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中国文学的“民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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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的发展在近百年来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时段,无论我们名之为“新文学”、“现代文学”还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都不能改变“千年巨变”的基本事实.要详尽准确地描述这些事实,就需要我们返回到中国社会历史本身的结构形态,于是近年来书写“民国文学史”的呼吁再度兴起.在我看来,究竟在“文学史”之前冠名怎样的“前缀”是一回事,而认真剖析这一时段文学的特殊形态则同样是更为紧迫的学术任务,深入考察中国文学“民国机制”的意义正在于此.

我以为,中国文学在结束自己的古典机制,逐渐形成“民国机制”的过程中,有两个时间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一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二是1917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前者奠定了文学发展的新的国家体制的基础,后者酝酿了坚实的文化结构与精神空间.

在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里,文学艺术作为个人精神的产品,自有其社会公众需要的生存空间.这样的公众需要空间,以其自在自律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国家政治的强力控制.不过,对于正在结束“帝王专制”时代的中国文学而言,却无法享受这样的自在自律.鉴于传统专制对于社会资源的绝对控制,现代中国公众空间的出现和建立都有赖于国家体制问题的整体改变.这也就是说,现代中国的新的文学样式的产生并不单纯是个人精神创造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宏观的国家新体制的建立.

辛亥革命正是这一国家新体制建立过程的开始.

在大陆中国既往的历史评价中,辛亥革命或者被描述为“既成功又失败”的革命,甚至干脆就是“一次失败的革命”,虽然从总结历史教训的角度不无道理,但却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忽略了这场革命对现代中国国家体制建立的根本意义.晚年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总结说得好：“此役所得之结果,一为荡涤二百六十余年之耻辱,使国内诸民族一切平等,无复轧砾凌制之象.二为划除四千余年君主专制之迹,使政治于此开始.等此其结果之伟大,询足于中国历史上大书特书,而百世皆蒙其利者也.”以现代“政治”取代“君主专制”,这样的意义怎么估价也不过分.袁世凯获得了中华民国的总统大权,这里的权力更迭本身并不是“辛亥革命的失败”,而应该说是现代政治合理妥协的一种形式――革命者出让“总统”的权力赢得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合法存在,这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艰难而重要的一步.至于袁世凯后来称帝的闹剧,当然不能说是辛亥革命与民国制度的目标.而且恰恰由于“民国”国体理念已经得以保存,包括各路军阀势力都不再能轻易摆脱这一框架的制约,所以才最终导致了复辟的破产.即便是对“旧主义革命”批评甚多的也说过：我们写历史时常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时皇帝.”“孙中山比改良派又更进一大步；他公开号召实行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临时政府,并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这里的历史“规约”就来自于现代国家体制――按照的概括就是“共和国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虽然在具体的细节上,它尚有许多亟待完善之处.

以政治为目标的现代国家体制,其根本的原则便是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而只有在一个公民权利被充分保障的社会里,知识分子的精神创造才可能获得根本的尊重,新的感受、思考、写作与传播的社会环境的出现,这是中国文学进入崭新的“现代百年”的基础.晚清废科举、兴报业,可以说是为现代职业作家的出现创造了最初的经济条件,而民国建立、现代国家体制的设计则从政治与法律的层面上保证了知识分子的生存与.

