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文学的价值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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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型期的中国,重大而深刻的历史性变动正时时刻刻地发生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各个角落：一是全球化浪潮以锐不可挡之势席卷而来,异族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使我国文化发展战略的问题日益严重,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任务越来越艰巨；二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而深入地转型,经济中心主义使文学必然地走向了边缘；三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信息时代提前来临,人们在阅读时以获取信息为第一需要,诗歌、小说等虚构型纯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被大众文化冲淡.尽管精英文学家不断地感慨“文学沉沦”,呼唤“读者归来”,渴望“救救文学”,但纯文学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被“搁置”了.

文学被暂时“搁置”,文学的价值与功能谁来承担此时,以传达社会真实信息为特质、又能为读者提供审美愉悦功能的纪实文学绝处逢生,在整个文学的颓势中逆流而上,反映社会现状,揭示历史迷雾,在时代长河掀起的惊涛骇浪中满足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和阅读,成为文学价值的主要承担者.

价值是人们对事物有用性及重要性的判断结果.文学从诞生之日起,一直是“有用而作”,或表达自我,或感染他人；或认识自然与生活,或丰富心灵与精神；或抒愤于强权和压迫,或示爱于亲情及友谊等无论为理想而文学,还是为文学而文学,都有巨大的价值包含其中.[1]

从渊源上说,中国的纪实文学可以追溯到文学发展的原初阶段,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在精英文学家的诟骂声中选取了“纪实文学”这一名字,尽管若干年来它并没有获得大多数文学理论家的认同,不但有人对它的命名与存在争论不休,甚至有人认为它正在衰亡、老去、枯竭,[2]但在网络、多媒体、信息技术对文学创作、出版与流通造成的巨大影响与挑战中,报告文学、口述实录文学、传记文学等交织成了庞大的纪实文学家族,使其在当代文坛上与虚构文学形成比肩齐飞、并峙的格局,进入了名符其实的鼎盛时期,“纪实文学”的名称和地位终于在异议声中得以确立.

到了2004年,“鲁迅报告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正泰报告文学奖”同时开评,因此,这一年被理论界称为“纪实文学年”.此后两年,纪实文学的强势出击越来越明显,首先,在图书市场上,纪实作品大行其道：一是反映当代现实生活中的大众题材,如《留学生另类生活调查》、《中国大学生非常纪实》、《和沙龙做邻居――中国记者亲历巴以战火一线特别报道》等；二是满足读者渴求真相、了解内幕、窥视隐秘阅读的史志、揭密类题材,如《中国秘密战》、《母亲杨沫》、《红粉青衫：郁达夫婚恋历程》、《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等,既有报告文学,也有传记文学,还有纯粹记述性的纪实写作.其次,在期刊的走向上,以纪实著称的《知音》、《家庭》等的发行市场越来越大；《北京文学》连续在头条发表纪实作品,如《人民代表冯有为》、《互联网,让谁欢喜让谁忧》、《中国人民的理财生活》等,几乎全是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大众话题；《当代》、《钟山》等众多综合性纯文学期刊改版、改刊之际也大多选择了纪实作品；《中国作家》更是择势而动,开辟了专门刊登报告文学的“纪实”版.纪实作品几乎成了“文学”的代名词,用“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独自承担起了传统文学的价值功能.

如果“2004年是纪实文学年”的说法可以成立,那么,2006年无疑就是“长征纪实文学年”.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今天,纪实文学作为一种基于特定时代应运而生的“时代文体”、作为被高尔基称为“最精彩的、无愧于时代的文献纪录”[3]的文体,得以在中国的文坛发扬光大,以铺天盖地之势在电视、网络、出版、报刊等领域形成了一股冲击波,纪录片、专题片、文献片、访谈录、回忆录、书籍、报告文学等不一而足,应有尽有.罗范懿以其活动“文化长征”署名、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信仰是怎样铸成的》一书,便是这一“宏大叙事”中的一个响亮音符.10月中旬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主题展览中特别推出了这部作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9月中上旬分别刊发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董学文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王巨才书记撰写的书评；《中国民族报》、《作家文摘》、《长沙晚报》分别开辟专栏进行了选载；各大网站更是连篇累牍地加以宣传,令人不能不对这本书刮目相看.

辗转得到这本书,自己首先就被40多万字的庞大篇幅吓了一跳,拿在手中,沉甸甸的,不知何时才能把它读完；岂料坐在公交车上刚一打开目录,就立即被书中的文字所吸引,车过家门而浑然不觉,愣是驶过两站后徒步走回了家；夜半时分,常常因为书中的情节和动人的故事而泪湿衣襟.读完了,合上了,书中“文化长征”队沿途书写的文字、篆刻的条幅、发表的演讲等却永远地驻留在了脑海中.

