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学史上的失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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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很关注文学史（或谓主流文学史）不曾提到的文学家.在古代,因为形成了不同层次的学林体系,成就不同的文人得以进不同级别的史志典籍.譬如,如果一个文人在某省有很大的影响力,那么在编撰通志的时候会将其进行详细介绍；如果影响力仅局限于乡里,则只能在县志以专文介绍,虽然在通志也可能会出现他们的名字,但只能一笔带过.这种结构对于文化的积淀、传承有很大的意义,让我们可以按图索骥,非常简便.

然而到了现当代,“地方文学史”没有形成什么气候,许多有较大影响力的作家很快淹没不闻,甚至一度在全国有影响的而最终还是未写进文学史.最近一二十年,一直提倡重写文学史,老作家梅娘还为自己写进《现代文学三十年》这部断代文学史而欣喜不已,连废名诗学的传人朱英诞也以沦陷区诗人的身份写了进去.我把这些有较大影响力的现当代作家称为“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文学史很少或根本未提及,而现当代区域文学史又未形成气候,于是他们几乎没有“抛头露面”的机会,但翻阅当年的报刊杂志,你又总是能看到他们的名字,与文学史上某某作家关系密切,甚至有传承的关系,因此关注这类“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意义非同小可,对于充实文学史、传承文化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很早以前读了沈从文作于1933年7月的《论冯文炳》一文,最后一段提及废名（即冯文炳）在当时产生的影响：“在冯文炳君作风上,具同一趋向的,曾有所写作,年轻作者中,有王坟、李同愈、李明琰、李连萃四君,惟王坟有一集子,在真美善书店印行,其他三人虽未甚知名,将来成就似较前者为优.”并在前文中又承认时下评论,自己与废名的作品最有相似性,还在此前的《〈夫妇〉题记》中承认“受了废名先生的影响”.这说明,废名当时的影响非常大,不但影响了稍后的沈从文,还影响了更年轻一代的小说家,这里沈从文还将他们四人的名字罗列了出来,而他们几乎没有一人为我们所熟知.经过多方搜查,方知王坟即后来以翻译名世的朱雯,李同愈为青岛籍的作家,李连萃则为抗战期间大名鼎鼎的东北作家群之中的李辉英,而李明琰始终不知是何人.这四人,除了李辉英写进了一些文学史著作之外,其他的皆淹没不闻,或稍稍被提及.但考诸其后的文学活动,朱雯、李同愈等皆非常活跃,与现当代文人学者均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可以说他们也完全融入了现代文学史中.

朱雯（1911―1994）字皇闻,笔名王坟等,原江苏省松江县人（今属上海）.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曾在江苏省立松江中学、广西省立桂林高级中学、震旦大学文学院、上海师范学院任教.二三十年代主攻创作,著有《现代作家》（1929）、《旋涡中的人物》（1931）、《动乱一年》（1933）、《逾越节》（1939）、《不愿做奴隶的人们》（1940）等短篇小说集或长篇小说,并有情书集《从文学到恋爱》（1931年,与罗洪合著）、散文集《百花洲畔》,期间还编有《当代文法》、《当代应用文》、《中国短篇小说年选》（1934）、《中国文人日记钞》等书,并办《白华》旬刊及《中学生文艺月刊》（与施蛰存合编）.40年代转入翻译,主要译作有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三部曲：《凯旋门》、《流亡曲》、《生死存亡的年代》、《彼得大帝》、《三个伙伴》、《里斯本之夜》等,直至逝世.近年出版有《往事如烟》（1999年,与罗洪合著,白屋丛书之一）.

1928年,朱雯考入苏州东吴大学文学院,喜读废名的小说集《竹林的故事》、《桃园》等,此时沈从文也迷恋废名的这两本风格清新的乡土田园小说,并在文坛初露头角.当时废名别具一格的文风不仅在北大校园及北方文艺界备受赞誉,即便在江浙上海一带也产生了影响.1929年,上海的《开明》、《真善美》发表拙亭、毛一波的两篇文章《关于废名〈桃园〉之批评》、《〈竹林的故事〉和〈桃园〉》对废名不凡的文学趣味、审美风格进行了高度评价,这是周作人之外发现的最早的关于废名的研究文章.毛一波（1901―1996）当时非常喜欢废名的小说,并于同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少女之梦》,引起朱雯的注意,也撰文予以评论,毛一波将其引为文学上的知己.很快,毛一波又介绍朱雯结识巴金等知名作家.当时的朱雯沉浸在诗意小说的氛围里,禁不住给沈从文（很可能也给了废名）写起信来.半个多世纪后朱雯回顾自己的文学道路深情地说：“给我影响最大的作品,是我国的鲁迅、沈从文、废名等我最初学写的几篇小说,实际上都是对他（还有废名）的作品的拙劣的模仿.”可见,朱雯晚年也坦白承认了《论冯文炳》中的观点,而该文中所说的“惟王坟有一集子,在真美善书店印行”当指朱雯1929年出版的处女短篇小说集《现代作家》.

