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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学进入21世纪之后,新一代作家的崛起对已有文学现实的有力改写,以及由此形成的精神转向,显然是当代最为重要的写作图景之一.要理解新世纪十年的文学变化,不能不正视这些青年作家在面对自身、面对文学时的不同姿态.早有人指出,中国作家普遍面临“中年困境”的问题.从现代文学开始,许多作家的重要作品,几乎都是在青年时期完成的,进入中年之后,一些人不写了,有一些人即便还写,写的作品在他个人写作史上也不再具有代表性意义.当代就更是如此.一些作家,青年时期才华横溢,可一进入中年,写的作品要么重复自己,要么就仅仅维持一种还在写作的状态,少有创造性.从这个角度看,考察中国青年作家的写作史,几乎就可见出中国文学真正的水准和基本的状况.
青年代表着希望,活力,勇气.对文学现状感到悲观的人,往往冀望于青年,冀望于现状可以改变.比如,鲁迅先生一生悲观,批判很多人,却唯独不苛责青年,因为他的内心,一直怀着对青年的善意和期许.确实,观察中国当代文学这些年的变化,几乎都由青年作家所发起,正是他们的写作实践,最终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文学变革.因此,青年作家的写作,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洋溢着一种求变的渴望.他们面对文学,有一种解放的冲动,当然,解放之后,也会产生新的压抑,而文学的发展,正是在解放与压抑的过程中进行的.不断地解放,又不断地被压抑,再不断地冲破压抑,这就是文学变革的主题,在这个过程中,写作不断地在寻找新的可能和方向.
新时期初始,文学所着力变革的,是写作与现实的关系,那个时候的作家,渴望喊出真的声音,渴望突破固有的政治禁锢,以表达自己受创的心,朦胧诗人,伤痕文学作家,他们的写作,都贯彻着这种努力.到先锋文学兴起,像苏童、余华、格非、北村等人,出道很早,又有很好的文学训练,他们已不满足于描摹现实,而更多地思考语言和形式的问题,所谓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变,文学开始回归本体――这是当代文学一个重要的转折,它改变了写作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再接下来,女性文学兴起,“70后”作家出现,改变了写作与身体、经验、之间的关系.到“下半身写作”、“底层写作”热闹一时,文学好像又从注重“怎么写”转到了“写什么”这个话题上来了.可以说,这三十年的中国当代文学,一直在写什么和怎么写这一条线索上探索,文学与现实、文学与语言、文学与经验等方面的关系被全面改变,文学的丰富性、可能性被不断地敞开,到今天,这些艺术或精神上的变革,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段落.
但是,直到新世纪初“80后”这一代作家崛起之后,我才觉得,深刻的文学断裂真正出现了.我读他们的作品,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不仅这一代人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连他们的出场方式,作品的传播方式,和前面几代作家比起来,也有着天壤之别.尽管用一个年代来命名一代人的文学,是机械的,不科学的,但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尤其是“80后”作家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他们的作品还是有其共同性的,姑且用“80后”来指称他们,似乎也无不可.前面几代作家,几乎都是通过期刊、评论家和文学史来塑造自己的文学影响、文学地位的,可如今,这个由期刊、评论家和文学史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文学机制,在“80后”这代作家身上,似乎解体了,代之而起的是由出版社、媒体、读者见面会所构成的新的三位一体的文学机制.而出版社、媒体和读者见面会背后,活跃着的是消费和市场――正因为这一代作家不回避作品的市场问题,所以,他们的写作,多数是读者在场的写作,他们不是关在密室里写,而是注重读者的感受,也在意和读者的互动,通过博客、读者见面会或媒体报道,他们能时刻感受读者的存在,这个存在,也从正面肯定他们的写作价值.