重走长征路之前“文化长征”活动发起人罗范懿在写给《湖南日报》的信中说：“经济的发展,绝不应伴随着人民思想的倒退；物质的繁荣,也绝不应带来精神的空虚,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可是,情爱、凶杀、恐怖的低级读物,成了不少青少年的读物,成了书商的卖点.而像人民出版社的马恩列毛传记这类书,出版六、七年了,却只发行了五千套,至今不能再版,这是时代的悲哀.”的确,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在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造成了社会道德滑坡、精神追求淡化、享乐主义抬头的趋势；网络技术、信息技术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颠覆式变革,网上同居、、私人写作、下半身写作等混淆了道德的界限.反映到纪实文学上,有的作品迎合人的动物性,比如《人之初》杂志就赫然以“亲爱的我们今天到什么地方”为题刊登文章,名为纪实文学,实则庸俗不堪,令人生厌；此外,有的作品为利,有的作品为名,有的冠以“纪实文学评奖”,可所谓的“十佳”、“十强”和“创作奖”背后,却充满了铜臭气,导致纪实文学的价值承担除了物欲,只剩金钱,有利则发,有钱则奖,良莠难分,价值错位.在这样的背景下,罗范懿这位曾经撰写过马恩列等7位名人传记作品的作家发起并实施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新长征,182天之内,他和“文化长征”队其他两名队员跨越10个省,89个县市,并以一腔热血、满腹豪情,在书中记录了沿途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感.因此,《信仰是怎样铸成的》一书应运而生.

该书通过类似专题片“历史上的今天”的结构方式,沿途对红军长征经过的地点、发生的事件等进行回忆；通过马克思放弃律师专业而选择哲学专业,立志通过撰写理论著作而唤醒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意识；通过恩格斯放弃资本家父亲的财产,笔耕不辍,20年间署名“马克思”在各个报刊发表文章资助马克思；通过为了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而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到战场,结果一家六口变成了革命烈士等例子,用杜鹃啼血般的宣讲、不凡的人生境界和披肝
沥胆写成的文字,庄严而神圣地行使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综观本书的价值,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学价值.一是思想内容.《信仰是怎样铸成的》不是介绍当年长征和今天新长征的导游材料,更不是江西瑞金到陕西吴起沿途风景的说明书,而是一部非常富有感染力和艺术价值的长篇纪实文学.在史料真实可靠的前提下,书中调动了文学创作的十八般武艺,有关于出发前动因的叙述,有关于结束后情况的说明,有关于家人阻拦的描写,有由感而发的议论,更有慷慨激昂的抒情,使书中洋溢着强烈的感彩,令读者爱不释手.二是艺术特点.全书的谋篇布局采取了一种繁枝复叶结构,主干是古今两次长征相互交叉形成的“双主线”,树枝是途中发生的故事及组织的活动,枝上的叶是历次演讲、历次篆刻等各个细节,而已逝的历史人物、文化长征队队员及受感染而纷纷加入长征队伍的人,则成了树上累累的果实,令人触目难忘.全书犹如一株主干魁梧、枝蔓丰盈、叶茎肥硕的大树,显示出作者高超的结构技巧和文字驾驭能力.三是人物形象.书中三个主要人物个个性格鲜明,罗范懿家上有85岁的老父,下有天生瘫痪的女儿；李绿森长期没有正式工作,生活拮据,有时尚须举债应急；陈赞文一家3口每月收入只有400元,一个退伍回乡的孩子当时还在待业.可就是这样三个人,在“文化长征”过程中向沿途师生和乡村干部宣讲人生观、思想道德建设、形势教育报告等70场,每一场都产生了预想不到的轰动效应.书中写到的众多普通人物也无不让人难以忘怀.

二、文化价值.一本书的出版,其价值可能是文学史上的,可能是叙述方式上的,可能是文体上的,也可能仅仅是语言上的.《信仰是怎样铸成的》在此之外,还具有一定的哲学文化价值,那就是其中包含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浓郁的人文理性色彩.当代文学批评家谢冕认为,自19世纪末至今,“忧患”就是一种贯彻始终的情致,[4]给读者带来了观念的改变甚至思想方式的变革.

