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文当代创作梦想陨落探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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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沈从文的研究中,学界经常把1949年作为沈从文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的终点.但从沈从文在当代的文学活动实际情况来看,其文学创作并未终止.可以说,从1949年4月沈“大病”(指精神迷狂)初愈后,直到60年代后期,他都一直在寻找恢复用笔能力,期望用笔来为新时代服务.然而,纵观沈从文在50～60年代的创作试笔活动,大多以失败告终,除了留下一些未能发表或不打算发表的作品和少量残篇断章外,真可谓成绩寥寥.其以土改为背景的关于新时代农村典型人物的书写和以新主义革命为背景的革命英雄人物历史传奇的创作均胎死腹中.沈从文作为一个在现代文坛就已成熟的大师级小说家,在进入新时代后,其创作梦想一再破灭,这本身就是一个深具研究价值的学术话题,对它的梳理和探寻可以引发我们对从旧时代过来的作家在进入新时代后发生创作断裂问题的认识.

1948年末,沈从文曾给自己在未来新时代的创作前景做出了预测:“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情绪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

虽然,沈从文在这里指出了搁笔的必然和导致搁笔的因素是由年龄、性情和用笔方式所致,但其实,导致沈从文在当代创作失败的因素要复杂得多,它不仅与上述因素有关,同时也与新时代对沈过去文学成就的完全否定因素,与沈在当代的工作、生活环境因素,与沈日渐增长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日差因素,特别是与新的文学规范、文艺批评、文艺运动、政治运动等重要因素有关.下面是笔者对沈从文在50年代至60年代创作失败的原因分析.

沈从文在50年代至60年代的创作试笔活动先后有三次比较大的:建国初期(1950～1952),“百花”时期前后(1956～1958)和“小阳春”时期(1960～1962).

一、

建国初期,沈从文出于新时代巨变的感召和融入新时代的愿望,以及难以割舍的文学情愫,屡屡表示要用笔来为新时代服务.从沈从文当时肯定文艺应与政治宣传相结合的思想情况来看,他显然已经领会并接受了《讲话》精神,从沈在这时期试笔选用的题材和表现方法,即写新时代的劳动模范和典型人物,用阶级分析方法来写农村生活,用新时代的话语来叙事等等,都可以看出沈是在努力遵循新的文学规范(选择新的主题,塑造新的人物,采用新的语言、形式).

为了实现书写新时代农村生活和典型人物的愿望,沈从文在1951年10月至1952年2月间,到四川内江县参加土改.期间,他给妻子张兆和写信道:“这次之行,是我一生重要一回转变等”“一定要好好的来从乡村人民学习,来恢复自己用笔能力,用到应当用处去等”又道:“这么学习下去,三个月结果,大致可以写一厚本五十个川行散记故事.有好几个已在印象中有了轮廓.特别是语言,我理解意思,还理解语气中的情感.”

尽管沈从文对土改创作寄予了很高期望,但从实际的创作情况来看,他在土改中预许的系列小说没有写成,已计划的“川行散记”没有出现,算得上文学创作的只有一篇小说,一篇杂记.小说《老同志》早在革大时就已构思,它以一位姓魏的炊事员为原型,来歌颂朴素的劳动者.但小说写得不成功,他反复修改了七次,曾将小说寄给当时的《文艺报》主编丁玲,恳请她给以指正,但小说在1952年终被刊物退稿.客观地说,这篇小说不大像小说,颇似一篇好人好事的表扬稿,文字也不好,拿不出去.沈从文感到,以前自如的文字没有了,现在滞住了,文字能力受到很大制约,面对的障碍太多,结果什么也写不好.杂记《中队部》取自沈从文经历过的一段土改生活.从文本来看,这是一个记录,所有内容是一个知识分子身份的土改工作队员接听上级时的工作汇报.杂记虽然文本信息丰富,反映了当时文学的许多特征,但以文学标准来衡量,实乃一篇失败之作,因为小说中并没有塑造成功的人物形象.与小说创作失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土改书信写作获得了成功,四个月就留下了长篇书信50篇.更具意味的是,沈从文按照新的文学规范的小说试验虽然失败了,但他后来采用熟悉的写作方式创作的土改小说《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1955年初作,1958年修改)却深具文学意味,堪称50年代创作试笔中难得的佳作.这种复杂的创作现象表明导致沈从文在建国初期的创作失败显然有着更为复杂的因素.