这种写作语境的变化,必然会改变他们的文学观念.读“80后”作家的一些作品,我常想,那个我们讨论了很久的后现代社会,也许真的来临了.经验的碎片,浅阅读,削平深度,消费符号与趣味,等等,这些都是许多“80后”作家作品的显著特征,也是后现代社会的一个象征.这一代作家注重现在,书写绝对的自我,笔下的经验,常常呈现出极度个人化的色彩,对于历史、甚至对于父母一代的生活,他们少有关注的兴趣,他们所苦苦追问的,多是情爱的困局,并习惯在情爱的自我表达中夸耀自己独特的生活观(如“我们放浪形骸,低俗,玩世不恭,但我们内心纯洁”),他们想象力奇崛(如“我是呓人,卖梦为生”),语言神采飞扬(如“记忆如此之美,值得灵魂为之粉身碎骨”),他们多是消费社会的信徒,并在写作上普遍接受娱乐化、偶像化和符号化的风习――这些话语方式、精神姿态,对于前面几代由经典和传统养大的人来说,是全新而富有冲击力的,它当然是一种断裂,是绝对的重新出发.由此我在想,那些传统和经典,以及我们过去关于文学的很多伟大解释,对于年青一代而言,真的还有效吗
至少,“80后”作为近十年来的最重要的文学主角登场之后,一切开始变得可疑,那些坚固的东西似乎都烟消云散了.
二、
我想以张悦然主编的主题书《鲤》的出版为例,进一步观察这一代人在写作和生活观念上的巨大变化.刚看到《鲤》的时,我试图猜想,“鲤鱼”这个符号在张悦然心中所拥有的神秘意味――它并非留存在传统中那种庸俗的吉祥如意,而是返回到现代人所能想象的鲤鱼的外在形象:华丽,饱满,光滑.这样的特质带有明显的女性意味――华丽代表着虚荣和梦想,饱满代表着压抑得更深、因此也更具爆发力的和野心,而光滑,则既代表着对于完美的渴望,又代表着某种不可遏止的自恋.
阅读《鲤》,我能感受到张悦然的野心,那种试图看穿一代人内心深处的隐秘、试图为一代人代言的野心.或许,这种代言的野心,连张悦然自己都未曾省察,而是在无意之中发生的.当70年代出生的卫慧那么恣肆地在小说中炫耀自己的青春,书写自己新鲜而兴奋的时,你应该承认,她在无意中完成了某种代言――在她的身后,成了新一作者的基本母题.但8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是一个很难被代言的群体,他们自我分裂、自我保护的意识比任何时代的青年都更强烈,可是,当我读完系列书《鲤》的第一本《鲤孤独》,觉得这代人同样有可能被描述,被代言,正如每代人都会遭遇孤独.
孤独是人类共有的主题.在中国,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身上,有一种被时代碾压所带来的辽阔的孤独,60年代人身上,遭遇的是理想与现实相撞后的孤独,70年代人更多的是短暂迷狂后留下的大片空白――这是更清晰的孤独,而80年代人呢,我在《鲤孤独》一书中嗅到的是一股带有甜腻味道的孤独,是一种必须孤独否则无法找到真正的自我的那种孤独,这种孤独甚至是一种,一种强迫症,一种爱与忧伤.
在《鲤孤独》中,张悦然的小说《好事近》,几乎将这种孤独渲染到了极致.少女之间因为对自己的爱怜而产生的彼此之间的爱恋、依赖与占有的,是孤独,也是绝望――是对自我的爱过于强烈而带来的那种绝望.没有哪一代人像“80后”这样,有着那么浓烈而外在的对自我的爱,这种爱甚至会带来对自我的憎恨――这种憎恨之下的孤独,如同,又如同糖果,她是甜的,令人沉沦的甜,想挣扎吗那代价又是血淋淋的.如果不是作家把这种孤独描述得如此清晰,我几乎难以想象,在她们光鲜璀璨的青春中,隐藏有这样醒目的划痕.不仅是《好事近》,《鲤孤独》中的其他文字,那种女性与女性之间的同性爱,映照出的,正是这代人内心那道无法弥合的划痕.孤独的出口如此狭窄,非得将这印痕打在另一个自我身上,彼此纠缠、撕扯、融合、撕裂,在疼痛中品味那燃烧的瞬间.
周嘉宁的小说《湿漉漉》,更是将这种孤独所具有的过于强烈的自我认同,演变成一个人根本无法接受真正的自我――把对于“自我”的憎恨,对于一切肮脏事物的痛斥,对于性的恐惧与渴望,通过一个封闭的老处女,描述得如在眼前.周嘉宁把小说的主角逼到了一个死角,在如此恶狠狠的环境之中,以一种憎恶的方式来确认自我,似乎非如此而不能将心中最深处的爱与憎恨、孤独与自怜释放出来.