辛亥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提出了保障现代政治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人民平等,言论、集会、结社、信教、营业自由；法律由议会制定,议员由人民选举产生.该约法为各省所效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更于1912年3月11日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主权在民的根本原则.《临时约法》规定,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享有、诉讼、考试、选举和被选举等权利.在此之前,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就职宣誓是：“以忠于国,为众服务.”以民为奴的专制统治就此结束,国家政府“服务人民”、“天下为公”的时代全新展开.1912年1月28日,中国第一个国会――参议院正式成立,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权力分离、相互制约.为预防和警惕强人专权的出现,民国立法者进一步修改总统共和制为责任内阁制.在1912年的全国大选中,登记的选民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0％,结党参与政治竞争成为民国初年的风景,一时间,新兴民间团体达682个之多,其中基本具备近代政党性质的团体共有312之众,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这样的制度设计的保障,这样以国家宪法形式出现的庄严承诺,极大地唤醒了知识分子的维权意识,也是他们的主动维权,最终为自己开辟了比较广阔的言论空间.就是在政党、社团开始参与国家政治的过程中,报纸杂志广泛评论时事,报道各种国家政治事件,临时政府内务部曾经颁布报律予以限制,但立即遭到报界的联合反对,后经孙中山出面于预,终于取消成案.到袁世凯执政时期,先后颁布了《报纸条例》、《出版法》、《陆军部解释“报纸条例”第十条第四款军事秘密之范围》、《报纸条例未判案件包括于检厅侦查内函》、《报纸侮辱公署依刑律处断电》、《修正报纸条例》、《新闻电报章程》、《戒严法》、《治安条例》、《预戒条例》、《著作权法》等,严厉打压新闻出版自由,以至酿成了中国现代出版史上著名的“癸丑报灾”：从1912年4月到1916年6月袁世凯当权期间,“全国报纸至少有71家被封,49家被传讯,9家被反动军警捣毁；新闻记者至少有24人被杀,60人被捕入狱”.不过,这样被封、被传讯、被捣毁、被杀、被捕的过程,同样是知识分子奋起抗争的过程,到后来,在袁世凯病逝之后,继任的北洋军阀统治者,不得不宣布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废止或者修改了袁世凯政府颁布的《报纸条例》等一些法律法规,解除了一些新闻禁令.自“五四”到“三一八”惨案,中国知识分子捍卫、面对执政当局展示舆论力量的勇气已然形成了自己强大的传统.1927年以后的政权不断加强对舆论监控和对的限制,同样也不断被左翼知识分子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抨击和挑战,而构成抨击和挑战的根据也包括了民国初年国家体制对的庄严承诺.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健将钱玄同在1919年激动地写道：“若从中华民国自身说,它是公历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产生的,那一日才是中华民国的真纪元.就中国而论,这日是国民做‘人’的第一日；就世界而论,这 日是人类全体中有四万万人脱离奴籍,独立做‘人’的一个纪念日.这真是我们应该欢喜,应该庆贺的日子.”钱玄同准确地体察了辛亥革命的“民国”理想之于新文化创造的重大意义.

胡适在谈到辛亥革命时说：“这个政治大革命虽然不算大成功,但是它是后来种种新事业的总出发点,因为那个顽固腐败势力的大本营若不颠覆,一切新人物与新思想都不容易出头.戊戌(1898年)的百日维新,当不起一个顽固老太婆的一道谕旨,就全盘推翻了.”这是关于辛亥革命之于现代文化史的清醒定位.

一般认为,鲁迅对辛亥革命失望居多,批评甚烈,因为鲁迅说过：“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的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了他们的奴隶了.”其实,鲁迅的感叹、失望乃至愤懑,与其说是他对辛亥革命的否定,还不如说是恰恰出自他对革命理想的缅怀,因为,鲁迅紧接着又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我

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

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我觉得许多烈士的

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我觉得什

么都要从新做过.退一万步说罢,我希望有人好好

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

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

也就是说,鲁迅依然尊重和维护着辛亥革命与“民国”的理想,尤其因为这样,他才更不愿看到这些理想被亵渎、被遗忘、被扭曲的现实.他撰文纪念孙中山,反击“奴才们”对革命先烈的讥笑糟蹋：“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的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中,鲁迅又说：“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将“民国”与“剪辫的自由”相提并论,这并不是对革命成果的讽刺与轻蔑,因为,在清代以来中国的“身体政治史”上,由“剪辫”而引发的历史惨剧曾经是那么的惊心动魄.“民国”诞生后,中国人至少拥有了“剪辫的自由”,拥有了支配自己身体的某种“人权”,这是摆脱奴隶、成为主人的开始,虽然这权利还那么脆弱、那么单薄,但它却是通向未来的第一块基石.

中国历史的民国岁月,尽管风风雨雨,坎坷波折,尽管后来依然出现了令人窒息的黑暗,尽管孙中山等“革命先行者”的共和理想未必真正实现,但作为国家体制对广大国民的最初的承诺和理想的设计无疑是激动人心的,于是,在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的感受中,“民国”都包含了这么一种承诺的温暖的记忆,正是这种记忆不断激活他们作为“国家主人”的坚强意志,不断为中国的现代文学提供“主人的”而不是“奴隶的”精神产品.