沈从文在50年代初期的现实处境和精神心理状态对其创作有着极其不利的影响.一是新时代对沈从文过去文学成绩的全盘否定几乎摧毁了他从事文学创作的自信心.先是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一文对沈从文进行了政治贬低,说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随之第一次文代会又将沈拒之门外,再是1953年开明书店通知沈从文,由于作品已经过时,他在该店已出版和待集印的各书及其纸型,已全部销毁.这一连串的否定在沈从文的心灵上留下了深重的伤痕.沈在这时期给亲友的书信中,经常以一种委屈、哀怨和近乎绝望的悲观心情诉说自己作品被否定的惋惜.在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沈从文不无悲哀、伤感地写道:“小说完全失败了,可以说毫无意义,在家中的也望一切烧掉,免得误人子弟.”这种对创作自信心的打击严重损害了沈从文的创作能力.在一封致妻子张兆和信中,沈从文写道:“然而直到目前为止,文字在我头脑中,经常还只是如一盘散沙,不相粘附,各自存在,意义毫无.”二是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工作,由于历史问题,他在政治上处于被压制状态,工作得不到支持,处处被动.据说:历史博物馆及国家文物局历任领导对沈从文的“转业”充满复杂而微妙的情感.有的领导认为沈从文转行是文人来避风,文物界有无他没关系.同时,过去相熟的朋友也逐渐疏离他.这种处境形成了沈从文孤独、抑郁、伤感、悲观的心理状态.三是沈从文缺乏从事文学创作所需要的完全自由支配时间.这时期,沈从文在给亲友的书信中,经常无可奈何地谈到创作对自由支配时间的需求.在致友人道愚信中说:“我在博物馆做职员已好几年,一天在坛子罐子中转等关于写作问题,实在已相当生疏了等前年在四川土改了大半年(实为四个月),本意或写点什么看看,用个和一般不尽相同的方法来处理.不意一回来还是坛子罐子,签到办公,什么自然都不用提了.”四是沈从文在创作中精力的高度消耗与身体健康状况难以适应之间的矛盾.50年代初,沈从文在给亲友的书信中,经常有点悲观地谈道:“我的体力可惜也快衰了,做什么都不大济事了.”后来,随着年岁增长和身体健康状况的恶化,这种因体力难支而不利创作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五是从建国初期就陆续开展的一系列文艺批判运动给沈从文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压力.我们知道,沈从文在现代文坛上曾多次与左翼文化界发生碰撞,积怨甚深.黄永玉曾谈到沈在1949年“转业”的动因时说:“沈从文先生当时下决心不写小说,恐怕他也没有太多的预见性,不过只是退出文坛,省却麻烦而已,也免得担惊受怕.”在50年代,文艺界的批判运动风浪迭起: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紧随其后是批判萧也牧创作倾向,1954年批判胡适、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主观唯心论,1955年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等这接踵而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文艺批判运动,使沈从文如履薄冰.据说,艾芜对曾参加过四川土改的沈从文没有作品问世,一直感到不解,后来才得知系“不敢写”之故.

虽然,沈从文在50年代初期的现实处境和精神心理状态对其创作失败难辞其咎.但是用它们来解释沈从文在建国初期复杂的创作现象显然还缺乏说服力.如果我们细心分析,就会发现在沈从文建国初期成败互参的创作现象中其实呈现着两种面貌:“人的文学”和“人民的文学”.可以说沈从文在建国初期的创作失败实质上是这两种对立的文学观念相互冲突的结果.

诗人袁可嘉在《论新诗现代化》中谈到“人的文学”和“人民的文学”.指出:“‘人的文学’的基本精神:坚持人本位或生命本位,坚持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而‘人民的文学’的基本精神:坚持人民本位或阶级本位,坚持工具本位或宣传本位(或斗争本位).”(8)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直存在着“人的文学”和“人民的文学”两个潮流.建国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倡导的“人民的文学”一统天下,成为文坛的主流.而“人的文学”则被整肃,逐渐失去生存空间.