通过阅读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特别是精读鲁迅、废名、沈从文等人的乡土小说,朱雯的文学道路发展很快.在现实中,引导朱雯文学道路的师友除上面提到的毛一波之外,更重要的是曾朴、曾虚白父子及他的老师苏雪林.在东吴大学的课堂上,朱雯喜听苏雪林的“宋词研究”课,并在《东吴年刊》上发表词作,课外却向苏雪林请教新文艺创作.假期朱雯从苏州路过上海回松江老家,总是往曾朴、曾虚白父子的真善美书店看望他们,平时也在书信中交流文艺.1928―1929年的一年多时间里,朱雯先后在《知难》、《北新》、《真善美》等杂志上发表《清虚法师的死》等短篇小说.1929年4月,他把已经发表和没有发表的十个短篇小说编成小说集子《现代作家》,由苏雪林作序,交由曾朴、曾虚白父子的真善美书店印行.

1929年秋,朱雯与陶亢德、邵宗汉成立了白华文艺研究社,并于当年11月11日创刊了《白华》旬刊,得到当时许多知名作家的支持,如朱自清、苏雪林、曾虚白、郑伯奇、赵景深、毛一波、汪锡鹏、崔万秋、严良才等,当然更多的还是发表一批文学青年的习作.这个旬刊无稿费,总共出了八期,1930年1月21日终刊,它打破了苏州冷寂的新文学文坛.其实,它的更大意义是突破了鸳鸯蝴蝶派占据苏州文坛的藩篱,给苏州陈腐的文气带来新文学的空气.另外,它也保持了《语丝》的一些风格,是在废名1930年筹办《骆驼草》周刊之前的一个小型旬刊,可以说《白华》、《骆驼草》都是在《语丝》停刊之后一些作家所作的继承工作.

《白华》的创刊,极大地提升了朱雯的知名度,与文坛作家有了更广泛更深入的交往,如结识施蛰存等新感觉派作家即是一例.更重要的是《白华》成为他与罗洪结交的一个引子.1930年1月,罗洪在松江工作,在一家杂志上看到《白华》的征稿启示,便将随笔《在无聊的时候》寄过去,此时《白华》已因经费问题难以为继,所以朱雯收到稿子后转到《真善美》,将《白华》可能不再出刊的消息告诉她.不久朱雯回松江过年,与罗洪在醉白池相会,并送一本《现代作家》给她.于是,二人更加联系密切,经常通信.1930年5月《真善美》发表了《在无聊的时候》,成为罗洪的处女作,不久又发表罗洪的第一篇小说《不等边》.朱雯与罗洪在文艺道路上相互扶持,成为亲密恋人,短短一年多情书竟达109封,于1931年结集为《从文学到恋爱》（有版本名《恋人书简》）出版,与当时庐隐、李唯建的《云鸥情书集》相映成趣.

1932年春,朱雯、罗洪结婚,前来祝贺的文艺界朋友有巴金、赵景深、陶亢德、施蛰存、穆时英,沈从文刚好赴往青岛,只能发来贺信.这期间,朱雯还为洪深主编的《每日电影》写了几篇影评.不久,朱雯大学毕业,在老家松江高中教国文.从1932―1937年,是朱雯在文艺界最为活跃的几年,他开始作为一个知名作家的身份在文坛上活动,编纂了多种书籍,如1934年的《中国短篇小说年选》等.可是,朱雯的文艺创作却因工作和编书耽搁了,从1935年开始,朱雯又开始拾起笔,写下《逾越节》.但从此朱雯的文学道路开始走下坡路.

抗战初期,朱雯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逾越节》、《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及散文集《百花洲畔》,从此基本封笔,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翻译中.可以说,作为文学家的朱雯,是以1940年为终结时间的.但是,朱雯作为继废名、沈从文之后的一名乡土田园小说家的地位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作为废名、沈从文的早期传人,相比40年代成名的汪曾祺,他应算是大师兄.在一定意义上讲,回顾废名、沈从文一派乡土小说,除了联系汪曾祺,也应将朱雯等人作为一环填补进去,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史上也应写下“朱雯”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