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困局与文学出路的清醒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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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这部新书的主要部分是他的演讲.我听过他在法国普罗旺斯大学、德国爱尔兰根大学、韩国汉阳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华文盛会（新地杂志主办）等处的演讲,还和他在香港共同进行过一场题为“走出二十世纪”的对话.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大陆时,我喜欢听他说话,那时,我和刘心武可能是他的最好听众.心武说,听行健说话,如闻天乐.我也有此感觉.出国后,山高水远,各居一方,还是喜欢听到他的声音,除了在中交谈之外,我还特别留心他的演讲,并搜集和阅读他的每一篇演讲稿.我喜欢听他说话、演讲,原因极为简单,因为他的谈论很有思想,而且思想又是那么新鲜、那么独到.在当下缺少思想的世界里,他的每次演讲,都如空谷足音,给了我振聋发聩的启迪.他醉心于文学,认定文学才是自由的天地,一再劝告作家不要从政,不要误入政治歧途,但他自己作为一个具有普世关怀的作家,却从不避世,而且总是直面人间的困境发表意见.而这些意见既“充分文学”又不仅仅是文学,他触及的是时代的根本弊病,是世界面临的巨大问题,是人类生存的种种困局.我曾说,有胆有识,二者兼备方能构成境界.而高行健正是这种兼备者.他身处海外,早已走出精神囚牢,得大自在,也早已无所畏惧,绝不俯就任何政治集团和利益集团.既不迎合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胃口,也不迎合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胃口（包括不迎合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的胃口）,只发出个人真实而自由的声音.其言论的胆魄众所周知.“胆”之外是不同凡响的“识”.我把“识”分为五个层面,即常识、知识、见识、睿识、天识.他的演讲不仅处处有“见识”,而且蕴含着许多睿识与天识.我本身是个写作者又是个思想者,对“思想”和对“语言”都有感觉,二三十年来,我被高行健打动的正是他的思想与他的语言.但能进入我心灵深处的,还是他那些抵达当下世界精神制高点的新鲜思想.

如果说“冷观”是高行健的文学特点（这一特点使他创造了“冷文学”）,那么,可以说,“清醒”则是高行健的思想特点.我本想用“深刻”二字来形容他的思想,最后却选择“清醒”这一关 键 词 ,是觉得无论是他的“冷观”,他的写作,还是他的演说,都有对世界、对人性、对文学的极为清醒、极为透彻的认知.这种认知,就像犀利的宝剑,一下子穿透事理的核心,事物的本质.我常为之震撼.记得刚出国时,我还在为远离故国而彷徨的时候,他就斩钉截铁地告诉我：“逃亡正是自由的前提”.由此,我才产生“美学逃亡”而非“政治逃亡”的思想,更是赢得告别政治牢笼的大快乐.这之后,他又写出剧本《逃亡》,剧中的哲学主题是：人可以从专制的阴影中逃亡,但最困难的是如何从“自我地狱”中逃亡.这种地狱,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即使你走到天涯海角,它都紧跟着你.这是何等清醒的思想?人贵自知之明,但自知之明绝非易事.如果不是读柏拉图,那我就会身处“洞穴”之中而不自知；如果不是读鲁迅,那我就会身处“铁屋”之中而不自知；如果不是读高行健,那就会身在“自我地狱”之中而不自知.现在有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其问题恰恰是缺少“自我地狱”的清醒意识.不知自身燃烧人性的,内心一片浑浊,却要充当“救世主”并把自己打扮成“社会正义”的化身.高行健的清醒,则是诉诸个人的良知,正视自身“恶”的无限可能,不以标准化、权威化的“社会良心”自居.他一再批评尼采,拒绝“超人”和“权力意志”等理念,认定这是欧洲十九世纪最后的浪漫.他拒绝尼采而推崇卡夫卡与慧能,其背后乃是他对“人”与“人性”的清醒把握.他认定,“超人”、“大写的人”并不真实；倒是回归“脆弱人”、“平常人”,正视人性的脆弱、荒诞、黑暗,才是人类“自救”的起点.

高行健不仅对“人性”具有清醒的认识,而且对世界、对人类生存环境、对文化走向等,也有极为清醒的认识.只要读一读本书中这些演讲以及相关的谈话与文章,我们就会明白,他给当今世界提供了一些全新的睿识.这些睿识,可概括为下述三个基本点.

