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诸子散文谫

该文是现代汉语专业诸子论文范文，主要论述了诸子类毕业论文,与出土文献与诸子散文谫相关论文范本，适合诸子及儒家及散文方面的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诸子相关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中国文化传统中固有的“文学”观念系指文章学术而言,它与学界习用的来自西方的文学观念有所不同.明确了中国文学之“实”,大批文献就会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出土简帛文献,尤其以郭店楚简、上博竹简、清华简为代表的一大批材料就会凸显其文学研究的价值,诸子散文研究的史料也由此得到拓展.利用出土文献不仅可以接续先秦儒家散文发展中间缺失的一环,厘清先秦儒家散文的发展轨迹,而且可以使我们看到,先秦儒家散文至少在战国早期就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

关 键 词 ：“文学”观念；史料拓展；出土文献；儒家散文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3―0162―04

先秦是中国文化的原创期,诸子百家以极富创造力的学术活动为后人留下了取之不竭的思想资源宝库,诸子散文更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两千多年的学术探索,今天的诸子散文研究似乎遭遇了学术“瓶颈”,诸子散文研究之路似乎陷入了越走越窄的境地.制约诸子散文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因素很多,但“文献不足征”应该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如果再深入分析,又可以发现,材料问题背后的实质是研究者的观念――“文学”观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史料占有与运用问题.如果能够确立正确的“文学”观念,充分利用各类材料,就有可能在诸子散文研究中取得某种程度的突破.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典籍散佚情况极为严重,先秦文献尤其如此.马端临《文献通考序》云：“《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复如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主要是西汉当代及前代传世的典籍,其中先秦典籍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但至隋唐之交即“十已亡其六七”.

文献散佚导致诸子散文研究文献的“不完备”是一方面,“疑古”思潮的影响造成治先秦散文资料的“不可靠”则是另一方面.因为“疑古”,侥幸流传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先秦文献大多遭到怀疑,甚至被贴上“伪书”的标签.受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的影响,张心编撰了一部《伪书通考》,书中所列举的伪书分别为经部73部、史部93部、子部317部、集部129部.①如此一来,历经劫难保存下来的本已极为有限的先秦文献能为学界所用的就屈指可数了.此种状况,让治先秦学术者几乎陷入了“无米之炊”的尴尬境地.

幸运的是,从19世纪末开始,一批批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文献得以重见天日.这不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文献不足的缺憾,而且作为一种佐证,证明了“古史辨”派“疑古”的矫枉过正,恢复了一批先秦文献的本来面目,为先秦文化与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面对这批新材料,历史学者、中国哲学史研究者反映敏锐,“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成为较早的“预流”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相比而言,治文学史者对其关注程度则远远不及,似乎长期游离在“时代学术之潮流”之外,不幸而成为“未入流”者.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对于这些材料学科性质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又是以对“文学”这个概念的理解和把握为前提的.具体而言,是治中国古代文学者以西方“文学”观念之“名”套中国“文学”之“实”的结果.

在我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中,本有“文学”之“名”,但它所指的是文章典籍或文章学术之“实”.这种“文学”之“名”最早见于《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李路；文学：子游、子夏.”此处的“文学”即为文章典籍之义.司马迁《史记》中亦多处出现“文学”一词,根据其上下文义,当与《论语》中“文学”之内涵一样.《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周道废, 秦拨去古文, 焚灭

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②很明显,此间“文学”之“名”是涵括了律令、军法、章程乃至礼仪等各种典籍之“实”在内的,是一极其宽泛的概念.但是,当检点今日学界所使用的“文学”之“名”与“实”时,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我们所习用的“文学”一词,原来系一来自日本的舶来品,与中国固有之“文学”概念“名”同而“实”异.

明治维新后,日本人在翻译西方学术术语时,或借用现成的汉字作为构词材料以重新组合成新词,或直接借用中国古籍中业已存在的语汇,赋予其新的内涵.中国的“文学”之“名”,就是在此时被借过去表达西方“文学”之“实”的.晚清至民国初年,当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向外寻求富国强兵的思想利器时,最先是将其探寻的目光投向离我们最近的这个东瀛邻国的.这样,大量用汉字书写的,承载西方思想观念的语汇被借入中国,并日渐融入汉语语汇当中,成为汉语语汇的一分子.在这一“出”一“入”之间,原来的那个汉语词汇或是增添了新的义素,或是改变了原来的内容.这种变异往往是细微的,以至于人们常常将其混淆,误而为一.“文学”这个概念即是如此.

