者以自己的理解和语言,对原作进行再创造,这个过程不是语言上的对应,而是艺术上的对应,这是一个创造的过程,译者主体性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其次,现代接受理论认为,文本只有在读者阅读的过程中才会产生反应,读者才是文学翻译所要面对的最后对象,也是译作是否成功的决定性力量.正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接受者都是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去理解、接受作品的.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指出,译文必须能够被读者接受,翻译过程才算真正完成.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必须考虑到译文的可接受性,所以译文读者是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诱因.最后,生活在社会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整个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体系（包括人们的行为准则、世界观、逻辑思维方式等）的制约.不同文化之间社会价值观、美学、道德观的差异有时会导致创造性叛逆.两个国家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在多大程度上类似,取决于两种文化体系的相似程度.一般来说,差异越大,产生创造性叛逆的可能性就越大,其原因就是译者为了与译语的风俗、道德观念保持一致,迎合读者的审美情趣和接受取向.

许渊冲先生曾经翻译过李之仪的名句：“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译文如下：

I live upstream and you downstream,

From night to night of you I dream.

Unlike the stream you're not in view,

Though both we drink from River Blue（冯庆华,2002:423-424.）

许渊冲先生并没有按照惯例将地名“长江”译为“Yangtze River”,而是别出心裁地译成“River Blue”,看似没有体现作者原意,其实不然.只要我们再仔细体会一下作者的创作意图,就不难发现,作者想要表达的是恋人两地分居、不能相聚的别愁离绪,至于是在“长江”还是其它什么河流,并不是诗歌所要表达的重点.译者正是领会了作者的表达重点,才大胆叛逆,充分发挥主体性,以象征忧郁的“blue”给河流重新命名,既渲染了诗歌的悲伤气氛,又避免了英语读者可能由于对中国文化的不了解而影响了对诗歌全文意思的理解,可谓是创造有理、叛逆成功的典范.

文学作品是一门文字的艺术,同时也包含深厚的文化积淀.汉语文学作品的特点使文学语言表情达意丰富深刻,有时还意在言外,内涵相当丰富,即我们常常说到的意境和神韵,这是汉语文学作品的主要价值.翻译这类文学作品时,译者是必须考虑译文读者因素的.

整个社会大环境的价值体系很多时候要求译者进行创造性叛逆.严复在翻译时,为了迎合当时的封建士大夫的诗学价值取向,更是创造叛逆得淋漓尽致.我们选取赫胥黎原文首段中的几句和严复的译文,以领略严译的风貌.原文：

It may be safely assumed that, two thousand year ago, before Caesar set foot in southern Britain, the whole countryside visible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room in which I write, was in what is called “the state of nature”等The native grasses and weeds, the scattered patches of gorse, contended with one another for the possession of the scanty surfaces oil, they fought against the draughts of summer, the frosts of winter, and the furious gales which swept, with unbroken force, now from the Atlantic, and now from the North Sea, at all times of the year等

严复的译文：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 在英伦之南, 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两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各据一壤土,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争,四时之内,飘风怒吹,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旁午交扇,无时而息等

严复以中文短句,译英文长句,句次不对而要义无失,读起来节奏感强,音调铿锵,与原文可谓貌离神合.倘若严译用的是白话,同样是《天演论》,恐怕未必能在学术界乃至整个近代中国社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当然,对于严复那一代人来说,用古文译西书,易于达意,而用通俗文体不习惯,反而速度慢,达意亦难.正如《天演论》译序所云：“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深入一层看,严复当时注意到中西文化的异质,他苦心孤诣,采用了适合中国知识分子阅读习惯和理解能力的文字,是寄希望于引起官僚和上层知识分子对他的译本的兴趣.严复了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更了解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文化心态,因此才须投其所好,写出典雅的古文来.（孙建昌,2002)

当然,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不能脱离原作的制约,译者应尽量保留原语语言文化特色,尽量符合目的语文化规范.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承认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造性活动,其绝对忠实性原则难于实现,但这不表明我们可以抛弃忠实而追求不忠实.恰当运用创造性叛逆可以使译文增值,相反,对创造性叛逆限度把握不当,随意删减、改译或增加内容,会导致译文成为笑柄.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行为,对“叛逆”和“创造”得当的地方应加以保留和发扬,对“叛逆” 不当或“随意滥造”的应注意避免,且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