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哪,这个爪哇土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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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曾说,他很喜欢福柯的一句话：“通过写作改变自我.”他之所以写作,是想以此“提升”自己,他之所以“赖在文学上”,是想在这个圈子中“找到一个立脚点”,从而“攻击这个圈子,攻击整个阳的世界”.王小波总是没正形,写的小说没地方发,“连作家协会和文联也没参与”,不过他倒是很有作家的自信,而且是十分自觉的“严肃作家”——他的严肃是对小说艺术的严肃,他追求从语言到结构的“处处完美”,但是不自恋,不装,他没有一笔一画地塑造作者的完美,只是试图用文字开创一种“有趣的事业”,顺便刺激刺激这个“无趣的世界”.也许这就是他的“立脚点”吧.如果没有这样的立脚点,他能否从可怕的、模式化的泥坑里站起来,成为一个不甘没落的作家?如果缺少与庸俗势力对抗的勇气,他能否远离浮嚣,以澎湃的想象力造就自己的精神家园?王小波年轻时就在情书里说：“你知道我这世界上最珍视的东西吗?那就是我自己的性格,也就是我自己思想的自由.”可见,在他内心深处,早就埋下了一颗蒺藜的种子,它生根发芽,长出恣意伸展的枝蔓,也开花,也结实,也长刺,那刺先是鲜软,后是干硬,它会扎人,更会扎自己.王小波确是这样,他不愿意当别人手里的“行货”,只想写出一两部“一流的小说”,虽然他表面上大大咧咧,老要绕着弯子耍贫嘴,但总未抛弃他的立场,因此,他的人和作品一样诚实,让你觉得他的作品真的像一些“发出的信”：他以他的个人独白,和未知的收信人对谈.

作家的魅力不就是由此而来吗?起码,他不是养在圈里的乖乖猪,不是老虎身上的老狐狸,他有脑子,敢怀疑,能断决,他自我而不唯我,他像一个孩子,任性地退回自己的房间,仿佛遗忘了整个世界,却又惦念着整个世界.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2008年在北大附中的演讲有一段话深得我心,他说：“一位小说家也许貌似整日都在游戏,而他其实担负着最深沉的信念,深信自己比他人更加严肃地看待人生.这是因为,他能够以孩子独有的方式直抵事物的核心.他能找到勇气,为我们曾经自由自在地玩耍的游戏设定规则,同时他感到,自己的读者也会为同样的规则、语言、词句,乃至整个故事动容.所谓好的创作,就是要读者们说：‘我自己也想这样说,只是羞于让自己变得那么孩子气.”’——作家不是需要“伟大的品质”么?这伟大品质就是“孩子气”?这“伟大”的标准竟是这么“低”?然而就是这样“低”的要求又有几多人能达到呢?我们总是过于老练,过于清醒,总是拿麻木当理性,把肉麻当有趣,所以我们的艺术总是恶俗的艺术,我们的人生总也是荒谬的人生.人类之所以还需要纯正、轻逸、睿智的艺术,不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太过秽浊、太过繁重、太过乏味?从事艺术就是捕捉存在的诗意,寻找活命的理由,不然,这世界岂不成了物的垃圾场、欲的幽冥地?真正的作家、艺术家就是那些身上藏着“孩子气”的人,他们忘我、忘情地投入到没有尽头的游戏中,为了在白天观察星辰,不得不沉到痛苦的井底.惟其如此,这世界才不尽是晦暗昏聩的世界啊!

这世上的泥污何其多,能够干净逃脱的心灵又何其少.就像王小波所说：“有很多的人在从少年踏入成年的时候差了一步,于是生活中美好的一面就和他们永别了,真是可惜.”“在人世间有一种庸俗势力的大合唱,谁一旦对它屈服,就永远沉沦了,真是可惜.”

人都是要长大的呵,为什么有人留住了美好,有人倒向了庸俗?也许就是因为“差了一步”,这一步如此关键,诗与非诗的分野缘此产生,于是有人走向澄明,有人堕入泥污.年轻时的王小波就是一个对“平庸生活”、对“庸俗的一切”、对“渺小的行为”、对“粪便一样的文化”怀有“狂怒”、“沸腾的愤怒”的人,他说“世俗所谓的东西我是一件也不要的”,他把“不甘没落的决心”引向了文学.“人可以拥有什么样的生活?”——谁能给出一个“美妙的答案”?王小波这样考量“文学的基本问题”,因此才将写作视为“人文的事业”.他的“狂妄的野心”便是：“希望明白什么是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我这样的人能做到的东西里什么是最美好的.我要把它找到,献给别人.”他希望可以像维特根斯坦那样度过美好的一生,像司汤达那样活过,爱过,写过,所以他可以用“宁静的童心”,把自己选择的事业看作一条开满紫色牵牛花的竹篱小径.

2.