20世纪初期,王国维、谢无量、罗家伦、郑振铎等一批学者开始借鉴西方的学术理念（主要是通过日本这个中介）,在西化的阐释体系中来重新诠释我国固有的“文学”一词,在中国这个“文学”旧名中注入了新的内涵――诸如情感、想象、审美等因素.这种借鉴和吸收,对我们认识文学的特质,并使其摆脱经、史的附庸地位,获得独立发展的空间,构建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学科体系贡献颇大.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阐释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国“文学”的历史现实和民族特质.当以这种参照系来观照中国文学的时候,就容易丧失自己的文学传统,丧失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性.虽然中国古代有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说,但一味的削足适履,难免让人有圆凿方枘之感.按照这种“文学”观念,我国的许多典籍理所当然地被排除在了文学研究的视域之外.

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必须考虑到中国文学的实际情况.必须注意中国固有之文学传统,准确把握中国古代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之“名”与“文学”之“实”,研究尚处于文史哲浑然一体之时的诸子散文尤应如此.先秦诸子本不是刻意为文学的,他们各逞其说,实在是出于救时弊的需要,是以“务为治”为其追求的,其文章实为“入道见志之书”.陈柱对此有较为充分的阐述：

文学者,治化学术之华实也.吾国之文学,又可分为七时代.一曰为治化而文学之时代,由夏商以至周初是也.二曰由治化时代而渐变为学术时代,春秋之世是也.三曰为学术而文学时代,战国是也.

秦以前之文,为治化学术而文学,所以奇偶皆备而不能分也.

春秋以前之文,皆治化之文也.何也?其治化即学术,学术即治化也.等战国诸子,始各以其学术鸣.其所为文莫非鼓吹学术之作.等故此时代之文学,可谓为学术而文学,非为文学而文学者也.等此一时代为吾国学术最发达时代,而亦为吾国文学最灿烂时代.

这里“为治化学术而文学”的“秦以前之文”正是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诸子散文.可见,“何谓文学之质?学术是也.”这就是中国上古文学的实际,尤其是先秦文学的实际.

明确了先秦文学之“实”,准确把握了中国上古文学“名”与“实”的实际,大批曾经被遗忘的文献就会进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出土简帛文献,尤其以郭店楚简、上博竹简、清华简为代表的一大批材料就会凸显出其文学研究的价值.果真如此,先秦文学研究的史料无疑可得到新的拓展.这样,不仅先秦文学研究中文献不足的缺憾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弥补,有助于先秦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诸子散文研究之路也会不断得以拓展.

实际上,即使退一步以今天所谓纯文学所要求的想象、情感等因素去衡量、观照先秦诸子的文章（包括新出土的简帛文献）,不难发现,其中亦有一股内在的情感在涌动,往往在冷峻的说理中蕴有一腔救世的热情,这是先秦诸子拯救时势、重建秩序的热情使然.鲁迅在论及诸子散文源起的时候认为,正是“王者之迹熄而诗亡”所激发的志士“救世弊”的热情,诸侯“厚招游学之士”而致士人“取合世主”的现实需要,以及各家为“起行其言”而“力斥异家”的论辩风气,造成了“骋辩腾说,著作云起”的局面.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出土简帛材料中的诸子文章无疑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其本身就是一篇篇情感充沛的文学作品.以儒家来说,仁者爱人、忧天悯人的入世情怀恰类于宗教救世的追求.因此,读儒家的文章,哪怕是《论语》这样的语录体,都可以被这种对人生、对社会的关注热情所感染.最新公布的清华简《保训》篇记载了周文王临终对其子发（后来之武王）的训诫之辞,其文体极类“尚书”.文王的训辞运用了三个典故告诫武王当秉承中道,否则,将“唯宿（速）不（祥）”.谆谆告诫中所蕴含的是文王对未来的担忧和对武王的殷切期望,情感深挚恳切,读来令人感动.可见,这篇训辞不仅以“理”胜,更以“情”胜,充分体现了儒家散文的情感性特征.

诸子横议,放言无惮,仅靠一腔救世的热情是不够的,还需要注重表达方式以求得论说效果的最大化.为了发明自己的学术,他们往往善用比兴,深于取象,或迂徐含蓄,或质朴明快,或气势恢宏,或汪洋恣肆,或比喻繁富,文章中自然有了我们今天所谓纯文学理念中的文学性因素.