人文关怀是纪实文学的根本价值取向和基本主题,自《哥德巴赫猜想》开始,中国纪实文学就带上了人文反思的色彩,后来的《命运》、《正气歌》等站在历史和民族的高度,从人文立场对那个已逝的年代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虽然纪实文学的人文关怀不是体现在直接参政议政、改变现实秩序上,但因其以最迅速的反应和最鲜明的态度反恩历史,揭露现实,从而唤醒了人们面对是非、善恶、正误时的思想取向.《信仰是怎样铸成的》一书的作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对曾经有过、现未绝迹、将来或许还会有的非人道现象做了无情鞭挞；以如椽之笔横扫财欲、权欲、勾心斗角等人性中的弱点,表达了对道德、良心、正义和理想的强烈吁求.它对读者造成的影响、它对读者带来的震撼,远非一篇文章所能描述、所能形容,而是要靠心去领悟,靠情去感动.

关于“文化长征”,《新闻阅评》是这么陈述和定义的：“湖南老区的一位县文联主席、一位全国劳模的农民作家、一位民间艺术家自动组成三人队伍,为纪念长征70周年,自筹经费等刻意磨砺自我,一心弘扬长征精神,脚起泡,腿麻木,汗透衣,人困顿,但沿途岩石上写下了他们刷写、雕刻的标语已有数百幅,他们宣讲革命领袖人生故事数十场,听众达数万人次,这支自发队伍的动人事迹先声夺人,长征的英雄伟绩是我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人的教科书”.3名队员的英雄壮举,短时间内感动了无数人.不仅如此,一路上有数不清的各界人士自动加入“文化长征”队的义务宣传阵容,既有台湾同胞,又有地主后代；既有免费提供食宿者,也有紧随其后追赶数日送去慰问品的,更有一万多名小学生和网民参加了途中发起的“万里长征万篇作文竞赛活动”.一篇题为《净化心灵的苦旅》的网上文章中评价道：这真是一次实打实、动真格的长征,他们走一路,访贫问苦一路,宣传革命传统一路,为贫困百姓做好事一路.在贵州的龙胜大桥上,遇到一位失学的初中生跪地求助,他们便冒着漫天大雪,赶往这位女学生的家乡考察慰问,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扶助了7位特困学生.在夹金山的宝兴县城,看到县委门口公布的特困生名单,老劳模李绿森立即打与老伴商量,以个人名义支持了3名特困生.

如果说纪实文学的美学品格在于其“主导精神就是立足现实、审察时代、干预社会的参与和批判精神,就是关怀人类命运与发展的人文精神,就是反对虚假、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那么,《信仰是怎样铸成的》这部用心倾吐、用手刻写、用足丈量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纪实文学作品,生动地阐释了“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生价值、怎样实现人生价值”等宣讲课题,正是作者“立足现实、审察时代、干预社会”的产物.

三、教育价值.自古以来,中国文学就提倡载道明理,改良社会,影响群治.恩格斯也曾说过：“凡是使我们陶醉而且被我们叫做永久不朽、或者简单地称为优秀的作家,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标志：他们在往什么地方走去,而且召唤您也往那边走.”[5]如果作者书写的文字对读者产生了召唤力,意味着读者本身存在的潜反射心理效应与书中的情节产生了共鸣,阅读作品时就会自然而然地将自己与书中的人物作比较,经“对位”认可,并改变原来的行为方式,文学才能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其教育价值.

《信仰是怎样铸成的》一书撰写过程中,3名“文化长征”队员始终坚持徒步行走,不避艰险,不找捷径,不住宾馆,不进饭店,歇息打尖,都是在路边的鸡毛小店和老百姓家里,尽可能沿着当年红军的线路,去体验风餐露宿、翻山越岭的极度辛劳,这本身就非常令人感动,加上作者对各种文学写作技巧的综合运用,字里行间渗透着强烈的爱憎情结和教育意义,对读者形成了明显的召唤力.在阅读过程中,读者经由语言文字进入到作品的内在空间,并通过感知、想象、理解等心理过程,充分感受到作品所展示的现实价值关系,对作者所提倡的、所反对的、所经历的、所希望的产生全面的了解,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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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信仰是怎样铸成的》一书写得洋洋洒洒,大气磅礴,对社会人生有深刻独到的体味,可读性强,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纪实文学力作,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在全民庆祝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今天,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承担了文学的价值功能,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具有重要的实现意义.也正因为它的价值承担,《光明日报》载文认为,“这是由3位基层文艺工作者在时代精神主潮中掀起的一个洋溢的浪头,是应当写入21世纪文艺运动史的一个独特而精彩的章节”[7].当下纪实文学的价值承担错位与否,直接影响到“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形成,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这在今天的文坛显得格外重要.我们都来关注《信仰是怎样铸成的》这样的纪实文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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