现代人甚至一出生就已老了,稍稍有点孩子气就很奢侈.如果能够永存一片赤子之心,不就是一位遗世而立的诗人?反之,一个谙于世故精于算计的人即便成为作家,八成也是借文学沽名钓誉的文侩.王小波虽未专意写过诗,骨子里却写满了诗人气,其根源大概就在于他一直都没有“长大”,没有“成熟”,他把小时候遥望星空,对着星光感悟的那“一瞬”延长到了一生一世,所以他常说,他的个性是从童年继承下来的：“我常回到童年,用一片童心思考问题,很多烦难的问题就变得易解.”王小波表面上“冷漠、嬉皮”,内里却“很幼稚和傻气”,所以他看待问题的眼光才是澄澈而又无所畏俱的,他有包容心,更有自己的原则,落实到写作上,他才不会人云亦云,不会巧言令色,没有变成文学呆子或文学混子,也没变成文学贩子或文学骗子.

王小波太看重他的“人文事业”,为了好好写小说,干脆辞掉了大学的教职,当了“自由撰稿人”,他心甘情愿地为文学——为他钟情的永恒之美背水一战.比起那些专而废业的专业作家来,他更专心,更敬业；比起某些高产高收的职业作家来,他更沉着,更严苛；他活着,爱着,写着,不为登堂入室,不为成名成家,只为“向无限进军”,为了菩提树下的甜梦,为了寻找活生生的灵魂.他是那样的珍爱自己的“事业”,不仅有一种精神上的自觉,真心实意地待它,而且在行动上与它一致,甚至不惜把生命交付给它.他倾心于文学（美）,也要自己当得起文学（诗）.在凡夫俗子看来,王小波的文学生涯显然成本太高：就算他的想法无可挑剔,也没必要自讨苦吃.很有一些文学从业者,尽管从文学受益、得利甚多,却从未对文学动过真感情.我就常听有同行吹风说,文学（写作）也就是那么一回事,不能太拿它当回事,否则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他们通常把文坛上的破事等同于文学,把自己的腌臜事迁怒于文学,就像无能的嫖客反要大骂无情一样,那些不把文学当真的人,当然只会逢场作戏,得了便宜也要卖乖,得不到便宜更要放臭屁耍无赖了. 3

按照“正常思维”,王小波那样的体制外作家,应该最有理由“为稻粱谋”才对,以他的“字”力,即便没有先富起来,至少不会发不出来吧?可他却宁愿去开大货车,也不要用小说换馍馍,他写出的全都是推着自行车也推销不掉的“自（滞）销文学”.虽然王小波也感叹出一本书要比写一本书更加艰难,但是他仍旧听从内心,写出了更多的“艰难”：他的书确是经过一番搏斗——以血写成的.这不正是一个诗人的坚忍与孤绝么?他有自己的主心骨,他笃信自己的理想,他敢于和强大的“主流”分道扬镳,敢于向“好”的、“阳的世界”发起进攻.也就是说,王小波在把写作这一个人“爱好”发扬光大时,并没有把它养成娇媚的宠物,也没有把它赏玩成一种趣味,而是对它寄予了无限期待,无论是讲好看、幽默,还是讲智慧、有趣,他都没忘记关心“人间的事情”.

年轻时的王小波很有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他曾多次在情书中讨论过“人民群众”（这个词至今还遗留着浓重的政治色彩）的幸福问题：“人们不懂得应当友爱、爱正义、爱真正美的生活,他们就是畸形的人等”“如果我不爱他们,不为他们变得美好做一点事情的话”,他们就会“在劫难逃要去作生活的奴隶”.他为很多人享受不了真正美好的东西而觉得他们“可怜”,为他们“难过”,假如不为他们“做点儿什么”的话,那么“他们的不幸正是我们的卑鄙”,因为青年人“应该负最重的担子”.由此可见在未成作家之前,王小波尚有“启蒙”、“宏道”之念,很想通过文学“学雷锋,树新风”,让这世界变成美好的人间.不过,在后来的写作过程中,那种高人一等的精英气概消失了,介入性的文学观念也逐渐淡化,轻于表现,重于表达：在“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的时候,还要“不得不强忍着绝望活在世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王小波向现实低头了,他的正气依然强烈,他的爱更为深沉,他不再“可怜”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不知道美”,而是思考和追问：美——诗意——真相——被什么剥夺了,被什么扭曲了,被什么压抑了,被什么利用了?所以,他不但要反戈一击——“攻击整个阳的世界”,还要在想象中创造一个布满阳光的世界.