出土文献中的诸子文章除了其本身可以作为文学作品研究对象看待之外,还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相关背景材料,帮助研究者准确理解作家、作品,这是其价值的另一重要表现.胡适论述哲学史研究的史料时曾提及：“哲学史的史料,大概可分为两种：一为原料,一为副料.”“哲学史的原料,即是各哲学家的著作.”“原料之外,还有一些副料,也极重要.凡古人所作关于哲学家的传记、轶事、评论、学案、书目都是哲学史的副料.”胡适从三个方面说明了“副料”之于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

第一、各哲学家的年代、家世、事迹,未必在各家著作之中,往往须靠这种副料,方才可以考见.④

第二,各家哲学的学派系统、传授源流,几乎全靠这种副料作根据.⑤

第三,有许多学派的原著已失,全靠这种副料里面,论及这种散佚的学派,借此可以考见他们的学说大旨.⑥

同样的,出土文献也可分“原料”、“副料”两类,它们不仅可以如上文所论作为文学研究的文本,而且可以成为文学研究的“副料”,为研究者提供更多的背景材料.通过这些“副料”,研究者可以触摸过去的时代脉搏,全面深入地了解并还原研究对象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考见研究对象的家世生平,辑录业已散佚的相关著述.

文学史研究的目的当然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作家作品的孤立分析上,而是要在大文化视野的观照下,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从中揭示文学的发展演变规律,指导今天文学活动的健康进行.胡适在谈及哲学史研究的目的时指出,“明变”、“

该文是现代汉语专业诸子论文范文，主要论述了诸子类毕业论文,与出土文献与诸子散文谫相关论文范本，适合诸子及儒家及散文方面的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诸子相关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盖《论》、《孟》之书,为说理文之初型,主于记言,以章为单位,其分篇目者,皆后来编次之为.故篇题皆即首章摘字为之,明其本始但有章之观念也.庄子篇题,已非摘字而成,乃系表示其中心思想,然一篇之中,各章若断若续,犹不能谓有篇之观念.荀、韩之文,则据题抒论,题即文之中心思想,文亦题之充分发挥,于是篇之观念成立,然尚未尝自集诸篇以为一书.及吕不韦之门客,始合八览、六论、十二纪以为吕氏春秋,系统分明,而书之观念乃定.章进为篇,篇更进为书,遂先为秦诸子书最完密之形式.⑦

程先生较为准确地描摹出诸子散文发展演进的脉络,但是他们对于诸子散文发展沿革的论述都是着眼于诸子散文的整体面貌而言,没有专门涉及处于“显学”地位的儒家散文的因革变迁.先秦儒家散文研究也当阐明其源流,明确其因革变迁之线索,厘清其是如何从《论语》的简括平易、迂徐含蓄一变而为《孟子》的气势恢宏、辞锋雄辩,再变而为《荀子》的绵密严谨、说理透辟的.这里固然有当时诸子横议、百家争鸣的外部学术大背景的影响,但更有儒学自身内在发展的要求.先秦所谓文学实乃文章学术之谓,学术的发展推动着文章的发展,诸子散文规模体制的发展变化无一不是与学术的发展进程相一致.儒家散文的发展演变也是如此,即先秦儒学的发展推动着儒家散文由简易渐趋恢弘.

分析孔、孟、荀所处的学术语境可以发现,孔子处于春秋末期,此时虽已礼崩乐坏,但礼乐对世人心理的习惯影响还在.当时也还没有出现可与之分庭抗礼的学说,故孔子立言,并不需展开充分论证.因此,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论语》多是不加润色的语录,这恰是史官记言传统在私学中的反映.孟子生活的时代正是百家争鸣的时期,儒学面对的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现实挑战,故孟子“好辩”,书诸文字则形成了《孟子》的文章特征.荀子生活在政治统一的前夜,一方面,法家、兵家大行其道,儒学已经边缘化了；另一方面,政治的统一要求学术思想的统一,百家争鸣此时已到了总结时期.荀子以极为理性的精神,综合百家,对儒学作了更切实际的损益,从而为儒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所以,荀子的思想书诸文字则形成了《荀子》结构谨严、沉着厚重的风格.

这里,我们依据学界历来公认的可信材料分析了孔――孟――荀之间的思想及文章演变,但对孔、孟之间一百多年的儒家思想与文章的发展脉络却未能给出合理的描绘,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一百多年的文献几于空白.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如前所述,一是文献的大量散佚,二是一些侥幸保存下来的零星材料又因为疑古过甚而遭弃置.因此,就先秦儒家散文发展而言,要明了其间的因革变迁线索实属不易,因为这中间缺失了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七十子及其后学――这一最直接的逻辑链条.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学者陈澧曾经专门论述了先秦儒书的发展演变.