沈从文进入新时代后,在政治压力、时代氛围和家庭环境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立即向“人民的文学”靠拢.《讲话》明确指出:“作为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才能使文艺与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相结合.现在的问题是,经过思想改造的沈从文,怎样才能使自己的创作与新的时代和新的群众相结合,换句话说,要使自己的创作为时代和群众所接受就必须按照“新的文学规范”的要求进行创作.为此,沈从文在建国初期利用土改经验进行新写作试验,但是,新写作方式所依据的文学观与其“人的文学”的观念发生冲突,致使创作陷于困境,小说《老同志》和杂记《中队部》均告失败.怎样解释土改书信和土改小说《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获得成功,笔者认为,这是沈从文被理智压抑的“人的文学”的传统又复活起来.这两个成果,前者是私密性的书信,人的精神活动可以自由展开,不受牵制羁绊.据说,沈从文1951年11月19日给夫人的信,一口气就写了近七千字,一个文章圣手,在孤独静默里的思想,真正是神驰八极、心游万仞.而后者,沈从文知道它不“应时”,也不打算发表,故而写作时,笔就能放得开.抑或说,沈从文是想通过它们探出一条新路:既应时,又能保有一定的创作自由.于是,在土改书信中出现了大量的与政治内容极不协调的,有关乡土风情、日常生活、生命形态的个人叙述.不难发现,这类个人叙述既带有文学的个人化特征,又带有新时代的特征,如书信中出现的政治术语和表现思想认识的高调话语.在土改小说《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既看到俏皮、幽默的语言让地主丑态百出,又看到阶级斗争分析方法的使用.由此,我们看到沈从文在建国初期创作中的矛盾情状,可以说他是在“人的文学”和“人民的文学”之间游移,他在试图寻求一种新的写作途径:用个和一般不尽相同的方法来进行创作.用沈从文的话说:一方面有红绿灯的限制,一方面自己还想走路.但即便是这种打了折扣的创作自由梦想在文学走向一体化的现实面前还是行不通的.

二、

沈从文对文坛有着一种特殊复杂的情结,在他离开文坛的岁月里,他魂系文坛,始终关注着文坛的动向.而当他有机会“归队”时,他却慎之又慎,特别是在文艺运动风浪滔天的时刻.

1956年的春天,沈从文的人生曙光初现.这年1月,经周恩来提议,沈从文作为特邀代表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第二次会议.在会上,沈从文激动地表态道:“努力做一个时代的新知识分子,把学到的一切有用知识,全部贡献给国家.如果体力许可,还要努力恢复我荒废已久的笔,来讴歌赞美新的时代、新的国家和新的人民.”沈从文的心声立刻得到文艺界领导层人士的赞同.

从沈从文这时的思想状态来说,他也渴望归队,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对文学怀有难以割舍的挚爱情结.在他内心深处,一直认为离开文学很可惜,总梦想在文学上健步如飞.另一方面是源于他对文学创作强烈的自信.早在1934年1月,沈从文在荣归故里的船上,就颇有自信地向新婚妻子写道:“我想印个选集了,因为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时隔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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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份创作宏愿到1958年后便烟消云散.探究其因,我们似乎可从这份《创作计划》中窥出一些蛛丝马迹:一是沈从文担心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难以适应创作活动所需要的高强度体能消耗.据说,沈在建国后的许多书信中,一再给亲友谈及这个影响创作成败的重要因素.在《创作计划》中,沈写道:“我写什么,照过去经验,是要集中来作到头脑近于疯的情况下,文字才见出生命的！”由此可知沈从文在创作中精力损耗的一斑.另一是沈从文在《创作计划》中颇有顾虑地谈到他的用笔能力:“已经有近十年不曾好好的用笔,手中的笔是否还能恢复过去的活泼,并无多大的把握.”但从1957年8月作协安排沈从文在青岛创作的实际情况来看,他的两个顾虑不复存在.在8月13日的一封家信中,沈从文对妻子谈到在青岛的创作情况:“在这小房间里,五点即起来做事,十分顺手.简直下笔如有神,头脑似乎又恢复了写《月下小景》时代,情形和近几年全不相同了.如一年有一半时间这么来使用,不知有多少东西可以写出！即或是写诗,或戏剧,也一定会有意料不到成绩.因为似乎生命全部属于自己所有,再也不必为上班或别的什么老像欠债一般,还来还去又总不会完等这里却真做到了自己充分支配自己,写什么尽管同样用力大,而相当累,躺个一天半天,又回复过来了.”但是,如此佳的创作状态为什么没有结“果”呢从这时期张兆和给沈从文的一些书信中我们可以觅得问题的症结所在.