在谈及文学与弱势群体的关系时,王小波曾表示：“科学、艺术不属福利事业,不应以关怀弱势群体为主旨.这样关怀下去没个底.”“我国的文学工作者过于关怀弱势群体,与此同时,自己正在变成一个奇特的弱势群体——起码是比观众、读者为弱.”这样的话似乎很没心肝,弱势群体不爱听,关怀弱势群体的肯定更不爱听,难道“关怀”也有错么?“关怀”也有限度么?“关怀”也有负面影响么?非常不幸的是,王小波辞世十年间,他批评过的现象非但没有改观,反而愈演愈烈,并且形成了以“底层文学”（底层写作）为主导的文学潮流,许多作品打起了关怀底层、关注小人物的旗号,许多作家也俨然成了高屋建瓴、屈尊纡贵的慈善家,把文学的功德箱简化成了扶贫文学、弱者文学.那种迎合市场、取媚高端的所谓底层写作,像庙堂里的香火一样被极端乌烟瘴气化、庸俗化,甚至得意地沉醉于以头抢地的低层次写作,即便那捐来的高香烧得再旺,也不过是把底层的香灰变得更厚而已,它所体现的不是文学的美,只是堆积出一坨热乎乎的“关怀”罢了.因此,当众多的“文学工作者”一窝蜂地“关怀文学”的时候,不仅糟蹋了“关怀”,也糟蹋了“文学”,那种廉价的同情、声援、救赎,纵使不是隔岸观火,也是隔靴搔痒,看起来贴得很近贴得很紧,其实“隔”得很呢.

不,我不是说底层不值得写,不是说弱者不需要关注,我的疑问是：你站在哪儿,当你身为“作家”的时候,当你发表“关怀”的时候,你站在哪儿,你和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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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作家也是人,作家也会势利,也会害怕；作家也要分清理想和现实的关系.除非你心如磐石,除非你一无所惧.所以,中国作家在非常时期的集体失语似也情有可原.我们的生活质量日益提高,既无饮食男女之虞,亦无生死存亡之忧；不必文攻武卫、斗私批修,也不必早请示、晚汇报；只要你舍得驰骋想象,足可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现在少有直接考验你站在哪一边的沉重命题.很多问题不必“触及灵魂”,只需“触及皮肉”,便可轻松解决.如果还有人为“活着还是死去”大伤脑筋,肯定是比哈姆雷特还死心眼的大傻瓜.现在大家都开窍了,想开了,谁还稀罕一柄自断生路的秃剑?因此,中国作家轻浮于生活,更沉没于生活,他们吞咽着美艳的现实,同时又被这种美艳所“腐蚀”,变得“犬儒、肤浅”.如今我越来越觉得王小波的说法一点也不过分,有些作家的确是把自己变成了卑鄙小人,把写作变成了龌龊的事业.

在这个被王小波遗弃的时代,还有多少信守精神家园的人?多的是写东西的,少的是真正的作家；多的是文化名人,少的是真正的诗人；多的是最高指示、意底牢结的拥趸、同谋,少的是独立、慈悲的自我.世上已无王小波,作家死了.在这个灵光消失的时代,谁是作家?谁还会像西西弗斯一样,满怀地推动巨石,全心致力于一种“没有效果的事业”?现在,谁还会像王小波那样,像他那样选择沉默的大多数,像他那样敢于攻击阳的世界、敢于冒犯强势群体、敢于颠覆“花剌子模”——为了说出真相,不惜成为以身饲虎的“坏消息信使”等然而,作家死了,世上已无王小波.想想真是悲哀,作家死了,在“利润最大化的”高墙里,“阳的世界”更强大了.好在,我们还可以借王小波的预言安慰自己：要高升的尽管高升,要堕落的尽管堕落,最后剩下的才是真正的诗人.

想及2009年2月,日本作家春上村树获耶路撒冷文学奖之后的演说,还是令人感念的：“我们都是人类,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我们都只是一枚面对体制高墙的脆弱鸡蛋.无论怎么看,我们都毫无胜算.墙实在是太高、太坚硬,也太过冷酷了.战胜它的唯一可能,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每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灵魂彼此融合,所能产生的温暖.”他的呼告虽不比“芝麻开门”那么灵验,却可以帮我们打开封闭的心灵,哪怕是一条缝隙,也能露出一线光,得到一点慰藉.

还有萨义德的一段话,我也很喜欢：“知识分子的临时家园是一种紧迫的、抵抗的、毫不妥协的艺术领域——唉!他既不能由此退却,也不能从中寻求解决方案.但是,只有在那种动荡不安的流亡地带,一个人才能第一次真正领会那种无法把握的东西之艰难,然后,无论如何,继续努力.”萨义德为“作家一知识分子”确立了局外人、放逐者的形象,他们独立于一切利益集团之外,对任何体制化的集体力量都保持足够的警惕,他们的追求基本没有实用目的,尽管总是失败,也要为真理、自由而战.在我们的国家,一直都有“这样的战士”,远如屈原,近如鲁迅,他们无惧“无物之阵”,“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样的人从来都是寥若晨星,假如你不肯早起仰望天空,也许一辈子也不会看到.

王小波曾自比为本世纪初的爪哇土著人,这种人生来勇敢,不畏战争,且十分注重清洁.所谓“爪哇土著人”,虽其形象不够光辉,却正是王小波的本质之所在：他率真、无畏、洁身自好.一个人,倘若能做到其中之一,就算从不写作,其本身不也是一首美好的诗?

2013年1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