古者,记言之体有三.其一闻而记之.所记非一时之言,记之者非一人之笔,汇集成篇,非著书也,尤非作文也.《论语》是也.其一传闻而记之.所记非一时之言,记之者则一人之笔,伸说引证而成篇,此著书也.《坊记》、《表记》、《缁衣》是也.其一亦传闻而记之.记之者一人之笔,所记者一时之言,敷演润色,骈偶用韵而成篇,此作文者也.《礼运》、《儒行》、《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是也.⑧

根据陈澧的观点,儒家著作约可分为三种记言体：一为《论语》的“闻而记之”者,一为《坊记》、《表记》、《缁衣》的“传闻而记之”者,一为《仲尼燕居》、《孔子闲语》、《儒行》、《哀公问》之类的“亦传闻而记之”,但所记为一人一时之言,经敷衍润色而成者.此三种记言体,“皆记孔子之言,而其体不同”.“体”的不同,正在于文章篇制从“闻而记之”到“伸说引证而成篇”,再到“敷演润色,骈偶用韵而成篇”,先秦儒家散文由简而繁,由质而文,发展脉络,时代先后,即可由此推知.

陈澧论述先秦儒家散文的演变,未论及孟子、荀子.其主要着眼点在孔、孟之间,恰好弥补上了前述先秦儒家散文发展中缺失的关键一环.这样,整个先秦儒家散文的发展脉络就清晰而完整起来.不幸的是,一方面,由于陈澧在学术史上主要不是以文学家面目示人,其著述并不为治文学史者所重视,此则材料因此被忘却；另一方面,因陈澧文中提及的《坊记》、《表记》、《缁衣》、《仲尼燕居》、《孔子闲语》、《儒行》、《哀公问》之类材料的作者与成书时代历来争议过大,使得即使注意到这则材料的文学史研究者也可能会将其弃之不顾.正因为如此,陈澧的观点少有人接受,更难激起学术上的共鸣.

孔、孟之间正是七十子及其后学的活动时期,《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其部分材料,但如前文所述,这些材料多已散佚,今人无法一睹其真面目.《礼记》等传世文献中虽然保留了一些孔孟之间的材料,但一直被当作两汉的作品而被排斥在先秦诸子散文研究的视阈之外.郭店楚简、上博竹简的发现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先秦诸子散文研究中文献不足的缺憾,而且救活了一大批曾被判为伪书的七十子及其后学材料的生命,使我们得以重见“七十子”.根据学术界的研究,这批竹简的书写年代约在公元前300年之前,应当就是班固在《汉志》自注中所云的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的东西.仅就郭店楚简而言,庞朴先生称其“解决了在中国儒家思想发展上遗留的重要问题,填补了孔子到孟子之间的思想理论空白.”⑨当我们借助郭店楚简及其被它救活的所谓“伪书”了解了孔、孟之间的思想发展轨迹时,与儒家学术发展相适应的儒家散文在这一阶段的演变线索也就大体清楚了.

《论语》是孔门弟子对孔子语言的“直录”,少有铺张润色,语言平易质直；《孟子》长于譬喻,词锋犀利,富有气势.仅从文章写作而言,两者之间似乎发生了一大飞跃.但是,当我们仔细分析了处于孔、孟之间的郭店楚简、上博竹简中的诸多篇章后就会发现,这种所谓的“飞跃”,两者之间是有过渡的台阶的.郭店楚简中的《语丛》、《性自命出》、《五行》等篇目已经开始注意行文的结构,讲究语言修辞的运用,孟子散文中常见的用譬喻来增强说理形象性的方法在这些篇目中已不罕见.由此可知,随着学术活动的深入,先秦儒家散文乃至整个诸子散文在这个时期已渐趋成熟,孟子、荀子散文当由此发展而来.这样,利用出土文献不仅可以接续儒家散文发展链条中失落的一环,而且可以使我们看到,儒家散文至少在战国早期就已经相当成熟.接续孔、孟之间失落的一环,厘清先秦儒家散文发展轨迹,这正是利用新材料所取得的一个突破.

注释

①张心：《伪书通考》,商务印书馆,1954年.②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9页.③陈柱：《中国散文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2、44、2页.④⑤⑥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7―8、11、3页.⑦程千帆：《先唐文学源流论略之二》,《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⑧陈澧：《东塾读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65页.⑨庞朴：《古墓新知──郭店楚简的价值》,《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