据说,沈从文在青岛曾经完成了一篇以打为题材的小说.但妻子张兆和的阅读印象却给他兜头泼了一盆冷水:“拜读了你的小说.这文章我的意思暂时不拿出去.虽然说,文艺作品不一定每文必写重大题材,但专以反对玩为主题写小说,实未免小题大做,何况是不是危害性大到非反不可,尚待研究.即或不是在明辨大是大非的运动中,发表这个作品,我觉得也还是要考虑考虑.我希望你能写出更好一些,更有分量的小说,因为许久不写了,好多人是期待、注意你的作品的,宁可多练笔,不要急于发表,免得排了版又要收回等你最好能多看几篇现在作家的新小说,知道一点创作情况和水平.”在以写“重大题材”和“英雄人物”为独尊的时代,作家创作的题材选择势必联系到他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态度,何况对于沈从文这位有着复杂历史背景的“灰色”知识分子来说,更应在题材选择问题上避嫌.那么沈从文为何会出现这次选材上的失误呢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沈从文对新的文学规范的一次“违规”,认为只要是采用正确表现方法(现实主义)宣传政治思想意义就行了,至于题材选择范围略可放宽.联系沈从文在建国初期土改书写中的那次“违规”(题材正确,表现方法略可自由),这次创作实质上依然是沈从文在试图寻找一条新的创作之路:既能宣传政治,又能保有有限的创作自由,归根结底,还是他的自由主义文学观潜在地起作用.换句话说,沈从文虽然在思想认识上已经认同了《讲话》精神,但在具体创作中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滑到了自己熟悉的老路上去.这种创作情况在被改造过的旧时代作家中比较普遍,尽管他们经常提醒自己注意新的文学规范,但在具体的创作中还是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8月14日,张兆和在致沈从文的信中说:“好作品少,编刊物是有困难的等发表太多写小资产阶级不痛不痒的东西也不好,读者也有意见.搞运动,许多作家一时都不能执笔,估计在一个时期内组稿会有困难.有意义而又非常吸引人的扎扎实实的作品为数不多.而艺术性较高的几篇现在又证明问题严重.怎样就能写出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益的好作品,空谈不行,恐怕作家们还要在创作实践中探索几年.”张兆和作为当时《人民文学》的编辑,她对文艺形势和政策很了解,其信无疑给沈从文敲了一次警钟.

这时候,“反右”狂澜已经席卷全国,沈从文的一些熟人朋友,丁玲、彭子冈、萧乾、陈梦家、程应等都被打成“”.文艺界变幻莫测的气候再次使这位饱经政治运动风浪冲击的作家不寒而栗.在这时期沈从文与亲友的一些书信中,明显可以看出他谨言慎行,处于戒惧的心理状态.8月20日,沈从文在致张兆和的信中写道:“选集序,我想如果不发表,就不用好.书中那篇如来得及我也想抽取.我怕麻烦.如已用,似得把你说的‘德不孤,必有邻’删去.”11月3日,沈从文在给大哥沈云麓信中,其担心创作受政治牵累的惧怕心理就更为明显,他说:“等小说可并不怎么好写,批评一来,受不了.”“解放后,有些人写近代文学史,我的大堆作品他看也不看,就用三五百字贬得我一文不值等这也真就是奇怪的事,一个人不断努力三十年工作,却会让人用三五百字骂倒,而且许多人也就相信以为真.令人感到毁誉的可怕,好像凡事无是非可言.看到那些不公的批评,除灰心以外还感到一种悲悯心情等”本来,沈从文在50年代后期是打算“归队”的,他想回到魂牵梦萦的创作队伍中去.但是,文艺界风浪的险恶却使他在文坛门前冷静地选择了退却,他又退回到那个消磨他创作的文物研究中去.他悟出:在一个政治气候变幻莫测的时代,做一个文物研究的技术干部还是要比做一个“多嘴多舌”的作家人生风浪要小得多.如果说沈从文在建国初期选择远离文坛是直觉上的躲避“麻烦”,那么现在选择从文坛退却则是一种成熟的理智行为.

三、

进入60年代的沈从文虽然打消了“归队”的念头,但他依然希望在文学创作上立功.他重启书写革命英雄人物历史传奇的创作计划,决心把酝酿已久的张鼎和烈士一家的革命事迹书写出来,了却二十多年来萦绕心间的创作心愿.