性与孤独,成了《鲤孤独》中纠缠不清、难以分辨的主题.只有借助于性,隐秘的、高涨而又无助地纠结着的肉体,才能精准地诠释孤独的主题.不同的是,《鲤孤独》中另外两位女作家的小说:日本当红女作家青山七惠的《一个人去巴黎》,表达的是一种极端干燥的孤独,一种工业社会已经完全成熟后的如同机器般的人生的干枯,而“70后”女作家周洁茹的《四个》,虽然笔法很接近“80后”女作家那种华丽与幽暗,但在骨子里,她的孤独是平静的,是自己可以观望甚至欣赏的,是潮水退去后安宁的瞬间.因此,青山七惠和周洁茹的出现,只是《鲤孤独》一书的调味品,她们并不能改变《鲤孤独》那种强烈的为80年代人的心灵立传的与冲动.至少,在张悦然和周嘉宁这两位“80后”女作家身上所体现出的孤独感,带着强烈而浓郁的80年代人的印记.
――我所讶异的是,何以在“80后”这代人身上,也活跃着如此强烈的代言的野心《鲤》号称是主题书,而所谓主题书,其实是想通过一个又一个隐秘话题,去探索、刻写这一代人的心灵暗角.我不知道张悦然最后是否能完成所谓的代言任务,也许她永远都完不成.在这个精神日益分崩离析的时代,每个人都躲在一个孤独的茧中,如同一尊破败的神,相互隔绝,无法交流――人与社会隔绝,人与他人隔绝,最终,人与自我隔绝,这是一种普遍的时代病,它正感染着每个热爱这个时代或憎恨这个时代的人.因此,要书写、穷尽一代人的躁动、隐疾和那种难以言喻的复杂,谈何容易.但我感兴趣于张悦然所作的努力,她是一个作家,原本可以专心经营自己的写作,也像别的作家那样,藏身于自己制造的文学的茧中,但她不甘于此,而是决然地探出头去,观察别的人都在做什么,想什么.她想对这个时代、对同代人作出某种概括――也就是说,当这个时代的青年普遍心思散乱、以“愤”立世时,张悦然想有所担当,有所肯定,以期在一片乱象中,发现问题,看清症状,以寻找在精神上重新出发的可能.
《鲤》所作的探索,可以看作是这一代作家的某种转向:从执着于个体的写作,转而追求文字对别人的影响、并渴望获得别人的呼应――这当然是一种自我的扩大,也是一种文学志向.韩寒在许多文字中和现实所作的短兵相接的交锋,又何尝不是这一志向的体现陆象山说,“先立其大”,而这个时代的文学所面临的“大”问题,在我看来,就是如何正视个体的生命、发出自己的声音、培育新的灵魂.遗憾的是,多数的作家,仍旧留连于小事,斤斤计较于那个小我――经验的我,而对时代正在发生的、秘密的精神流转茫然无知,在自我与现实的较量中也无所肯定,或许,这就是文学影响力日益衰微的病因所在吧.
三、
这也是我在关注“80后”的同时,不愿意轻易认同他们的一些文学趣味和文学观念的原因所在.我当然知道,“80后”也处在变化之中,并已开始呈现出复杂的面貌,比如,诗人郑小琼的出现,就为他们这一代的写作实践提供了新的例证.因此,继续以整体主义的眼光来看待“80后”,显然是危险į
此文是一篇作家论文范文,关于作家论文例文,与那些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相关本科毕业论文。适合不知如何写作家及文学及作品方面的现代文学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作家类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的作为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40;.郑小琼也是“80后”,但她的生活经历、经验轨道、精神视野,都和另外一些只有都市记忆的“80后”作家有着根本的区别.她在同龄人所塑造的锦衣玉食的生活之外,不断地提醒我们,还有另一种生活,一种数量庞大、声音微弱、表情痛楚的生活,等待着作家们去描述、去认领:他们这一代人,除了不断地在恋爱和失恋之外,也还有饥饿、血泪和流落街头的恐惧,他们的生活场,除了校园、酒吧和写字楼之外,也还有工厂、流水线和铁棚屋,他们的青春记忆,除了爱情、电子游戏、小资情调之外,也还有拖欠工资、老板娘的白眼和“一年接近四万根断指”的等郑小琼在诗歌中说,“我不知道该如何保护一种无声的生活/这丧失姓名与性别的生活,这合同包养的生活”(《生活》),她惟有依靠文字的记录、呈现,来为这种生活留下个人见证――当我第一次读到“我在五金厂,像一块孤零零的铁”(《水流》)这样的诗句时,的确觉得这是惊心动魄的.