第一,“世界难以改造”（但可以理解）.高行健提出“世界难以改造”的观点,挑战的是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乌托邦思潮与革命思潮,而首先打破的是中国大陆流行的习惯思维和一贯性思维.高行健和我这一代大陆知识人,从小就接受“改造世界”的宏大理念,也可以说是“抱负”与“使命”.这一理念付诸实践,产生的是乌托邦狂热与暴力革命崇拜,以为革命可以改变一切,甚至以为文学艺术也应该革命,而革命文艺也可以改造世界.与此相应,便在各领域中“推翻旧世界”,将前人一概打倒,将文化遗产统统扫荡.高行健是我认识的同一代人中,第一个清醒地放下“改造世界”的重负,从而也放下文学可以成为改造世界之奢望的思想家.高行健一再强调,文学只能见证历史,见证人性,见证人类生存条件,而不能改造世界,改变历史,所以文学不应当以“社会批判”为创作的出发点.倘若以此为出发点,只会使文学降低为谴责文学、黑幕文学、党派文学、倾向性文学,变成政治意识形态的形象注脚或形象转述.正是因为放下“改造世界”的妄念,所以高行健既反对政治干预文学,也反对文学干预政治.总之,认定放下“改造世界”的理念重负,才有自由.

第二,“时代可以超越”.认识到世界难以改造的高行健并不避世,也不悲观.他明确表示,文学应当关注社会,乃至关注种种社会问题.尽管我们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时代的条件与社会环境,但可以唤醒人的觉悟,可以超越时代的制约,也即时代所形成的政治条件与经济条件的制约.政治当然免不了权力的角逐,经济当然逃不脱利润的法则,人类社会离不开这些功利的活动,但文学却可以超越这些功利,而且可以置身于功利活动的局外,退入边缘而成为潮流外人.这就是作家诗人能作出的选择,在时代潮流中独立不移,自鸣天籁.既不从政,也不进入市场；既不接受任何主义,也不制造新的主义与新的幻相.文学可以为时代所不容,但它恰恰可以超越时代去赢得后世的无数知音,这便是文学的价值所在.

功利可以悬搁,时代可以超越,那么,超越之后作家要到哪里去?高行健又清醒告诉我们：文学应回到它的初衷,它的“原本”.文学的初衷是什么?文学的初衷是文学产生于人类内心的需要,有感而发,不得不发.文学初衷本无功利,即无政治、经济、功名之求.文学本来就不是政治学、经济学、市场学、新闻学,因此返回文学初衷才是文学的出路.他说得好： 文学不预设前提,既不企图建构乌托邦,也不以社会批判为使命.文学当然关注社会,乃至种种社会问题,然而,文学并非社会学,关注的是社会中的人,回到人性,回到人性的复杂,回到人的真实处境,才是文学的宗旨.（在国际笔会文学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

第三,“文艺可以复兴”.尽管世界充满困境,市场无孔不入,与时髦到处蔓延,但高行健确信,文学艺术仍然可以有所创造,有所复兴,大有作为.因为文学艺术本来就是充分个人化的活动,一切取决于个人的心灵状态.天才都是个案,并非时代的产物.文学艺术都是由个人去创造的,所谓“复兴”,也应由个人去实现、去完成.尽管世界乱糟糟,但有心人还是可以找到有意义的事情默默去做.米开朗琪罗、达·芬奇等文艺复兴的巨人们,他们正是在宗教的大黑暗中,借着上帝的外壳而注入人性的内涵.也正是在雍正、乾隆文字狱最猖獗的清王朝,曹雪芹却创造出中国文学的经典《红楼梦》.高行健一再说明,文学是自由的领域,但这自由不是上帝的赐予,不是他人的赐予,而是自己的“觉悟”.唯有自身意识到自由,才有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诗人在恶劣的环境中也还可以赢得内心的自由,写自己要写的作品,只要能耐得住寂寞.

高行健的这些演讲和论述,如果一篇一篇认真读下来,就会明白,他关注的是文学与文化的根本,是世界大局与未来.我出国后二十多年,一直留心西方学界与思想界,觉得西方学人确实提供了许多专业的新知识与新见解,也常对某个历史事件和某段历史行程作出了理性而精彩的评说,但少有对当下世界困局与人类前景的清醒认知与宏观把握,也就是说,还很难见到类似高行健这样清醒、透彻的思想者.我读高行健时常为自己的同胞兄弟而自豪,因为他让我看到,终于有一个华人作家、艺术家,走上历史舞台,超越“中国视野”,真正用全球的眼光与普世的情怀观察与讨论当今世界的困局,而且在那么多的领域中提出那么多新鲜的思想.高行健耗费了前半生,经历了多次逃亡,一再被批判、围剿、查禁,却仍然拥有强大的灵魂活力,又如此独立不移.2005年,我到巴黎访问他时,见到他寓所中满墙的水墨画（已在十几个国家举办过七十多场画展）和书架上几百本各种文字的高行健作品集与画集,真是感慨不已.一个质朴低调、一起从东方黄土地走出来的同龄朋友,就这样走向世界精神价值创造的高峰,提供了如此丰富的思考与作品.

高行健是一个作家、艺术家全才,他的一生,孜孜不倦在小说、戏剧、绘画乃至电影等文学艺术领域不断创新,而且不屈不挠地追寻文学的真理.他最后找到的文学真理就是真实、真诚、独立不移和对于“自由”的觉悟.难怪此书要以“文学与自由”为题,既是总题又是主题.

2013年8月2日

美国 科罗拉多

（责任编辑：庄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