1960年夏秋之际,沈从文两度到河北宣化向张鼎和烈士的夫人吴昭毅和女儿张小璋搜集材料.至此,沈从文为创作这部小说已经陆续积累十万字的材料,创作时机基本成熟了.沈从文颇有信心地给夫人写信说:“如照过去经验,能试写三章成功,以下即不会有什么困难了,即照写《边城》方式一星期写一章,年末完成初稿是可望的.如试写一二章文字无条理,头又转重,恐就得另想办法了.”

约在9月中旬,沈从文开始整理小说材料进行创作.从现在留下的遗稿看,小说仅仅试写了一个章节(《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沈从文便写不下去了.陷于困境的原因我们可以通过沈从文在9月18日给大哥沈云麓的信觅得一些:“我近来正在起始整理小说材料,已收集了七八万字,如能写出来,初步估计将会有廿五万字.目前还不决定用什么方法来下笔.因为照旧方法字斟句酌,集中精力过大,怕体力支持不住等如照普通章回小说写,倒不怎么困难,但是这么一来,将只是近于说故事,没有多大意思,一般读者可能易满意,自己却又不易通过等近来写作不比过去,批评来自各方面,要求不一致,又常有变动,怕错误似乎是共通心理,这也是好些作家都不再写小说原因,因为写成一个短篇非常费事,否定它却极容易,费力难见好等我最大困难,还是头脑已不甚得用,文字表现力也已经大半消失,许多事能记忆,可再不能通过文字组织来重现,真是无可如何.”在这封信中,沈从文谈到困扰已久的小说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也谈及对健康状况和创作能力的担忧,然而更使他忧虑的是小说产生后所可能招致的批评.在过去的创作试笔中,沈从文一直试图在小说的题材和表现方法之间寻找一个通道:既宣传政治,又能有一定的创作自由.再确切地说,沈从文是想在题材选择符合时代要求的前提下,能够用他自己熟悉的表现方法.但是他很清楚如果这样创作难获通过.可是如果完全按照“新的文学规范”,他则写不出来.经过十多年的文艺运动风浪,沈从文深知要创作,就必须完全按照“新的文学规范”.现在,他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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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停止创作,沈从文当然不甘心.这既有他作为湘西人不服输的血勇,也有他对文学创作强烈的自信,还有他对低劣作品充斥现今文坛的不满.住院期间,当身体健康状况稍有好转后.一种重操旧业的想法再度抬头.沈从文在写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说:“看看近来许多近于公式的歌剧、话剧及小说,写土豪、劣绅、军官等等恶人不够深入,写好人也不怎么扎实,特别是组织故事多极平凡,不亲切,不生动,我还应当试把笔用用,才是道理.”为了适应中国革命文学的要求,沈从文决心学习当今文坛推崇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此,沈从文悉心阅读了俄国19～20世纪著名作家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的作品.他认为:屠格涅夫在背景描写上加工,有长处.写人分析较少,让人从谈话中见性格,见思想,方法上还是有长处,比之于托尔斯泰时时用解释方法分析情感,倒是屠的方法比较自然.其实,在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上,沈从文一直就对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把人和景物相错综在一起”的手法颇为赞赏,“认为现代作家必须懂得这种人事在一定背景中发生”的情况这是因为,屠格涅夫小说中的抒情性和自然性非常契合沈从文的文学追求.在比较了这些大作家写作上的优长后,沈从文又激起了创作信心.他曾对大哥在信中说:“近在这里看了些托尔斯泰、高尔基的作品,似乎都还可从我手下产生.所缺少的是充分自由支配时间而已”.“估计写出来不会太坏,可兼有《红旗谱》、《我的一家》两方面长处.” (31)同时,他还在与妻子的通信中详谈道:“看看这些19世纪作品,有另外一种好处,即使我引起一种信心,照这种方法写,可以写得出相等或者还稍好些作品,并不怎么困难.难的不是无可写的人,无可写的事,难的是如何得到一种较从容自由的心情,来组织故事,进行写作.难的是能得到一个较从容的工作环境,成熟生命还是可以好好使用几年的等最难的是作品写出来后,既能为自己批准,又能满足客观要求.这种矛盾统一是不容易的”.就在这封信中,沈从文又一次提出对“从容写作”的渴求,这个愿望几乎是他这时期与亲友通信中在谈到创作问题时一个必谈的话题.沈从文是希望按照屠格涅夫的方法(浪漫抒情方法)写作的,这是他熟悉的方法,可是这种方法当下可能不被通过,他不熟悉托尔斯泰的方法(现实主义方法),因此,他非常渴望有一个从容的写作环境.这时期,在与弟子汪曾祺的通信中,沈从文坦露了他对时下文艺批评的惧怕心理:“万一有个什么人,在刊物上寻章摘句,以为这是什么‘修正主义’,如此或如彼的一说,我还是招架不住,也可说不费吹灰之力,一切努力,即等于白费.想到这一点,重新动笔的勇气,不免就消失一半.”沈从文和汪曾祺(在50年代后期“反右”中被补划为)都曾深受过这种"寻章摘句,上纲上线"的意识形态文艺批评之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沈从文极为复杂的矛盾心理.归根结底,沈从文还是需要一个从容的写作环境.