只是,与郑小琼同时代的写作者,多数人选择的是和她完全不同的话语路径,他们的个人记忆,以及价值迷茫,应和的也多是那些在现代生活中沉浮的青年――这样的作品,一度在出版界泛滥,似乎惟有如此,才能代表“80后”在精神上的激越面貌.而我现在怀疑,这种话语方式,是否也走到了它的限度.记得不久前,一个有名的“80后”作家对我说,他突然有一种如何继续写作的焦虑,其实也就是要找寻一种写作资源来支撑自己写作下去的焦虑――这个焦虑一旦出现,就表明这一代作家也开始有了如何接续经典、面对传统的渴望,毕竟,就文学写作而言,“80后”作家也已经不年轻了――文学史上,在他们这个年龄,很多作家都已写出了自己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作品.
由此看“80后”的写作,我深感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到了该转型的时候.或许,我在下面几方面的疑虑,值得他们思考.
一、他们的写作眼光,普遍集中在都市生活上,过于单一.这意味着,除了都市生活之外,更多无名、匿名的生活,难以出现在他们的笔下.试想,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假如那时的读者试图通过文学来了解今天这个时代,他们一定会出现幻觉――以为今天的年轻人一天到晚都在喝咖啡、吃哈根达斯、游历世界、用名牌,而更大规模的农村生活、边地生活,底层人的苦难生活,就被彻底忽略了.可是,都市时尚里生活着很多“80后”,可工厂的流水线和农村的角落里,也生活着很多“80后”,后者的生活,由谁来书写这一代人如果大多在描写都市生活、时尚生活,这必然会导致这种单一、片面的生活对更广阔的生活的殖民――这种新的文学殖民,本质上说,就是一种生活对另一种生活的殖民,一种经验对另一种经验的殖民,它所导致的结果是,沉默的人群消失,渺小的声音失语.我为什么愿意特别提及郑小琼的诗歌,就在于她的诗歌提醒我们,除了、享乐和自我的痛苦这些声音之外,还有别的声音存在,一旦这种声音得不到表达,对话的格局就无从形成,当代生活的丰富性也会大受损伤.因此,“80后”作家需要有更宽阔的视野,他们除了为自己的生活写实,还需要有更大的虚构的能力,除了观察自己的内心,还要学习关心“他人的痛苦”――虽然有“80后”作家在这样做了,但就这一代人的写作主流而言,这样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当然,这种写作视野的局限性,不仅是“80后”作家要面对,别的作家同样也需面对.这些年来,中国小说日益被简化为的旗帜、缩小为一己之私,人生开始匍匐在地面上,并逐渐失去了站立起来的精神脊梁,所以,尖刻的、黑暗的、心狠手辣的写作很多,却很难看到一种带着善意和希望的写作,原因就在于作家在写作视野上存在着很大的残缺.
二、他们的精神气质,常常流于孤愤,格局太小.“愤”是“80后”作家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叛逆的情绪,有时能使他们神采飞扬,个性十足.但如果光有这种情绪,孤愤到底,内心失了温暖和宽大,就难以用公正的眼光看待当代生活,也难以公正地对待人和世界.在生活中只看见阴暗和不满,一味地愤怒,包括在那些文学前辈身上也看不到值得自己尊敬的成就,过分地偏狭、执拗,没有温润之心,对历史和传统缺乏必要的敬重之情,这必然会导致一个人的精神走向简陋、孤僻.比如对于冰心的文学成就,简单地否定,就不是公正的态度,因为很多人都没有充分认识冰心的小诗,她翻译纪伯伦、泰戈尔的作品,以及她为孩子们写的《寄小读者》等一系列感人作品的价值――这些都是冰心独有的成就,在文学史上是有开创性意义的.因此,要公正地看待人和世界,光有一种愤的情绪是不够的.一个作家,要了解、书写宽阔的人世,有时需要愤怒,有时也需要同情,有时需要鲜明的价值判断,有时也需要通过暧昧和模糊来敞开生活中所蕴藏的无限可能性――甚至,文学的目光,更多的应是徘徊在那些暧昧的、模糊的、不可言说的区域,而不应过度迷恋价值决断的快意.丰富性,有时指的就是复杂性和模糊性,而孤愤,往往会遮蔽这些生活中最为细微而生动的部分.