从1960年冬开始,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使文艺领域出现了一个“小阳春”气候,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沈从文对写作环境的要求.1961年春,中国作协派人与沈从文联系,希望他回到自己的老本行,从事写作,至于写什么,完全由沈从文自己决定,不一定非要写新题材,也可以写五四以来的社会现象,总之是让沈从文按照自己所习惯的方法进行创作.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作协方面愿意提供一切便利.在作协的安排下,沈从文于6月底到青岛,当即投入小说写作中.他给大哥写信说:“本月能写出三四章,出个二万字左右,即明白如何继续下去了.我主观想这么办得到.”

很快地,沈从文的青岛创作又搁浅了.7月18日,沈从文在青岛写信给中国作协副秘书长张僖,谈到自己的写作状况:“等头脑能否使用到过去一半样子,也无多大把握了,毛病是一用过了头即有些乱,过一阵子又才回复.心脏部分不太严重,已不容易好.初步拟想把所收小说材料重誊一份,理出个顺序线索.万一我不能用,另外同志还可利用这份材料.”表面看来,沈从文的身体健康状况是导致这次创作失败的关键因素.其实,深层的问题是沈从文的头脑中框框太多,这部小说从构思、题材到风格都与他早年的写作方式有着很大的距离.尽管沈从文想极力适应时代的要求,但在其内心深处,“文学”依然是一个极其神圣的所在,来不得半点虚假.换句话说,他不习惯用目行的“现实主义”方法进行创作.在这时期,张兆和致沈从文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不愿创作的真实心理是惧怕文艺批评:“我觉得你的看法不够全面,带着过多的个人情绪,这些个人情绪妨碍你看到许多值得人欢欣鼓舞的东西,惹不起你不能自己的要想表现我们社会生活的.你说你不是写不出,而是不愿写,被批评家吓怕了等当初为寻求个人出路,你大量流着鼻血还日夜写作,如今党那样关心创作,给作家各方面的帮助鼓励,安排创作条件,你能写而不写,老是为王瑶这样的批评家而嘀咕不完,我觉得你是对自己没有正确的估计.至少创作上已信心不大,因此举足彷徨无所适从.”当然,沈从文在青岛关于创作的复杂矛盾心理,即使作为妻子的张兆和也是难以完全体察的.沈从文并非不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创作机会,作为一位在文坛上饱经文艺斗争风浪的老作家,他深知在当下像他这类从旧时代过来的文人是难以进行创作的,因为他们的文学观和熟悉的用笔方式与当下格格不入.在青岛期间,沈从文对他心目中的文学创作和当前文坛之间的矛盾进行了深刻思索.他写道:“等惟独在文学作品中却过分加重他的社会影响、教育责任,而忽略他的娱乐效果(特别是对于一个小说作家的这种要求).过分加重他的道德观念责任,而忽略产生创造一个文学作品的必不可少的情感动力.因之每一个作者写他的作品时,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效果,教育效果,道德效果.更重要有时还是某种少数特权人物或多数人‘能懂爱听’的阿谀效果.他乐意这么做.他完了.他不乐意,也完了.前者他实在不容易写出有独创性独创艺术风格的作品,后者他写不下去,同样,他消失了,或把生命消失于一般化,或什么也写不出等这不能怪客观环境,还应当怪他自己.因为话说回来,还是‘思想’有问题,在创作方法上不易适应环境要求.即‘能’写,他还是可说‘不会’写.”沈从文在这里剖析的是当前文坛现象,当然包括他自己,也包括一大批在文坛上"不从容"的作家.由此可见,沈从文在青岛写不下去的主要原因既不是他的用笔能力,也不是身体条件,而是他担心写出来会不会出问题,能不能适应新社会.