三、他们的话语方式,太重搞笑、诙谐,容易打滑.其实,只要翻开报纸、杂志,尤其是在网络上,到处都有人用滑稽、搞笑、诙谐、插科打诨的口吻说话,这种话语方式不是“80后”所独有,它已经成了当代社会的主流.这种话语方式的流行,更像是作家丧失价值视力之后所刻意寻找的语言避难所,因为就现实而言,今天的中国社会不仅不幽默,反而显得异常沉重、不堪,如果一个时代的作家在这样严峻的现实面前,只热心于幽默和搞笑,并一味地迷恋用周星驰或《武林外传》的方式说话,他如何能够触及到有重量的话题文风油滑之后,人也就随之变得油滑了.到处都是那些附着于生活表层的打滑的文字,到处都是插科打诨的人,任何尖锐的问题似乎都不复存在,这样的写作,其实是在变相地简化现实.而我以为,一个作家要走得远,还是要有沉下来的东西,内心也还是要存有庄严的事物,不能轻化一切、简化一切.像鲁迅写《阿Q正传》,也充满幽默、诙谐,但在鲁迅的内心深处,我们还是能摸到沉重、庄严的东西,只是,很多作家没有看到这一点,而把文字的最高境界只是定位于有趣――有趣固然是文学写作中的一种重要的话语方式,但趣味的背后如果失于轻飘,缺少庄重的东西,就有可能伤害写作的命脉.当然,“80后”作家中也有严肃、沉痛的写作者,比如,并不太被重视的七堇年,她的长篇小说《澜本嫁衣》,里面就布满了哀伤和痛楚,并不时地对生活作出绝望的反抗:“我沿着她走过的路途,便从一个幻灭望见了另一个幻灭.幻灭之间的空白是如风中残烛一般的洁净希望.我以书写讣告般的心情着笔,为人心的希望和幻灭,为人间的纯洁和污秽,书写散发着腐臭的供词.”
――这种独异的写作姿态也证明,试图用任何的总体性来概括新或概括“80后”的写作,都是无效的,即便他们从同一个地方出发,最终抵达的也不会是相同的目的地,而文学真正的希望,就在于它总是不断地抵达,又不断地重新出发.面对一个总体性已经彻底溃散、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时代,文学作为个人主义最后的堡垒,它的存在本身便已成了一个象征――过往的岁月告诉我们,这样的象征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所照见的往往是一个时代不为人所知的精神内面.
注释:
(1)这是一套连续出版的系列主题书,由张悦然主编,它团结的作者、探讨的主题几乎都围绕着“80后”这一代展开,比起其他的“80后”主编的系列图书,它的文字面貌也更具文学趣味.该系列书的第一本《鲤孤独》,由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之后又陆续出版了《鲤嫉妒》、《鲤谎言》、《鲤暧昧》、《鲤最好的时光》、《鲤因爱之名》、《鲤逃避》等.
(2)郑小琼以散文:《铁塑料》获得《人民文学》颁发的“新浪潮散文奖”后,在获奖感言中她说:“听说珠江三角洲有四万个以上的断指,等而我笔下瘦弱的文字却不能将任何一根断指接起来.”相关报道见《南方都市报》2007年5月24日B11版.
(3)关于郑小琼的论述,可参见谢有顺:《分享生活的苦――郑小琼的写作及其“铁”的分析》一文,载《南方文坛》2007年4期.
(4)钱穆说鲁迅“用阿Q一词来讽刺国人,可谓不庄严,不忠厚之至.其尖酸刻薄,犹超乎嬉笑怒骂之上.其病在流入人心,为害风俗”,我以为,这是对鲁迅的一种误读.参见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29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5) 七堇年:《澜本嫁衣自序》,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