1961年冬,沈从文随作协组织的作家代表团到江西各地学习参观.期间,沈从文写了不少歌颂新时代巨变的诗歌.在三年困难时期,沈诗中的这种明亮格调是难能可贵的,这些诗很快在《人民文学》、《星火》、《江西日报》、《光明日报》等刊发表,沈从文似乎又进入了文学创作的“喷发期”.然而,拟议中的长篇小说却迟迟不能动笔,又拖延了下来.至于原因,他在家信中有所流露:“写文章如像给你写信那么无拘束,将多方便,还可写多少好东西给后来人看.”可是这只是一个理想,现实世界永远有那么多清规戒律,他所打算继续写作这部长篇传奇,很快地便偃旗息鼓.翌年初,沈从文在给张兆和的信中谈到这次创作搁浅情况:“我们生命里装的社会是后来人不易理解不易设想的,我正估量到用个方式保留下来,可能还是用《猎人笔记》或《湘西散记》手法来安排比较便利,但是效果却不能如托尔斯泰的大,尽管内容原料是相差不多的,表现形式将影响到读者.正因为这一点,四哥那个小说长期以来不好如何下笔.不知用某一方法,即比较容易处理而对读者却易于领会.我对一般方式(如《红旗谱》、《青春之歌》)不拟采用,应还有更合我本来长处相配合的表现法,但是又受材料的现实性束缚,反而难于下笔等我不希望用《红旗谱》那种手法取得成功,可是自己习惯的又不大易和目下要求合拍.因之搁下来了.”沈从文最终因小说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难以确定,又惧怕文艺批评,致使这部萦绕心中长达二十多年的创作梦想归于流产.

1962年8月后,“阶级斗争”又成了主调.文艺界的风声转紧.此后,沈从文自觉地与文坛拉开了距离.1965年10月,沈从文在致程应信中说:“此后写作恐不大好办,而批评则省事易学,因任何著作,若一经点首可以公开批评,总极容易用目下要求评倒也.”“文学创作方面早已不抱任何幻想,即做一读者资格也可怀疑.”这时期,中国已值前夜,饱经政治风浪冲击的沈从文从此彻底打消了涉足文坛的念头.

开始后,沈从文还是被抛了出来,检讨60多次,被抄家8次,他千辛万苦整理的小说材料被付之一炬,这部革命历史传奇小说最终成了他的一桩未能完成的心愿.

沈从文在当代创作梦想的陨落在旧时代转变过来的文人中是个典型代表.这个典型个案有力说明了旧文人的思想、立场的转变,世界观的改造并不能彻底解决他们在新时代创作中出现的困境.正如沈从文在48年末的时代转型之际所预言的:“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在那个以“新的文学规范”为独尊的时代,沈从文是这样,巴金、曹禺、老舍等一代继承五四文学传统的作家又何尝不是这样！

注释:

(1)沈从文:《致吉六――给一个写文章的青年》,《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8卷,第519页.

(2)(3)(5)沈从文:《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121页,第156页,第313页.

(4)沈从文:《复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376页.

(6)沈从文:《复道愚》,《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377～379页.

(7)黄永玉:《这一些忧郁的碎屑》,《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8) 袁可嘉:《“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13～116页.

(9):《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卷,第851页.

(10)沈从文等:《今日文学的方向》,《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上),洪子诚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页.

(11)沈从文:《沈从文的发言》,《人民日报》,1956年2月9日.

(12)(13)沈从文:《致张兆和》,《从文家书》,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第255页.

(14)陈徒手:《午门下的沈从文》,《人有病 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15)(21)(24)(26)沈从文:《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20卷,第168页,第185页,第192页,第463页.

(16)(25)(27)沈从文:《复沈云麓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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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沈从文:《一点回忆、一点感想》,《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427页.

(18)(19)(20)沈从文:《创作计划》,《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509～510页.

(22)(23)张兆和:《致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0卷,第183～184页,第187页.

(28)(36)沈从文:《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21卷,第14～15页,第154～155页.

(29)凌宇:《沈从文谈自己的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1期.

(30)沈从文:《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21卷,第10页.

(31)(32)沈从文:《致汪曾祺》,《沈从文全集》,第21卷,第19～22页,第64页.

(33)沈从文:《复张僖》,《沈从文全集》,第21卷,第75页.

(34)张兆和:《致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1卷,第76页.

(35)沈从文:《抽象的抒情》,《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533～536页.

(37)沈从文:《致程应》,《沈从文全集》,第22卷,第3页.

(作者单位:山西省运城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